30.先斬後奏。《後漢書·酷吏傳序》：“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奸宄，先行後聞。”注雲：“先行刑，後聞奏也。”此即今人所謂先斬後奏者。今各直省督撫遇重驅，有先請王命，即行正法之條，亦可謂之先斬後奏，即古人之先行後聞矣。
31.謾上不謾下。《宣政雜錄》載：“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之。因其製作之法，謂曰謾上不謾下。”按：此語不甚分明，今人有瞞上不瞞下之語，似即本此，而以瞞為謾。
32.刁風。桂未穀曰：“今之善訟者，謂之刁風。”此字循習，不察久矣。《史記·貨殖傳》：“而民刁悍。”《索隱》雲：“言如雕性之捷悍也。”吏胥苟趨省筆，以刁代雕耳。
33.六曹。今上下衙門，皆有吏、戶、禮、兵、刑、工六科房。《群碎錄》雲：“此為六曹，相傳為宋徽宗所設。”是也。若《文獻通考》言：“政和初，改各州推、判、參軍為士、戶、儀、兵、刑、工六曹掾，則為今經曆、照磨之屬，非吏胥矣。”
34.門子。今世官廨中有侍僮，謂之門子，其名不古不今。《周禮》：“正室謂之門子。”注雲：“此代父當門者，非後世所謂門子也。”《韓非子·亡征篇》：“群臣為學，門子好辨。”注雲：“門子，門下之人，此稍與侍僮相近。”《唐書·李德裕傳》：“吐蕃潛將婦女嫁與此州門子。”《道山清話》：“都下有賣藥翁，自言少時曾為尚書門子。”則竟屬今所謂門子矣。
35.八字例。服官不能不讀例，讀律不能不讀例。例分八字，則以、準、皆、各、其、及、即、若之義，不可不先講求也。以者，與實犯同，謂如監守貿易官物，無異實盜，故以枉法論，並除名刺字，罪至斬絞並全科。準者，與實犯有間矣，謂如準枉法、準盜論，但準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罪止杖一百、流三千裏。皆者，不分首從，一等科罪，謂如監臨主守職役，同情盜所守官物，並贓滿數，皆斬之類。各者，彼此同科此罪，謂如諸色人匠，撥付內府工作者，若不親自應役，雇人冒名，私自代替，及替之人，各杖一百之類。其者，變於先意，謂如論八議罪犯，先奏請議其犯十惡，不用此律之類。及者，事情連後，謂如彼此俱罪之贓及應禁之物，則人官之類。即者，意盡而複明，謂如犯罪事發在逃者，眾證明白，即同獄成之類。若者，文雖殊而會上意，謂如犯罪未老疾，事發時老疾，以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者，亦如之之類。
幾年前我曾寫過一篇題作《曆史與演義》的文章，其中有一大段涉及蔡東藩和他的通俗演義，文中寫道：
“中國有一套自黃帝開始至清朝為止，延續不斷，隻有重複而不中斷的二十六史。但是這樣一套通貫古今的大書要求國人都去閱讀，實難行通。所以有些有識有學之士，以自己熟讀史書的功力，把許多史事和人物消化咀嚼，加以故事化、情節化和通俗化，改寫成演義，把演化出來的曆史大義普及到萬民之中，起到了一定的存世教化作用。我的一位鄉先輩和遠房姻親蔡東藩先生，僻居在一處名叫臨浦的小鎮上，教讀之餘，撰寫了篇帙繁複的曆朝通俗演義，為一般平民提供了良好的曆史讀物。我生也晚，未能麵謁受教，但聽父輩說，蔡先生對史書幾乎是倒背如流，會講故事，文筆也快。雖然生活條件很差，仍然寫作不輟。他寫這麼大套書，可經濟所得無幾，而經營這套書的會文堂書店卻發起來了。我學曆史就是從蔡先生這套書入門的。後來有不少史學同道也多受此書啟蒙，更有很多不專攻曆史的人也都從中得到古今曆史的大概。”（《來新夏書話》頁121，台灣學生書局出版，2002年10月）
這是我對蔡東藩一次很粗略的勾畫，隻表達一種仰慕之情，而對這樣一位留下大量精神財富的史學大家的生平與事業，顯然是論述非常不足的。多年來總感到這是對鄉先賢的一種負疚。因此特就其人其書作一論述，以盡後學闡幽抉隱的職責。
一、一位具有高尚品格的通俗史學家
儒家亞聖孟軻曾對學者的最高品格境界作過具體的界定，他在《孟子·滕文公下》篇中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意思是隻有三者具備，方稱得起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若衡之於蔡東藩先生的生平行事，誠無愧於三者。
蔡東藩（1877—1945）名成，字椿壽，浙江蕭山臨浦鎮人。他的一生正處在中國近代曆史發生巨變的時代，他經曆了甲午戰爭的中國失敗，維新變法的慘痛，八國聯軍的瘋狂侵略，辛亥革命的推翻帝製，袁世凱的帝製自為，北洋軍閥的紛爭混戰，以及中國人民的八年抗日等驚天動地的事件。世事紛擾，山河破碎，不能不使這個長期接受傳統文化教育的知識分子，日益加深其憂患意識，而不自覺地熔鑄了他具有儒家學者三項標準的優秀品格。
他出身貧寒，過著簞食瓢飲的日子，住著以教讀抵租金的居室，雖是比較簡單的鬥室，但他因其臨近浦陽江一支流而命名為“臨江書舍”或“臨江寄廬”，不過並無任何標識，隻求自得其樂；吃的是青菜豆腐，穿的是一襲青衫，可是，他並不以此清貧生活為苦，依然教讀行醫，著述不輟。他在光緒十六年（1890）年僅十四歲時，即成秀才，為鄉人親友所稱讚，後科場不順，多次失意，直至宣統二年（1910）三十四歲時，才以優貢朝考，名列一等，分發到福建候補知縣（一說分到江西。此據蔡氏後人所撰《年表》）。如果他能降誌辱身混跡官場，也許能博取富貴，但一則他家境貧寒，無力應酬；再則他看到官場各種蠅營狗苟的無恥惡習，就在館驛中奮筆疾書了明示誌趣的話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我枉文以求知，已增慚汗。如果再枉道以求官，那等於為國添一蠅狗，即為國家多一蟊賊。負己尚可，負國負民，斷不可以。”（蔡福恒：《正直為人不阿時好》）這些慷慨激烈的言辭，實為腐敗官場所罕見，從此，他決意敝屣榮華，告病歸裏，重回“君子固窮”的舊日生活。他手無縛雞之力，不過一介書生，但能臨危不懼，鐵骨錚錚，當他所寫《民國演義》問世後，因秉筆直書，有觸犯軍閥劣跡處，遂遭武夫恐嚇，彈頭威脅，有人亦勸其曲筆，“隱惡揚善”，但他決不為動，寧願擱筆，決不曲筆。蔡東藩的種種立身行事，應說是合乎孟子對於大丈夫的三項要求，而稱得起是一位善於繼承優秀文化傳統的真正儒者。
蔡東藩又是一位教育家，他不僅就館人家，設帳施教，還擔任過蕭、紹地區的中小學教師。他為了更廣泛地引導學生接受新思想新風尚，特為精選了中外有關政治曆史的論說文80篇，編為《中等新論說文範》一書。他在該書自序中明確表述了編選主旨是：“夫我伸我見，我為我文。不必不學古人，亦不必強學古人。不必不從今人，亦不必盲從今人。但能理正詞純，明白曉暢，以發揮新道德、新政治、新社會精神，為新國民之先導足矣！”
蔡東藩自絕望於官場，即傾其畢生精力於著述。他一生著有《中等新論說文範》、《續增幼學故事瓊林》、《留青別集》、《留青新集》、《續增唐著新尺牘》、《內科臨證歌訣》、《客中消遣錄》、《楹聯大全》、《風月吟草》、《寫憂草》和《浮生若夢》等，而他用力最勤，成就最大，影響最深的著述，則無過於他耗時十年所撰成的《曆朝通俗演義》。正因為有這樣一部通貫古今的通俗史學巨作，才使他贏得通俗史學家的美譽。
二、一套通貫古今的《曆朝通俗演義》
蔡東藩著述很多，但能享盛名而傳之久遠的，則是《曆朝通俗演義》。蔡東藩之所以能以極大的毅力完成這套通俗曆史著述，絕非一時衝動的偶然行為，而是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礎。他身經國運艱危，目擊風雨飄搖，不可避免地會像同時代有些知識分子那樣，受到“救亡圖存”時代潮流的衝擊。當時，“實業救國”、“教育救國”、“富國強兵”等課題，流傳於社會。蔡東藩也必然會結合自己的條件作自己的選擇。他深明亡史亡國的教訓，而要用自己的文史知識和禿筆凹硯寫出兩千多年中國曆史的興衰治亂，用以警覺民眾，振奮精神，以實現其“演義救國”的素誌。就在他思考醞釀過程中，辛亥革命爆發，給他帶來了希望的曙光，但迎來的卻是北洋軍閥集團的統治和袁世凱的帝製自為，蔡東藩在這種政治惡行的刺激下，決定先從《清史通俗演義》開始，其主要目的是以這個被推翻的專製政權為靶的，以筆伐“洪憲帝製”。他在《清史演義》的自序中，即已明確自陳其主旨說：“孰知時事忽變，帝製複活，籌安請願之聲，不絕於耳。幾為鄙人所不及料”，於是就在1915年秋動筆，用傳統的章回體撰寫《清史通俗演義》，至次年秋脫稿（蔡福源：《蔡東藩年表》，一些研究者根據蔡氏《清史演義》自序所署“中華民國五年七月”而定始撰年代為1916年，但1916年是成書年代，非始撰年代，應以蔡氏後裔所撰《年表》為據）。以後又陸續撰寫各朝演義，直至1926年。總共撰寫了十一部，分別是：前漢、後漢、兩晉、南北史、唐史、五代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和民國史。據有人統計共651萬餘字，1040回。如再加上蔡氏別撰的《慈禧太後演義》和增訂的《中華全史演義》，則將達到724萬餘字（陳誌放：《關於蔡東藩生平的一些釋誤和質疑》）。其規模不可謂不大，誠無愧為巨帙，而蔡氏所經辛勞艱難，亦足令後人景仰矣！至其寫作成書問世的次序，則以由近及遠和寫作條件成熟與否來定。它們的次序是：清史、元史、明史、民國、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史、兩晉、前漢、後漢等十一部。
蔡東藩對《曆朝通俗演義》中的每一部書都撰有自序。這些序不是裝點門麵的泛泛之作，而是他集中表述其通俗史學觀點的重要資料，是應該認真研讀的。從序中的一些論述足以見這些演義著作的主旨和體例。蔡東藩為了撰寫這套書曾博覽正史稗說，融會貫通，出以真實通俗筆墨。他在各序中一再聲稱：“事必紀實，語不求深，合正稗為一貫，俾雅俗之相宜。”（《後漢演義》自序）“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軼聞為緯，不尚虛誣。”（《唐史演義》自序）他陳述自己的寫作目的是“但以淺近之詞，演述故乘。期為通俗教育之助雲爾！”（《前漢演義》自序）他要求自己對一朝重大史事不遺漏，如對前漢史事的論述是“所有前漢治亂之大凡，備載無遺”（《前漢演義》自序）。而元朝是史事繁雜，又不為一般人所熟悉，所以他用力特勤，自稱：“事皆有本，不敢臆造，語則從俗，不欲求深。於元代先世及深宮軼事，外域異聞，凡正史之所已載者，酌量援引，或詳或略；正史之所未載者，則旁證博采，多半演入。”（《元史演義》自序）《元史演義》是蔡東藩融合中西史籍的力作，史料的搜集和考辨的功力甚深。吳澤先生曾撰《蔡東藩〈元史演義〉的史料學研究》一長文，分回進行詳盡的辨析，肯定了蔡東藩“對正史、稗史之間的‘異同’處，做了一番審慎的‘考異’、‘參證’和‘兼收’、‘並蓄’的工作的”。蔡東藩對曆史是持論公正而不為時論所左右，如對流傳市肆間的私家雜錄就“不能無慊於心，憬然思有以矯之”，於是當為清史定位時，即作出了自己的論斷說：“革命功成，私史雜出，排斥清廷無遺力，甚且摭拾宮闈事，橫肆譏議，識者喟焉。夫使清室而果無失德也，則垂之億萬斯年可矣，何至鄂軍一起，清室即墟？然苟如近時之燕書郢說，則罪且浮於秦政、隋煬。秦、隋不數載即亡，寧於滿清而獨永命，顧傳至二百數十年之久歟？”（《清史演義》自序）充分體現他寫曆史演義必須寫曆史真實的觀點。
尤其令人敬佩的是，蔡東藩勇敢地突破當代人寫當代史的種種阻塞而秉筆直書。他在《清史演義》自序中說：“至關於帝王專製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懸為炯戒。”《清史演義》著手於民國四年秋，正是袁世凱籌辦帝製甚囂塵上的時候，而成書的次年秋，又是袁世凱自斃之時。這不是巧合，而是作者有意識的行為。從中也能約略窺知撰者為什麼把《清史演義》的寫作提到第一位的奧秘所在。而自序中的詞語也正是作者對“洪憲帝製”的曆史鞭撻。民國十年正是“直皖戰爭”給民眾帶來兵燹災禍之際，蔡東藩更運其如椽之筆，進一步地投槍於軍閥統治的黑暗現狀，他在自序中對民國十年來的政治狀況作出曆史的總評說：“自紀元以迄於茲，朝三暮四，變幻非常，忽焉以非為是，忽焉以是為非，又忽焉而非者又是，是者又非，膠膠擾擾，莫可究詰。繩以是非之正軌，恐南其轅而北其轍。始終未能達到也。”繼之，他曆數民元以來的動亂不寧，更明確表達其正直的史德說：“竊不自揣，謹據民國紀元以來之事實，依次演述，分回編纂，借說部之體裁，寫當代之狀況。語皆有本，不敢虛誣。筆愧如刀，但憑公理。我以為是者，人以為非，聽之可也；我以為非者，人以為是，聽之亦可也。”史家應有風骨，於此可見，亦無怪乎軍閥武夫為之懼，而出以威脅之劣行！
蔡東藩在曆史編纂法方麵，也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著述雖以“演義”為名，但並不是相沿所謂的“演義體”如《東西漢演義》、《三國演義》等等。他不滿意《三國演義》之類的演義書，他在《後漢演義》自序中曾有所評論說：“若羅氏所著之《三國誌演義》則膾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評定，而價值益增。然與陳壽《三國誌》相勘證，則粉飾者十居五六。壽雖晉臣，於蜀魏事不無曲筆，但謂其穿鑿失真，則必無此弊。羅氏第巧為烘染，悅人耳目，而不知以偽亂真，愈傳愈訛，其誤人亦不少也。”蔡氏就以此觀點指導整套通俗演義的寫作而自成一“新演義”體。“新演義”體的特色是，博覽群籍，廣搜史料，文筆力求通俗，敘事端在真實，間入稗史遺聞，不過修飾文字，敷衍情節，要不得脫離曆史正軌。他還采用夾批、後批和注釋等手法，以發揮自己的史觀、史識。這一“新演義”體裁，很適於普及曆史知識，供社會教化之助。頗便於以國史回歸國人，鼓呼民氣，盡史家之職責，所以，時“新演義”體固不得以小道視之，而當譽之為通俗史學，並堂皇列位於史部之一目。後之以曆史為題材而著筆為曆史小說者，何不取法乎此？等而下之，其戲說曆史，褻瀆曆史者流，亦當自愧於先賢！
總之，蔡東藩以十年寒窗之功，囊括兩千餘年史事，成《曆朝通俗演義》11部600餘萬字，其有功史學自不待言！其對後世的影響，也鑿鑿有據，不僅有多種版本，巨大印數，為眾多讀者所喜讀；也為一些中小學采用作教學補充讀物，當1936年該書出版第四版時，江蘇省立南京中學校長張海澄曾函告會文堂說：“《曆朝通俗演義》於中等學校學生文史知識，裨益非淺。用特采作課外補充讀物。”（柴德賡《蔡東藩及其〈曆朝通俗演義〉》）甚至如毛澤東這樣具有豐富曆史知識的政治人物，也在外侮日亟、山雨欲來的抗戰前夕的1937年1月31日致電李克農，求購《曆朝通俗演義》二部，作為床頭翻讀之書（1986年9月7日《光明日報》）。至於蔡東藩對曆史演義的創意與成就，更應該受到後世的尊崇和仰慕。尊之為通俗史學家，誰曰不宜？當然，蔡東藩的曆史觀點，也不無可議之處，如對婦女的看法，對太平天國的評論，對現實政治的缺乏足夠認識等等。這些不能不說是由於時代的局限和鄉居陋巷的閉塞所致，似乎不宜多加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