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雜書中對此也多有所記，其中最完整清楚的是明清之際周亮工的《閩小記》，他在福建做官多年，所知應較確。《閩小記》卷下有專條記其事說：
萬曆中，閩人得之外國。瘠地砂礫之地，皆可以種。初種於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近則長樂、福清皆種之。蓋度閩海而南，有呂宋國；度海而西為西洋，多產金銀，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國金銀皆轉載於此以通商，故閩人多賈呂宋焉。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而是，不待種植，彝人率取食之。其莖雖蔓生，如瓜簍、黃精、山藥、山蕷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為粉。其根如山藥、山蕷，如蹲鴟者。其皮薄而朱，可去皮食，亦可熟食之。可熟食者，亦可生食，亦可釀為酒。生食如食葛，熟食色如蜜，其味如熟荸薺，器貯之有蜜氣，香聞室中。彝人雖蔓生不訾省，然吝而不與中國人，中國人截取其蔓咫許，挾小蓋中以來，於是入閩十餘年。其蔓雖萎，剪插種之，下地數日皆榮，故可挾而來。其初入閩時，值閩饑，得是而人足一歲。其種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崗，皆可以長，糞治之則加大。天雨根益奮滿，即大旱、不糞治，亦不失徑寸圍。泉人鬻之，斤不值一錢，二斤而可飽矣。於是耄耆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饑既得充，多焉而不傷，下至雞犬皆食矣。
許多著作對番薯於明萬曆時始由東南亞傳入中國，已無疑義。但在影劇《唐知縣審誥命》和《七品芝麻官》中有“當官不與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兩句名言，由於它貼近現實，所以流傳甚廣；但卻與曆史有不盡符合之處。當然，影劇家完全可以不切合事實虛構，也可以寫“不是曆史”的曆史劇，甚至於為了把曆史學家氣得吐血，故意違背曆史；但是，曆史學家也有權講曆史。唐知縣是作為明嘉靖時人出現的劇中人物。嘉靖的下限是1566年，而番薯傳入的萬曆，其上限是1573年，以最近年距計，中間還隔了明穆宗一朝六年。顯然，嘉靖時番薯尚未傳入中國，則唐知縣也必無紅薯可賣。附證於此，庶免以訛正是，甚至以訛攻是！
（天津《今晚報》1998年12月1日）
2004年初夏，我應山東聊城大學之邀。去參加傅斯年先生學術討論會。在會議結束的那天下午，東道主安排與會者參觀海源閣。這對我是久已向往的事，但到海源閣時，卻令人大失所望，庭院寬敞明淨，而藏書空無一物。文獻記載海源閣曾經多次劫難，但萬難想到是這種蕩然無遺的情狀。我癡癡地站在海源閣的庭院中，眼前似乎展現了一幅海源閣滄桑變幻的景象。
海源閣是清代後期北方的大藏書家。它與常熟瞿氏的鐵琴銅劍樓、歸安陸氏的皕宋樓、錢塘丁氏的八千卷樓，並有晚清四大藏書家之稱，而與常熟瞿氏以分享汪氏藝芸書舍的善藏而有“南瞿北楊”的美譽。建閣的主人是清道光時期的大吏楊以增。楊以增乾隆五十二年生，鹹豐六年卒（1787—1856），字益之，號至堂，又號東樵。道光二年（1822）進士，曆任貴州知縣、湖北、河南道台、陝西布政使，官至江南河道總督。道光二十年（1840）在故鄉山東聊城萬壽觀街路北楊氏宅院中建海源閣藏書樓。清代文學家梅曾亮為其撰《海源閣記》，言其閣之命名雲：“名藏書閣曰海源，是涉海而能得所歸者歟！”以讚美主人廣事搜求的誌向。海源閣從楊以增建閣，曆經子楊紹和、孫楊保彝、曾孫楊敬夫共四世百餘年而敗落。楊氏藏書自楊以增父輩始，但大規模的聚書則在楊以增任河道總督時，當時正值江南戰亂，私家藏書紛紛散出，楊以增乘便購得大藏書家汪士鍾藝芸書舍的大部分藏書，並借河道總督職權之便，南書北運，充實了海源閣的藏書。藝芸書舍原藏除黃丕烈士禮居大部分舊藏外，還收有楓江周仲漣水月亭、吳縣袁又愷五研樓和元和顧抱衝小讀書堆藏書。之後，楊以增又陸續得到鮑氏知不足齋、惠棟紅豆山房、秦氏石研齋、海寧陳鱣、陽湖孫星衍、大興朱筠、無錫朱曉屏和山東李夢弼、邢太樸等藏書家的舊藏。楊氏還珍藏有宋版書《詩經》、鄭玄注《三禮》和前四史，乃另辟“四經四史之齋”作為專藏，隨著藏書的增多，楊以增在海源閣外又建“陶南山館”以藏書。奠定了海源閣豐富藏書的基礎，為時人譽稱“蔚然為北方圖書之府”。
海源閣的第二代主人是楊紹和，楊紹和道光十二年生，光緒元年卒（1832—1875），字彥和，又字勰卿。同治四年（1865）進士，任翰林院編修。他對海源閣的最大貢獻是購藏了清宗室怡府弘曉樂（明）善堂的大部分藏書。樂善堂自清初以來即搜求了若幹著名大藏書家的藏書，如毛晉的汲古閣、錢曾的述古堂等，在修四庫時，又以皇室而免征，所以有“大樓九楹”之藏。同治即位時的“祺祥政變”中，其後裔端華因涉及肅慎事件被殺，藏書大量流散，楊紹和正任官京師，遂大量收購，運回海源閣，與其父楊以增的來自南方的藏書，彙聚一處，成為南北藏書精華的彙集所，藏書數量及規模越各家之上。
楊紹和及其子楊保彝曾為海源閣藏書編過如下幾種書目：
1
《楹書隅錄》初編五卷，續編四卷。初編是楊紹和於同治二年至三年間所撰，所藏宋元善本多已錄入。續編為同治十年楊紹和在京命保彝抄寄各書題跋編成的，以著錄抄校本為主。光緒十九年至二十年楊保彝刻行，為善本提要目錄，共收宋本85部，金元本39部，明本13部，校本107部，抄本24部，共計268部。
2
《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四卷一冊，楊紹和編撰，海源閣謄清稿本，現藏北京圖書館。該目共收宋本103種，元本95種，校本133種，抄本66種，共計397種。書目先分經史子集四部，四部下按版本時代和性質分為宋、元、明、校、抄各類。每類先錄已見《楹書隅錄》初續編者。每書下著錄書名、卷數、冊數、函數，但無解題。
3
《海源閣藏書目》一卷，楊紹和撰，有光緒十三年江標寫刻本。江氏所據者為汪鳴鑾抄本，另有孫傳鳳同名抄本，著錄內容與江目基本相同，僅多出江目三種。所不同者，孫抄本於書名上均冠以宋元本名稱，而江目則無。孫抄本正文首行另題《宋存書室目錄》，實則與江目同出一源。江刻本共收宋本96種，元本79種，校本126種，抄本62種，共計363種。
4
《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四卷一冊，楊保彝撰。王獻唐據購得之清抄底本校訂。底本共收書455種，繕定後又增入13種，溢出1種，共計469種。於民國二十年三月作為山東省立圖書館叢刊第二種排印問世。該目較楊紹和的《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增補72種。王獻唐在該目序中說：“間有卷第參差，書名異同及版刻時次稍有未合者，亦條注於下，備稽考焉。”王氏的這些校語大大地提高了該目的使用價值，而成為宋元抄校本中的佳作。
5
《海源閣書目》六冊，楊保彝撰。稿本現藏山東省圖書館。該書目是一種普通書目，有別於《宋元秘本書目》。經、史各一冊，子、集各兩冊。共收經部504種，史部731種，子部680種，集部1301種，共計3216種。其中清刻本四分之三，明刻本四分之一。外有宋、元，明本韓、柳、歐、蘇詩文一匣。該目為一簡目，僅著錄書名、卷冊函數、部分書名上冠有版本。可借以了解海源閣宋元抄校本以外之藏書情況。
6
《海源閣現存書目》一冊，油印本現存於山東大學圖書館。該目成於日偽時期。此時海源閣第四代主人楊敬夫寄居天津，書存天津鹽業銀行。此目由濟南聚文齋書店油印，全目共五頁。首頁題《海源閣現存書目》，次為小序，略述楊氏藏書源流梗概，次列四經，四史，次列經、史、子、集、校、抄等六類，共著錄宋元抄校本93部。各書均有簡單提要，說明版本特點和價值，有裨於考察海源閣藏書的流散狀況。
由於海源閣藏書久已流失，這些書目便成為研究、考察海源閣藏書的主要依據和參考資料。
海源閣的第三代主人楊保彝，鹹豐二年生，宣統二年卒（1852—1910），字奭，號鳳阿，能恪守其業，並參與了藏書編目工作，對海源閣藏書有所貢獻。但楊保彝老年無子，深懼身後藏書為族人瓜分，便於宣統元年開列書目及金石、書畫、祭田、房產、糧地等項，呈請歸入其祖父楊以增祠堂。並以族子楊敬夫為嗣，成為海源閣第四代主人。
楊敬夫生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卒於1970年，繼承家業後，正值民國軍閥混戰之際，社會動蕩不安。楊敬夫於1928年即將海源閣宋元精本捆載至天津存放。1931年，楊敬夫為了籌措轉營工商業的資金，曾將其中92種精本，以八萬元抵押給天津鹽業銀行，到期無力贖回，於是由天津知名人士潘複、張廷諤等組織存海學社，籌金以原價從銀行贖回，但仍寄存於銀行內。還有許多精本則被楊敬夫高價出售，當時雖有許多有識之士如周叔弢、劉少山、潘明訓、陳澄中、傅增湘、邢讚庭和王獻唐等人以重金搜購搶救，但仍有不少宋元珍本散落社會，如宋本《說苑》、《新序》和《楚辭》等。
留存在海源閣的藏書亦相繼遭到毀壞的厄運，1929年，軍閥王金發攻占聊城，設司令部於海源閣，匪兵們即用藏書燒火做飯，擦拭煙槍。1930年，巨匪王冠軍又占聊城，海源閣藏書重遭劫難，不但藏書受損，屋宇書架等也多毀壞。次年，楊敬夫將藏於楊氏後宅，著錄於《海源閣書目》，以明清本為主的十萬卷藏書運往濟南寓所，後又運至北京。幾經輾轉，終為山東圖書館購藏，據該館整理，共有經部268種，史部556種，子部327種，集部937種，叢書148種，共計2272種。1946年1月，前寄存於天津鹽業銀行的92種宋元精本書，被政府收購，現藏於北京圖書館。海源閣的藏書史至此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