頌讚馬的故事和詩文，還可以搜求到無數。隻就這些拾零，便能看到馬的威武、強壯、俊逸、飄灑、快速等特有精神和建功立業的氣概。在迎接以馬作為生肖標誌的新一年，願馬的諸種優異特性涵蓋和潤澤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麵與角落，讓中華民族像“天馬”那樣騰躍，讓人民過得比蛇年更好！
（《中華讀書報》2002年1月2日）
春節一過，由申猴轉入酉雞之年。從束發讀書時，雞是較早進入腦海的字眼，蒙學讀本《三字經》中就有“馬牛羊，雞犬豕”和“犬守夜，雞司晨”的內容。不久，又讀《幼學瓊林》，知道了更多的雞詞，如“元正磔雞之朝”，是指正月初一是殺雞的日子，古時人們相信這可助穀物的生長。“貴賤不忘，素犬丹雞定約”，表示用紅毛雞來訂盟約以昭信義，後世歃血為盟也以殺公雞喝雞血酒為信。又說：“雞有五德”，文、武、勇、仁、信。
稍長，涉獵經史子集，漸漸知道涉及雞的文獻已有兩千多年的曆史。《周禮》有“雞人”司報曉之職；《詩經》有“雞既鳴矣”、“雞鳴不已”等等，歌頌雞是奮發圖強的促進力。讀二十四史，雞的故事更引人入勝。《史記·孝武本紀》記漢武帝以“雞卜”占吉凶，在《孟嚐君列傳》中記孟嚐君因門客中有能為狗盜者盜取秦庫中狐白裘賄昭王幸姬而逃歸，但至函穀關無法出關，又怕追者趕來，於是“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齊鳴，遂發傳函”，使追者未能追及，而“雞鳴狗盜”之說成為小人物也能有補大事的成語。《晉書·趙至傳》載趙至與嵇蕃信中說：“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以表明自己夙興理事的精神。這種“雞鳴戒旦”的精神被其後輩祖逖所繼承。《晉書·祖逖傳》留下“聞雞起舞”的美談。《戰國策·韓策》中記當時有俚語：“寧為雞口，勿為牛後”，為縱橫家蘇秦引作口辯之資。漢哲學家王充的《論衡》中載漢淮南王劉安得道上升，其家雞犬隨之飛升，“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為後世留下嘲笑一人得官，親友倚勢的典實。
從略檢數例的雞文獻中可以看到：
一是雞以鳴為本色，以報曉為天職，以信德為其五德之首，所以晚唐詩人李頻在其《府試風雨聞雞鳴》中曾說：“不為風雨變，雞德一何貞。在暗常相覺，臨晨即自鳴。”
二是雞與犬是不可分的主要家畜。主人得道飛升，隻帶雞犬，而不帶其他家畜，自是一種偏愛。老子以“雞犬之聲”形容人家住戶。雞犬分擔司晨守夜工作，發揮著忠心耿耿的警衛作用。我曾看到過一本辛亥革命時的宣傳品——《共和新三字經》有句雲：“犬守夜，雞司晨，不革命，曷為人？”甚至以雞犬的勤於職守來激勵人去革命。雞犬如此緊密相連，所以十二生肖中酉雞戌犬也依次而列。
三是雞在信德之外，武德也很引人注意。鬥雞運動至少在三國之前就已風行，因為曹魏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專為此寫過一首《鬥雞詩》說：“丹雞被華采，雙距如鋒芒。願一揚炎威，會戰此中唐。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長翹驚風起，勁翮正敷張。輕舉奮勾喙，電擊複還翔。”這是多麼威武雄壯的一幅鬥雞圖！唐朝此戲尤盛，大詩人李白便參加過鬥雞運動。天寶史詩家陳鴻在《東城老父傳》中曾記玄宗未即位前即喜愛鬥雞，即位後，立“雞坊”，設專人訓練鬥雞用雞。此風後世相沿，清道光時人施鴻保的《閩雜記》中記福建新年的鬥雞風俗說：“詔安有鬥雞會，人家於年前各擇雞之肥大者留養之。至上元日，於城隍廟中連案供祀，以最肥大者居上，稱為元寶。凡得元寶者群賀之，以為一歲利市之兆。”這是用肥雞作鬥雞賭注，以占一年利市。西方著名寓言《伊索寓言》中有“殺雞取卵”的故事，譏諷隻圖眼前利益而罔顧大義的人。近幾十年來，還用過“雞毛可以上天”之語來鼓舞士氣，幹別人沒幹過的事。
這些大多從雞德方麵造詞立意，但有的詞語則不盡然。如魏楊修以“雞肋”一詞招致殺身大禍。《三國誌·魏武紀》記建安二十四年三月漢中戰役事，裴注引《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三國誌》未記楊修被殺事。《世說新語》劉孝標注引《文士傳》則知楊修因多次炫才為魏武所嫉而被殺，是“雞肋”一詞也為楊修被殺之一因。不過宋人曾借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寓意而引為所著書名，如趙崇絢的《雞肋》、莊季裕的《雞肋篇》及晁補之的《雞肋集》，均寓作者自謙之美德。“雞肋”一詞遂為後世所熟悉。
（天津《今晚報》1993年1月）
雞與狗一直相連而稱，蒙學讀本《三字經》記六畜的後半句是“雞犬豕”，顯然是按十二生肖排列的，晉朝就有“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的說法，排列上天造物的順序也是先雞後狗。但雞有五德的聲譽，而狗的評價則是毀譽參半。狗的毀譽往往與人有關，曆史文獻，不乏記載。
《公羊傳·宣公六年》記晉靈公蓄一周狗（周，比周勾結，指揮如意），長四尺而稱獒，隨靈公指揮去咬人。後來“走狗”之稱可能即從與“周狗”音近而來。
《史記·淮陰侯傳》記韓信死後，劉邦捕獲了韓信的謀士蒯通，追查其幫助韓信謀反的罪責，蒯通即以“蹠之狗吠堯”的話來表明各為其主的忠心，後來便以此喻人之“愚忠”。
《後漢書·南蠻傳》記一隻名盤瓠的狗，因立功與高辛氏公主結合，繁衍子孫，成為“蠻夷”的祖先。在日本江戶時代的古典文學名著《八犬傳》衍生的故事中便有受此說影響的痕跡。狗成為人的原始圖騰。
《三國誌·諸葛恪傳》記吳孫峻謀殺諸葛恪，恪臨出，所蓄犬“銜引其衣”，諸葛恪意會到這隻狗“不欲其行”，稍息複起，“犬又銜其衣”，恪不理會，“令從者逐犬”，升車而去，終於被害。這隻狗應入“義犬”之列。
《晉書·陸機傳》記文學家陸機久居洛陽，思鄉情切，所蓄犬名黃耳，受機之托去吳郡送家信，50天路程，黃耳僅用了15天。成為能代人作交通的“信使”。
唐柳宗元的《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據屈原的“邑犬群吠，吠所怪也”的立論，結合其在四川所見，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的現象，以“蜀犬吠日”一詞喻人之少見多怪。
如果再翻查文獻，還可以列出不少人狗之間的種種記載。僅就上述就可以看到狗的定評確是褒貶不一。
狗雖在六畜之列，但不像它的前任“雞”之有“德禽”的定評，而是有褒有貶。褒之者稱之為“義犬”，甚至神化為某些部族的圖騰；貶之者則斥為“鷹犬”、“走狗”之類。無論褒與貶似乎都與人有關，又往往反回來把對狗的貶詞作為對人的惡評。如“狗仗人勢”原指一些豪門富戶所豢養的狗，看主人眼色而對不順眼者，狺狺狂吠，甚至撲咬。於是人們就以此語比喻人之卑鄙齷齪。《明史·魏忠賢傳》稱諂事魏忠賢，倚勢作惡的吏部尚書周應秋、太仆少卿曹欽程等十人為“十狗”，斥其作惡猶如狗之仗人勢。
隨著時間的推移，狗與人的關係似乎有所變化，從“狗仗人勢”轉換成“人仗狗勢”，不是狗仗豪門權貴作威，而是人借狗來抬高身價。近幾年，暴發者有之，聚斂者有之，賣身投靠者亦有之……他們為了顯財誇富，在衣食遊樂上極盡奢靡，項鏈粗如狗鏈，十個手指有八個套金玉，人民幣卷作炮竹點放……種種惡行，不一而足，而養寵物，尤其是狗，更是此輩的時尚，君若不信，拈二例為證。
其一：某次，我在列車的軟臥間，上鋪有一少婦，捧著隻極小的狗，依偎著，時或貼粉頰，時或親玉頸，狀極親昵。孤陋寡聞的我，不恥下問，始知此狗名“袖犬”，可置袖內以形容其嬌小玲瓏。少婦滿臉得意地告訴我：這隻小狗值一輛小轎車，以此暗示她是大款。老朽惶惑不已，心想她至少擁有幾輛小轎車的家產，不然總不致用一輛小轎車的價錢去買一條狗。以狗的貴重來顯示人的身價，此非“人仗狗勢”歟？
其二：某青年羨慕某大款，曾向我描述某大款之富說：“他家光大狼狗就有十幾條。”狼狗之價，人多知之，能養十幾條大狼狗，就值十幾萬，由此推斷其家產，自在不言之中，這又是以狗論人。
本來是“狗仗人勢”，現在變成了“人仗狗勢”，這種變化實在使人深感不安。過去狗要仗人勢去逞凶，而今人卻要靠狗去顯示財富價值。我對這種人畜易位，深感可悲！但願狗能回到狗位，人能歸還人的本色。
（199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