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眼裏的近代中國》是一部內容豐富，詮釋準確，圖像清晰，製作精美的曆史圖像集，它涵蓋著中國20世紀前20年間的重大曆史事件和社會變化，顯示出當時中國正處於一種曆史轉型期的形象化麵貌。這部圖像集從資料來源、編選整理、考辨說明，印刷裝幀等方麵考察，都證實編選者和出版者，對完成此書所付出的辛勞和努力。
這部圖像集共收入原藏於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立圖書館的圖片500幅，是從該館所藏“莫理循檔案”中的3000幅圖片中，精選出來而編輯成書的。因此這部圖像集的資料來源是可靠的。
這部圖像集的攝製者和收集者是出生在澳大利亞的英國人莫理循（GeorgeErnestmorrison）（1862—1920），曾在墨爾本大學和愛丁堡大學攻讀醫學，並於1887年獲愛丁堡大學醫學博士學位。1894年2月，他開始第一次的中國行，溯長江而上，曆雲、貴至緬甸。並將沿途見聞寫成《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一書，風行一時，為他步入新聞事業鋪平了道路。他於1897年至1912年間，任英國《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於1912年至1920年間，任中華民國的政治顧問，滯留中國達20餘年，足跡遍中國，活躍於政壇，親曆自戊戌變法至巴黎和會20年間中國的重大曆史事件，目睹晚清至民初曆史轉型期的各種變化，接觸了若幹上起名公巨卿，下至平民百姓的各階層人物。在此期間，莫理循更廣泛地搜求與中國有關的圖籍。據莫氏本人說，這批圖籍“實曆20餘年之久搜集而成，其中凡歐洲各國記載中國本部、藩屬各種事件之新舊書籍，大之如鴻篇巨製，小之如寸紙片楮，靡不具備”。至1917年出售給日本三菱財閥時已聚書達24000餘冊。莫理循為他的藏書命名為“亞細亞圖書館”。即世所謂的“莫理循文庫”。這一以中國為中心的特殊藏書，本應為中國的財富。可惜為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所貽誤，致使日本三菱財閥第三代人岩崎久彌以3.5萬英鎊的價款將這批珍貴藏書巧取而去。後成為1924年新建的東洋文庫的基礎。因此，莫理循無疑是中國近代曆史20世紀初曆史轉型期的曆史見證人和文獻的搜集者。他不僅寫下了大量的報道、通訊與日記，還利用當時的先進技術——照相術，拍攝了大量富有史料價值的曆史照片，為後人提供了信而可征的實景。這是一種令人崇敬的作為。這份遺產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應有其一定的價值與地位。
莫理循這個人，由於他在處理對中國和英國利益上的態度，而令人感到他具有某種不可捉摸的矛盾性格。他既為英國服務提供和搜集有關資料，但在維護中國權利時，又有突出的良好表現，被人尊稱為“北京莫理循”。因而總想對他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前一階段，陸續看到一些有關論著，對填補自己的認識缺口有所補益。其中如竇坤的《莫理循與清末民初的中國》一書，以第一手資料，澄清了一些史實真相，得出符合實際而令人信服的結論，加深了對這一人物的了解。而最近出版的《莫理循眼裏的近代中國》更讓人對莫理循在中國近代史後期所作的重要貢獻表示欽佩。而能吸引更多讀者和研究者，以實現其史料價值的，則是本書的編選程序和編選者沈嘉蔚先生的精心結構。
編選者沈嘉蔚先生是一位曆史學者、曆史畫家，旅居澳大利亞多年。他以曆史學家的眼光，畫家的美學觀，盡10餘年之力，認真熱情地研究莫理循，並像整理出土文物那樣從莫理循檔案中散亂的3000幅圖片中精選出500幅，確立重點，加以梳理，分類歸納為“庚子事變紀實”、“清末民初民情風俗”、“莫理循與中國仆人的友誼”、“莫理循與清末民初在華洋人”等部分，此外還精選了若幹文物與人物的珍貴照片，再經過認真篩選整合，編撰成《北京莫理循》、《世紀之交的戰亂》和《目擊變革》等三冊一套的《莫理循眼裏的近代中國》一書，使人能按圖索驥地閱讀到文字資料所不能提供的直觀圖像資料。不僅如此，沈嘉蔚先生還據一些潦草的英文說明，加以考辨，並組織中譯，使該圖集成為圖文並茂的成品。這些圖片凸現了晚清民初20年間中國的憲政改革、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人民生活的顛沛困頓以及莫理循和中國仆人及平民的相處留影等，都將使無聲的圖片勝於有聲的語言。這不僅是一般讀者能從中獲得曆史知識的良好讀物，更足為曆史研究者提供翔實可靠的研究資料。沈嘉蔚先生曆盡艱辛的編選過程，他對圖冊的若幹看法，以及在閱讀本圖冊時所需要的背景資料等等，在沈嘉蔚先生所寫的代序——《看得見的曆史》中，都將提供給讀者極其詳盡和有見地的導讀性文字。凡是將用心閱讀這本圖冊的人，務必先從這篇代序中尋求最佳的指導。
雖然沈嘉蔚先生在其編後記中自謙這本書是“一本中國近代史的圖像參考資料，以及莫理循研究中一本資料性的圖冊，而不是一本純學術性曆史著作”。但我通閱了這本圖冊後，仍然認為，這本圖冊較之於一般僅具懷舊情趣的老照片集，更具有學術價值，而將毫無愧色地列入曆史著作之林。我非常希望我們的史學著述能多發掘這類可珍貴的圖片，作為著作的實證，以增強學術著作的可閱讀性。無怪乎沈嘉蔚先生頗為自信地宣稱，這些精選的圖片，展示了“一幅古老中國被快速推進近代曆史的圖景”（見本圖冊尼古拉·周思所撰序）。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在當前出版行業過於熱衷於市場價值之際，能立此選題，付出相當數額的前期投資，曆時數年，經營擘劃，成書三巨冊，可稱已非一般出版商而躋於有一定膽識的出版家地位。其印刷裝幀之精美典雅，令人有脫俗之感，尤其令人感謝的，是責任編輯林冠珍女士，她以七年之功，發現選題，細心編輯，敬業樂業，真誠地獻出自己的年華，為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一部如此優秀而精美的圖像集。
我鄭重地推介這部圖像集，它可對出版物粗濫作警示，也可為出版行風不正樹典範。我真切地希望有更多這樣的出版物來繁榮出版界，服務學術界。
2006年4月寫於南開大學邃穀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是不少讀書人常掛在嘴邊的一句古訓。“臨淵羨魚”是指人站在水邊，見魚之多而大加讚歎，但並無行動，所以旁人就勸他“不如退而結網”來捕魚，用來告誡讀書人不要空發“汗牛充棟”的感慨，而要一本本地去讀書，以求有得。“竭澤而漁”是指漁者捕魚，總以把整水塘的魚一網打盡作為目標，來啟發讀書人在所研讀領域中，要竭盡心力，把資料文獻搜求完備徹底。我不讚成“臨淵羨魚”而讚成“退而結網”，並願為自己的讀書治學樹“竭澤而漁”的目標，也願多讀到些以“竭澤而漁”為目標的著述，可惜不多。前兩年北京大學漆永祥教授研究清代學者江藩，寫成江氏三書——《江藩集》、《漢學師承記箋釋》和《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頗有“竭澤而漁”的意向，可惜他未及江氏另一重要著述《宋學淵源記》。近日又讀到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1910，莫理循中國西北行》一書，如與該社前此出版的《莫理循眼裏的近代中國》、《莫理循與清末民初的中國》及《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等書連接起來，可以說已把有關莫理循這一重要人物的研究資料，達到幾乎“竭澤而漁”的地步，令我感到“竭澤而漁”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願景。
莫理循研究資料之所以能接近“竭澤而漁”，主要是有一支配合默契的團隊，它包括有遺存大批史料的莫理循本人，有協助整理注釋有關資料的海輪女士（曾翻譯莫理循書信成《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一書的駱惠敏教授的遺孀），有專門從事莫理循資料研究與撰述的竇坤女士，有熱心奔走、編輯出版的林冠珍女士。他們同心協力，曆經多年辛勞，將一冊冊文字和圖片呈奉給研究者和讀者。我應該算是受益者，每得有關莫氏一書，我必循讀一過，並隨手寫讀後感（如《一部可供實證的圖像冊——評〈莫理循眼裏的近代中國〉》、《一個參與中國政治的外國人——評〈莫理循與清末民初的中國〉》）。今獲讀最近出版的《1910，莫理循中國西北行》一書，更為其精美和充實所吸引，乃盡數日之勞，縱覽一過，不禁慨歎這個莫理循研究團隊那種鍥而不舍的精神，不能不操筆寫下我的一些感受。
《1910，莫理循中國西北行》是清末民初一位外國記者最後一次在中國的旅行記錄，是他對中華大地周遊考察的結束語。莫理循以他的圖片文獻記錄他的全部行程。莫理循從1910年1月15日從北京啟行，經河南轉陝西華州，開始了他的圖片之旅，沿著一條絲綢之路，走過蘭州、涼州（武威）、甘州（張掖）、肅州（酒泉）、嘉峪關、星星峽、哈密、烏魯木齊、伊犁、喀什，直達烏魯克恰提、葉金要塞，曆時174天，行程3760英裏，耗用400英鎊，走遍了陝、甘、新的通衢要邑，山山水水，觀察了城鄉村鎮的風情民生，拍攝了近千張的照片，足與1894年他的西南行後先輝映。
這本圖集是由竇坤女士等在莫理循旅行結束後已編輯的658幅圖片冊的基礎上，認真遴選編撰的曆史圖片集，保存了原有圖片的簡潔說明。這些圖片的畫麵，無可挑剔地生動而清晰。將近百年的遺存能如此清晰，我妄加估計，編者很可能又重新做過高科技的處理，為讓讀者更好地使用，令人十分感動。圖片的簡潔說明雖然隻有月日和寥寥數字，但已經讓讀者可以從畫麵的季節背景和不同方位，了解當時當地情況。圖片文獻的真實感受遠遠超越文字文獻和數字文獻。
這本圖片集的所有圖片，除了個別為他人所攝外，均為莫氏所攝。雖然他的技巧或不如專業攝影師，但其取景采集所包含的內容，極為豐富。其自然景色，烽燧驛站，城垣街道，河穀山口，戈壁廢墟，車馬客棧，居宅墓塚諸般情狀無不畢現。有些圖片雖為同一影像，但並存幾幅（如葉60武威境內四十裏堡廢墟），那是從幾個不同角度的取景，為讓人有方位感和立體感，加深閱讀者的感覺與認識。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對人物的拍攝。他所拍攝的人物，上起封疆大吏，謫戍官員，教士道長，票號老板，下至平民百姓，差人兵丁，婦女兒童，乞丐囚犯各色人等。呈現了西北地區的社會全景。其中烏魯木齊地區所收錄的若幹與曆史重大事件有關的人物：有當地官員梁玉書和因煽動叛亂而被遣戍新疆的原《京華日報》主編彭翼仲二人的賓主合影（上冊頁166），有在義和團運動時期活動甚力而被流放的輔國公載瀾（上冊頁167），有在新疆興辦郵政的按察使榮沛和編撰《新疆圖誌》的布政使王樹（上冊頁174）等知名人物。他們有的雖為負罪之身，但仍受到當地的尊重，過著悠閑富足的生活。另有一幅平曠土地照，是因參加維新改革，先流放後被冤殺的張蔭桓的行刑處。這些圖片不僅是曆史的痕跡，也是重大曆史事件的見證，為後人描述曆史增加若幹細節。
由於莫理循在中國居留和遊曆近三十年，使他具有一種對中國友好的感情，因此在西北行的一路上，他通過自己公正的觀察力，對晚清中國哪怕是點滴的革新，都透露出無比欣慰的心情。在這本圖冊中可以不時看到舊土地上萌發的新事物——新式學堂、新式陸軍、新式鐵橋、新式工廠。他拍攝的綏定新城邊行軍邊唱歌的新軍形象（下冊頁31），的確有點改革軍製的味道。但這些細小的變化遠遠跟不上滾滾向前的曆史洪流。莫理循也毫不留情地攝入許多稗政弊端，如平民的衣衫襤縷，士兵的懶散，武器裝備的落後，邊防的廢弛等險象。所有這一切，都為“我們留下了大清帝國統治下大西北地區最後的影像”（沈嘉蔚序）。
閱讀這本圖冊不能不去讀它附加的各類文字，首先是莫理循研究的創意者、圖錄專家沈嘉蔚教授的序。我讀過沈先生對莫理循圖片的編研成果和駱惠敏先生翻譯莫理循書信的書，讚譽他們為中國近代史研究填補了清末民初一處史料空白。這本圖冊中，沈嘉蔚教授的序是讀本書一把很好用的鑰匙。他曆數在莫理循以前，英、法、俄各國的來訪者，以突出莫理循西行的意義。並引用莫理循的自述說：“我是穿越中華帝國從北京到達伊寧，並從那裏穿越天山山脈的木紮提隘口到達喀什和俄國鐵路上的安集延的第一名記者。”沈先生認為莫理循有別於前此那些傳教士、間諜、科考專家和商人，而是“替公眾去看，去打聽，去了解，再把這一切即時報告給全世界”，給莫理循的這次西行以恰當的評論。沈序中比較詳細地介紹了這本圖冊的編撰經過，實際上是敘述莫理循資料發掘的曆史。沈先生還介紹了這本圖冊的姐妹篇《莫理循眼裏的近代中國》，因為其中有十二篇這次西行的文字報道，可與這些圖片參證。沈先生與編撰者竇坤和出版者林冠珍兩位女士共同認定，這本圖冊是“學術品質的資料性圖冊”，實際上是對莫理循西行記錄的定位，以引發讀者進而閱讀全書。這本圖冊在十二地區分劃的前麵都寫有一段簡短的小序，間或引述莫理循十二篇新聞報道中的記事，以引導讀者在瀏覽圖片的同時，再去閱讀他的新聞報道，起到拓展莫理循研究眼界的作用。這些小序，言簡意賅，無疑是出自對莫理循研究有相當造詣的竇坤女士之手。
莫理循資料的發掘，應當說已在“竭澤而漁”的水塘邊，魚也撈得差不多了。據竇坤女士說，米歇爾圖書館還有不少莫理循的資料。我真希望已有一定學術根基的竇坤女士能暫時放棄其他課題的研究，專心致誌，竭盡全力把莫理循資料淘盡編全，即使有的遺作殘缺模糊，也可盡力辨認，甚至是殘本，也總有部分可取的資料，並在資料完備的基礎上寫出莫理循大傳。我也希望一直熱心敬業的林冠珍女士能整理策劃彙集本社已出有關莫理循各書，並收購和邀約他社的逾限著述，完成一套有相當規模的莫理循係列全書。這不僅為學術界立大功德，也向研究者提供“竭澤而漁”的一個範例。
2009年3月上旬寫於南開大學邃穀
近些年來，藏書文化的研究領域，日趨繁興。隨之而為人注意到的，有為數不多的一部分人，大多是人在中年，略具財力，但又不奔競時尚，而甘於默默無聞地在做應該做而又沒有多少人甘願去做的事。他們竭盡全力在搶救祖國瀕臨散失的文化資財，保存和延續祖國的悠久文化傳統，從而他們也自我鑄造成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守衛者。他們是接過曆代藏書家手中火炬的新興藏書家。在我仄陋的視野中，這些新時代崛起的新藏書家，從他們的起步看，大抵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在祖遺的基礎上繼續搜求、入藏、充實、發展，並加以維護；另一類是從本身開始，白手起家，曆二三十年的艱辛，多方搜求，各有所專，逐漸形成規模者。若從藏書內容看，一類是專門搜求近當代書刊，另一類則是專注於古舊珍善。韋力君則屬於後一類。他在收藏珍善古籍方麵，從我接觸看，應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和韋力君的認識很偶然。前幾年，一份以收藏為重點的報紙的一位編輯來家采訪，向我介紹韋力君的藏書，由於一則我很愛書，尤其對珍善古籍，亟想一睹為快，而在當今之世竟然有這種“傻子”，更希望能有一麵之緣；再則我有位老友是天津一所名校的老校長，就名韋力，但我從不知他收藏古籍，是否垂暮之年又有了新的癖好？出於好奇，我打電話詢問，方知是重名。據告這是一位中年企業家，常有信或電話錯寄到韋校長處。於是我又向那份講收藏的報紙編輯打聽到韋力的電話號碼，急忙與其通話，所幸韋力君早知道我的賤名。我從電話交談中，約略知道他的藏書情況，所藏竟有元明刊本，愈加引動我走訪的興趣。終於在幾個月後，我借去京之便，與忘年交、女作家韓小蕙偕往，得到韋力君的熱誠接待。他向我們展示多件精品，同時又向我們談到他正在實施一項行動計劃，在搜集了解藏書樓的文獻資料基礎上，親自走訪各地藏書樓及其遺址，並當場出示他的走訪記錄和部分照片。韋力君還向我們談到他之有此行動，一是鑒於曆代藏書家對藏書的貢獻，不可泯沒；二則他在查閱文獻中常常發現所記多有雷同和不盡之處，所以決心親加訪查核對，以求真務實。我知道韋力君沒有受過嚴格的文史基礎訓練，但他的設想完全符合文史研究的正式規範，真令人欽佩。我看了他的走訪記，隻要稍加整理，就能成文。小蕙是從不隨便約稿的編輯，但當她略加涉獵藏書樓走訪記錄後，立即向韋力君約稿，希望他整理後在小蕙主編的《文薈》周刊上連續發表。果然不到兩個月，《文薈》上就連續出現韋力君所寫藏書樓的走訪記，並配有插圖，這也許就是後來韋力君所寫那本《書樓尋蹤》的原刊片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