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頓樸素的生活背景和樸素的宗教信仰構成他慷慨大度、寬厚善良的人品，當時 就被許多人稱為“海頓爸爸”(後人誤將此說解釋為他的風格陳舊過時，這應予以糾正)，其音樂的節製、天真、自然和幽默的心態，恰恰體現了他的思想，為人和古典風格的特點。
交響曲
海頓的交響曲創作大體可分為四個時期，除少數外，大多數交響曲的標題是後人根據他寫作的地點或其他原因取名的。
早期(60年代)的交響曲寫於海頓初到埃斯特哈齊宮廷之時。他做了許多嚐試，如《早晨》《中午》《夜晚》交響曲(第6~8首)描寫了太陽的初升(《早晨》第一樂章)，夏夜的暴風雨(《夜晚》第四樂章)等。這時期的小步舞曲樂章愉快優美的音樂形象，明朗的配器和豐富的樂思，都已顯示出海頓交響曲的特征。從1762年左右《G大調第三交響曲》起，他采用了4個樂章快板——行板中速—小步舞曲和三聲中部一快板的形式，即被後人稱為標準的古典交響曲的結構形式。這裏，他對古典交響曲的突出貢獻在第四樂章的寫法上：由於他意識到小步舞曲輕鬆的情緒和過於簡短的結構不足以與前麵兩個樂章相平衡，又不可能具備終曲所應有的分量，因此，海頓從60年代末開始創造了終曲樂章的形式，用22節拍快板或急板寫成奏鳴曲式或回旋曲式，抑或兩者的結合。海頓寫作時，經常考慮到具體的演奏者，為那些有能力的人譜寫難度大的段落。
第二時期70年代初(1771~1774)的交響曲，一般史書認為更多地體現了狂飆運動的精神對海頓的影響。例如第44《哀悼》第45《告別》第47、第49《熱情》第52交響曲，作品的規模都更大了，主題更為大膽，氣息更為寬闊，並含有相對比的樂思。展開部的動機和主題都更有緊迫感和戲劇性，樂曲中運用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強弱力度變化及漸強、特強。轉調的幅度也更大，和聲更豐富，對位也常被糅在其中。上述作品多數(除第47外)是在小調上，都有些感傷情緒。這些交響曲的慢樂章也都十分富有表現力。埃斯特哈齊宮廷豐富的音樂文化活動及其與外界頻繁的交往，可能是海頓得以受到狂飆精神啟發的客觀原因。
第三時期1774~1788年的交響曲，一方麵恢複了他原有的愉快、幽默、明朗，同時又變得更流暢，更細致，更光彩、自信，並有較多的個性。這時期海頓的交響曲開頭樂章的主題更簡潔、樸素和更柔和，並且更有意識地為以後樂章的展開奠定基礎。而對展開與發展的寫作，恰是古典主義的一個注意要點；樂隊色彩變化更活潑更頻繁，注意由整個樂隊分擔主題的材料，而不再像以往那樣由單個樂器孤立演奏；終曲有了將奏鳴曲與回旋曲相混合的傾向。此間他的6首《巴黎交響曲》（1784~1786)和第88-92交響曲（1787~1788)標誌著他的交響曲創作開始走向全盤，它們大都體現了上述風格。其中第82交響曲《熊》(因舞蹈性的末樂章持續低音笨拙的形象命名，樂曲用了更多的半音和聲)、第83交響曲《母雞》(因第一樂章雙簧管的咯咯聲得名)、第85交響曲《法國王後》(因采用可能是法國王後喜爰的法國曲調為變奏的主題而得名)，第88和第92交響曲《牛津》流行最廣。需要注意的是，海頓當時極少用對比性的主題，整個樂章的展開也都是主題的展開。
海頓晚年在1791年1月至1792年7月、1794年2月至8月兩次赴倫敦指揮和創作。此間，他總結了自己畢生創作的經驗，寫出12部交響曲(第93~104)，俗稱《倫敦交響曲》。其中包括聽眾熟悉的《驚愕》交響曲(第94首，固第二樂章的主題用弦樂撥弦弱奏之後，樂隊突然用定音鼓奏出強烈的和弦，造成令人驚愕的效果而得名)、《軍隊》交響曲(第100首，使用了三角鐵、鈸和大鼓)，《時鍾》交響曲(第101首，行板樂章中，采用像鍾擺一樣的固定的節奏伴奏)等。這些作品除顯示了他幽默的性格以外，在形式結構方麵也都是古典風格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