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
生平與思想
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的一生經曆了歐洲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激烈變革中的幾個重要階段：約瑟夫二世的開明專製(青少年時期)，法國大革命(19歲)，1804~1814年的拿破侖戰爭、1815年維也納會議及歐洲的封建複辟。他的世界觀，藝術觀的形成及音樂創作，同整個社會的動蕩和德奧思潮都有著密切的聯係。
貝多芬1770年出生於德國波恩。祖父是宮廷樂隊長，父親是宮廷歌手，母親是宮廷廚師的女兒。貝多芬的童年是在貧寒和父親的暴虐下度過的。父親為使他像莫紮特那樣成為音樂“神童”，經常逼迫他練琴，卻從未給他係統的音樂教育，連小學也隻讓他讀到10歲。貝多芬的成長全靠波恩進步的文化氛圍和他個人的努力奮鬥。
貝多芬少年時期正值奧匈帝國推行開明專製。他的家鄉波恩是啟蒙運動的中心之一，那裏建立了圖書館、民族劇院和一所大學，並聘請了具有民主思想的學者教學。德國的文學作品和外國的譯著四處可見，盧梭的著作廣泛流傳，莎士比亞、博瑪舍的戲劇跟席勒、萊辛的作品，格魯克、莫紮特的歌劇都在這裏上演。約瑟夫二世及其繼承者采取了一係列改良措施促進經濟、科學和文化的發展。如於1783年廢除了6百餘所男、女修道院，反對教權，推行世俗教育和培養講德語的專業文職人員等。貝多芬一歲(1781)開始，跟一位啟蒙運動的積極參加者、譜寫過歌唱劇、歌劇和歌曲的作曲家聶費學習。他對貝多芬的思想起過重要的影響，曾說：“我恨惡劣的侯爵比我恨強盜更甚！”聶費在創作方麵給貝多芬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並向他介紹了巴赫的《十二平均律鋼琴曲集》和曼海姆樂隊的作品。
貝多芬貝多芬從13歲就在宮廷樂隊服務。1787年在一次短期訪問維也納有旅行中，他會見了正在忙於創作《魔笛》的莫紮特，受到讚揚和祝福，但因母親病重，最終未能跟莫紮特學習。貝多芬的母親去世後，他的父親又因酗酒被宮廷解職，此時剛滿18歲的貝多芬突然在法律上擔負起2個弟弟的保護人，成為一家之長，靠在宮廷中作曲和演奏維持全家的生活。1790年海頓去倫敦途中路過波恩，有人將貝多芬介紹給他。海頓讚賞他的才能，建議主人讓他到維也納學習。後來貝多芬到維也納直接受過海頓的指導。
在波恩期間，貝多芬接觸了一些開明貴族和進步的知識分子，如科赫(Koch)家族和勃羅寧(von Breunin）一家，經常聆聽他們討論社會、政治、曆史、文學、藝術等問題，還閱讀了大量希臘文、拉丁文的古典文學及歌德、席勒和莎士比亞的作品。正在步入青年時期的貝多芬積極追求資產階級共和的理想，強烈的求知欲促使他到波恩大學聽課。在那裏，他接受了激進的啟蒙主義者、希臘文學教授E．施耐德(E．Schneider．出生年代不詳，1794年被殺害)的深刻影響。當他19歲時，歐洲爆發了驚天動地的法國大革命。法國人民攻占巴士底獄的消息傳來後，施耐德很快出版了一本熱情洋溢的詩集歌頌這場革命。貝多芬深受感染，對詩集十分喜愛。他在施耐德的直接鼓勵下於約瑟夫二世去世時，寫了《約瑟夫二世之死》大合唱(1790)，悼念這位開明君主，以後又寫了合唱曲《誰是自由人》。
波恩時期的貝多芬在啟蒙運動及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影響並在法國的革命精神鼓舞下，確立了他的人生觀。他在劄記中寫道，“自由！！能有什麼東西比它更是人們所需要的呢？！”“我愛自由甚於一切——即使在皇座麵前也不會背棄真理！”
1792年，貝多芬離開波恩到維也納，不久，他便師從海頓、阿布萊茲貝格（J．G． Albrechtsberger，1736~1809)、申克(Johann Schenck，1753~1836)、薩裏埃利(A．Salieri， 1750~1825)等人。這時，貝多芬與海頓、莫紮特不同了，他不再屬於哪個宮廷或教會，相反，維也納愛好音樂的貴族用其他方式資助他，如教課付錢，送禮物給他作報酬等；而中產階級的公眾的音樂會以及出版商也給他資助。他精湛的鋼琴技藝和傑出的創作才能使他受到上流社會的承認和青睞，但嚴酷的生活也使他的思想逐漸成熟。他要和貴族小姐結婚的幻想一再受挫，發現原來她們“不屬於我的這一階層”；他想作為一個自由藝術家靠創作謀生的願望也時常碰壁；出版商對他的盤剝使他憤懣不平，他說：“在目前，藝術家們還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做一個商業家……處在這種地位，藝術家會有什麼樣的感觸呢？”在這種情況下，他高昂頭顱蔑視權貴，始終保持個人的尊嚴和藝術家的氣節。他說：“在貴族中間活動是好的，但首先要讓他們尊敬你。”1796年，他的耳朵開始變聾，這嚴重地威脅了他的整個生活和事業。1802年，在極端痛苦中，他到城郊的海利根施塔特離群索居，絕望得幾乎想自殺。他寫了一份感人肺腑的遺囑和一封給兩個弟弟的短信。後來，他克服了這次思想危機，實現了自己兩年前的誓言：“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休想使我完全屈服！”還譜寫了一首歡快、樂觀的《第二交響曲》。
我們要看到，貝多芬當上自由藝術家，並不完全出於自願，因為法國大革命和後來的拿破侖戰爭使許多貴族破產或逃離，他們沒有錢再維持私人歌劇院和管弦樂隊，也沒有錢資助音樂家。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貝多芬和以後的一些自由藝術家是被拋向市場的。
1803~1816年左右是貝多芬生活與創作的成熟時期。此時，歐洲又發生了新的動蕩；法國革命經曆了反複，各國的封建勢力多次聯合向革命的法國大舉進攻，而拿破侖上台後在推翻封建主義，掃除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障礙的同時，又出於資本主義擴張主義的本性，對各國進行了侵略和掠奪，引起了各國人民的反抗。這樣，歐洲出現了一個持續10多年的拿破侖戰爭。1816年第六次反法聯軍進入巴黎，戰爭以拿破侖被迫退位而告終。
18世紀90年代，革命的法國在維也納設立了公使館，貝多芬結識了大使波拿道特將軍和法國小提琴家克魯采。他熱切地向他們了解法國的情況和法國的音樂。法國人民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及他們推翻封建專製主義的偉大氣魄給了他巨大的鼓舞。在波拿道特的建議下，他譜寫了《第三交響曲》，表現了對革命的向往。又寫了鋼琴奏鳴曲“黎明”“熱情”歌劇《費德裏奧》及3首弦樂四重奏(作品59)等。
1804年後，拿破侖戰爭逐漸由民族解放性質的戰爭，轉為侵略性的戰爭。法國軍隊1805~1809年先後3次占領維也納，人民遭受了種種苦難，他們要負擔戰爭賠款和罰款。還要供應法國警備軍的給養等。當時的目擊者說；法國人“什麼都拿——市場上什麼都沒有了”。這一切都激起了貝多芬的憤怒。1806年，當他得知法軍又大敗普魯士軍隊後，指著法國駐軍說：“如果我能夠像一個將軍那樣懂得戰術，如同我是一個作曲家懂得對位法一樣，那我就要給你們點顏色看看！”此時，貝多芬孜孜不倦地寫作，完成了第四、第五、第六交響曲，第四、第五鋼琴協奏曲、小提琴協奏曲等。無論是暫時的和平，或在隆隆的軍鼓和大炮聲下，還是處在經濟的拮據之中，他都沒有停止寫作。他把熾熱的愛國熱情，對人民苦難的深刻感受和堅信民主自由必勝的思想通通化作音符，譜成一係列不朽的音樂作品。
拿破侖戰爭結束後，呈現了一個複雜的局麵：人民歡慶解放戰爭的勝利，封建階級也為資本主義發展受挫而高興。貝多芬早在1811年就寫好了第七、第八交響曲，等待迎接民族的解放。1813年，他又寫出歌頌為爭取自由而犧牲的女戰士的戲劇音樂《莉奧諾拉·普羅哈什卡》慶祝勝利。
1815年維也納會議結束，各國封建君主重新瓜分了歐洲。人民以慘痛的犧牲換來解放戰爭的勝利，卻又遭受新的苦難。各國君主組成“神聖同盟”統治和鎮壓人民，封建主義在歐洲全麵複辟。維也納恢複了秘密警察製度，任何人都有可能受到監視；出版、印刷、通訊均受檢查，連自然科學的書籍也遭查禁。社會上籠罩著沉悶、窒息的氣氛。與此同時，統治階級為掩飾他們的暴虐，竭力提倡享樂主義、粉飾太平的藝術。
堅持資產階級民主理想的貝多芬麵對這黑暗和倒退了的現實，心情十分沉重。他說：“我們周圍的一切都使我們完全緘默。”他懷念拿破侖，說：“以前我不喜歡他，現在我的想法很不同了。”他以極大興趣閱讀英國國會的記錄，並想往英國，因為他認為君主立憲製要比德國的封建專製製度好。他毫無顧忌地談論政治，以至朋友們須經常勸他當心。有一次，他咒罵皇帝說：“像這個家夥，應該首先吊在第一棵最大的樹上。”並說，“五十年內，世界到處將有共和國。”看著充斥維也納的享樂主義的藝術，他不肯隨波逐流去迎合庸俗的趣味，他說：“人要有自己的準則，一如國家之有憲法。”貝多芬的晚年十分淒涼。他一生無妻室兒女。貝多芬在維也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