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紅
在中國眾多的風光攝影作品中，沒有一幅作品像袁毅平的《東方紅》那樣，被賦予如此豐富的社會內涵，就某種意義而言，它差不多成為了新中國的代名詞。
1999年，為回顧建國50年來中國攝影所取得的成就，《中國攝影》雜誌舉辦了一次名為《1949～1999·攝影在我們的記憶中》的調查活動。《東方紅》以其對社會、曆史的影響，成為業內人士推薦意見最集中的10幅照片之一。
一位推薦者在他的評語中寫道：
一張風光作品因為被填充進政治的內容，而成為“一個偉大時代”到來的象征。
這幅照片拍攝於1961年8月。在此之前，袁毅平曾用黑白片試拍過多次，以觀察現場氣氛變化，選擇合適的拍攝點和拍攝時間。從7月下旬起，他開始正式拍攝，一直到8月下旬，拍了十多次，期間改變了好幾次拍攝方案。袁毅平後來回憶拍攝經過時說：
開始幾次都是等太陽完全升起，甚至等它升到一定的高度時再拍，這樣在構圖上雖然較好，而且也可使天空、地麵及天安門的感光量不至相差太多，但覺得這樣不太含蓄。後來就改為等太陽露出一大半時就拍攝，這樣就更富有朝氣蓬勃、蒸蒸日上之感。
與《東方紅》一樣，建國後50年代～60年代中期，攝影家們把鏡頭對準了生機勃勃的新中國， 以及充滿朝氣與激情的人民。他們歌頌祖國、歌頌人民、歌頌生活，充分展現出這個偉大時代的活力與氣息。齊觀山的《鬥地主》、 時盤棋的《燒地契》、侯波的《毛主席和亞非拉朋友在一起》、 呂厚民的 《歡送誌願軍回國》、李仲魁的《在結婚登記處》、陳勃的《雨越大幹勁越大》、張其軍的《鼓動》等，都是這個時代具有象征意義的視覺記錄與圖像符號。
人像、風光、花卉、靜物攝影，同樣表現出昂揚向上、意氣風發的風貌。如袁毅平的《東方紅》、鄭景康的《齊白石》、黃翔的《黃山雨後》、張印泉的《靜物》、敖恩洪的《油菜花》等等。在這些作品中，人像攝影注重傳神，風光、花卉、靜物攝影則強調寫意。這種審美情趣，奠定了中國藝術攝影的美學標準，並影響至今。
在新中國攝影藝術的起步階段，攝影家隊伍中，一部分是來自解放區的隨軍攝影記者，他們在戰爭年代長期從事攝影報道工作，很快成為新中國攝影界的骨幹力量；另一部分攝影家來自原國統區，以拍攝人像、風光、花卉和靜物為主。1955年，中華全國文學藝術聯合會，邀請這些攝影家的代表舉行座談，經過充分醞釀，於1956年12月成立了中國攝影學會(中國攝影家協會的前身)。
中國攝影學會成立後，開始以組織的形式，聯絡和指導全國各地的攝影家，開展攝影交流活動和舉辦攝影展覽。之後，《中國攝影》和《大眾攝影》雜誌先後創辦，中國攝影藝術進入了闊步前進的時期。1959年，為紀念國慶十周年，大型畫冊《中國》編輯出版。這部重達8公斤的畫冊，共收入了172位攝影家的464幅作品，展現了新中國成立10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國人民朝氣蓬勃的精神麵貌。
1958年和1962年，毛澤東主席先後為《中國攝影》、《大眾攝影》和中國攝影家協會題寫了刊名和會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十年浩劫期間， 中國攝影藝術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厄運， 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才開始複蘇，逐漸步入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