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東影”派出的田方在北平軍事管製委員會的領導下，接管了在北平的“中電”三廠等國民黨電影機構。4月20日，正式成立北平電影製片廠(後更名為北京電影製片廠)，由田方任廠長，汪洋任副廠長。華北電影隊除放映隊外的全體人員也都參加“北影”的工作。根據黨的先拍新聞紀錄片，以後拍故事片以及“東影”新聞片創作任務移交給“北影”的指示，接辦和領導了“東影”的新聞片製作任務，它派去前線的各個攝影隊，迅速投入新聞紀錄電影的拍攝。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北影”一共完成5部短紀錄片：《毛主席朱總司令蒞平閱兵》、《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成立》、《七一在北平》、《解放太原》、《淮海戰報》以及《簡報》1～4號。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5月解放上海。“東影”派出鍾敬之在南京軍管會領導下會同黃粲等接管了國民黨在南京的電影機構，又到達上海，與於伶會同留在上海的電影工作者徐韜等，在上海軍事管製委員會領導下，進行了在上海的國民黨電影機構的接管工作。接管任務完成後，立即進行上海電影製片廠的籌建。1949年3月，袁牧之應召來到北平，根據黨中央指示，進行全國電影領導機關籌建工作，並於1949年4月在北平正式成立中央電影事業管理局，在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下，擔負領導全國電影工作的任務，由袁牧之任局長。
綜上所述，在1945—1949年這個階段，由於大部分電影人重新聚集上海，這裏再度成為中國電影生產的中心基地。盡管長春、北平、南京以及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也有若幹製片機構，但出品數量並不多。本階段約4年時間裏問世的150餘部故事片，80％以上是由上海出品的。看得出來，本時期，國產片在數量上有大幅度的減少，民族電影業的處境和藝術家的創作條件並沒有因為抗戰勝利而得到改善；相反，因為成本激增、器材匱乏、美片傾銷和來自官方有增無減的政治壓力等而變得更為惡劣。
此時，歐洲已經迅速出現了經濟恢複的“奇跡”，歐洲電影在社會批判上迅速從揭示社會不公正的層麵轉化到對資產階級的靈魂剖析，電影語言也突飛猛進，給電影藝術帶來了很多質的變化。而在中國，40年代後期戰後和平的夢幻迅速破滅了，社會的變革以黨派之間的戰爭形態最為激烈地表現出來。中國電影的主題也就被尖銳的社會矛盾所控製，而一批中間色彩的知識分子對自身的文化衝突的探索也構成了電影主題很重要的成分。這個時期的電影語言的探索幾乎是對以前“影戲”傳統的繼承和總結，使之符合宏觀敘事的需要，同時費穆在對東方電影語言的特殊審美把握上，作了驚人的探索。其中，以“昆侖”和“文華”兩家民營電影公司為各自的代表，在不同的思想和藝術追求的道路上都創作了中國電影的不同風格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