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的現狀，以中國人的性格而言，很難讓外國人與他們有更多的實際往來。人們常說，車夫、船夫、酒館老板、苦力和捐客，不論他們犯了什麼罪，都應該全部殺頭。這些人以及與他們地位相當的人，和外國人的關係都是非常特殊的。西方人寧願忍受欺騙和壓榨，也不願因此引起一場社會風波，因為他們對此缺乏興趣，也缺乏能力。然而在中國，人與人之間如果出現有失公平的事情，必須通過社會風波來平息。
所謂的中庸之道，是指對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對人即不輕信，也不猜疑。對於這一點，很少有人能夠做得到。假如我們對不誠實的事情表示不滿，中國——這一對人性最為敏感的民族，會把我們的失敗都歸集為這一點。對於脾氣暴躁的人而言，想要時時刻刻保持佛祖涅磐時的那種平靜，是非常困難的。即使我們能夠保持這種平靜的品質，我們就會被當作進一步肆意勒索的對象。一個被外國人雇用的中國人，在街上看到一個沿街叫賣泥塑的外國小人的小販，這時，他停下腳步對小販說道：“你玩的隻不過是玩具，而我玩的可是真人。”
中國政府是我們所了解的，最能說明我們正在討論的這一特點的例證。從外國對華的整個關係史，以及中國官員與人民的關係史上，都可以找到這樣的例證。一個最為簡單的例子，就是那些各級官員經常頒布的告示。
這些告示比比皆是，而且篇幅冗長、詞藻華美、內容包羅萬象；但是，唯一缺少的就是真實。因為這些堂而皇之的命令，根本就沒有人打算去實施。大家心裏都非常清楚這一點，因此並不會有誤會發生。“中國政客的生平與國事文件，好像盧梭的《懺悔錄》一樣，充滿了崇高的情操，但是卻有著最卑鄙的行為。他引用孟子的話來講述生命的神聖與可貴，同時又砍下了一萬個人的頭顱；他為人民慘遭洪災，失去田地而悲傷；同時又把修建河堤的錢裝進自己的腰包，導致河水泛濫，全省慘遭洪水之害；當他與人達成協議的時候，私底下說，那不過是一時的哄騙而已，然後又高調聲討那些作偽證的人。”
當然，中國也有清廉、正直的官員，隻是很難找到罷了；而且就他們所處的孤立無援的環境而言，他們根本無法實現自己心中的美好願望。把這些經典的教義與具有良好素質的人相比，我們就會發現：他們對社會進入更高標準顯得多麼微不足道、無能為力。
有這樣一個問題：“在你所認識的中國人中，有幾個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這裏所指的僅僅是科班出身的人。得到的回答千差萬別，因為大家的經曆各不相同，判斷中國人的標準也就不同了。但是，大多數外國人的回答是“很少”、“七八個”、“十一二個”。當然，也有人會說：“很多，多得記不清楚了”。但是我們敢肯定地說，隻要是有頭腦和鑒別能力的觀察家，都不會作出最後這種回答。
在探討中國社會具有互相猜疑這一特征的時候，我們已經發現，中國人的心裏其實很清楚他們為什麼不相信別人。正因如此，猜疑對他們來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從而導致了中國的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統治整個階級的人，不是中國的精英分子，而是最卑鄙無恥的人。
曾經有一位聰明的官員對外國人說：“大清國，所有的官員都不是好人，都應該統統處死；但即使把我們殺了，下一任也不會比我們好多少。”中國有句諺語說得好：蛇清楚自己的洞穴在哪裏。還有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中國的官僚階層無法得到中國商人的信任。在他們看來，所謂“改革”，隻不過是表麵現象，而且不會實現。就好比中國的一個泥瓦匠，花大量的時間，用沒有調和好的灰泥建造煙囪和屋頂。可他的心裏卻十分清楚，隻要生火，屋內就會灌煙；隻要被雨淋，屋頂就會漏水。然而在中國，這樣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
中國雖然有足夠的資源來使國家富強，但是，如果人們沒有信心，所需要的資源就不會被開發出來；中國有淵博的學問來滿足各種需求；中國也不缺乏人才，隻是缺乏最重要的信任。如果沒有真誠信任，這一切都不足以使中國複興。
幾年前，一位頗有文化，善於思考的中國人與我討論如何解決某個地方打井難的問題。中國人打井，向來都是在井內從上到下用磚頭砌成的；但是，當地的土質非常不好，井建成沒多久整個地麵就會下沉，連同井壁也一起塌陷，隻剩一個很小的洞可供取水。漸漸地，整個井也就幹枯了。對直隸省這個不幸地區的補救，與中國用忍耐的方法治療病痛一樣，所有的治療都是表麵現象，所有藥方都無法將其根治。最終整個中國隻能像裝滿了金銀財寶的破車一樣，陷入絕望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