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向來就有對自然崇拜的傾向，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因為人們意識到，在他們所生存的環境中有許多不可抗拒的力量，以及許多未知的力量。於是人們便習慣性地將它們擬人化，對其頂禮膜拜，他們認為這些力量是有感覺的。因此，中華大地上就出現了風神廟、雷公廟等，而且四處可見。他們也崇拜北極星。北京的日壇和月壇是皇權崇拜的特有品，而在某些地區，人們最普遍、最常規的崇拜活動就是對太陽的崇拜。每年的二月份被人們定為是太陽的“生日”，人們會在這一天進行朝拜儀式。清早，村民們便會向東走，去迎接太陽，到傍晚時再向西走，護送太陽回家。這一年對太陽的崇拜，也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對自然的崇拜，最具代表性。最常見的形式是對樹木的崇拜。這種崇拜在某些省份——比如河南西北部——是極其常見的。朝拜當天，人們要走過好幾百棵大大小小的樹，然後在每一棵樹上掛上一麵小旗，這表明此處是某位神的住所。有時，崇拜是沒有什麼外部標誌的，但是那種迷信的思想卻十分活躍。如果我們看到在一間破爛的茅草屋前，生長著一棵枝繁葉茂的老樹的話，毫無疑問，住在樹旁邊的這戶家人是不敢輕易地將樹砍倒的，因為他們認為這棵樹是有靈氣的。
人們經常這樣認為，在這個國家裏，皇帝是唯一一位具有權利祭天的人。在天壇上主持有趣的祭天典禮的一定是皇帝，如果皇帝不親自祭天倒成了新聞。據我們了解，中國的老百姓家中朝南的牆上總是掛著一個神龕，而在某些地區，人們將這個神龕稱之為天地神龕。對於中國的老百姓而言，除了祭祖儀式之外，他們唯一的宗教祭祀就是在每個月的初一和十五兩天，祭拜天地，給天地上供，有時人們也會在新年伊始時進行祭拜。在這種祭祀儀式中，沒有禱告，祭品也在一段時間後被人拿走，吃掉。人們對這種祭祀的說法有很多種，有時他們說是祭“天地”，有時他們說是祭“天”，有時他們還會把它稱為是祭“老天爺”。而這個“老天爺”的叫法就給人一種人性化的神的感覺。但是，當我們了解到，這個人們想象中的“人”其實是與另一位被稱作“地母”的對應時，我們所推斷的結果就值得進一步研究了。
在一些地方，人們習慣於在六月十九——人們將這一天看作是“老天爺”的“生日”——祭拜“老天爺”。但是，如果有人問那些給太陽定生日的人們，“老天爺”的父親是誰，或者他是什麼時辰出生的，那麼這些人不但回答不出來，而且他們根本就懶得去想這些問題。若想讓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明白這些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問題，倒是很難的。祖輩們留下什麼傳統，他們就會接受什麼傳統，即使在夢中，他們也不會想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幾乎碰不到一個對“老天爺”的經曆或人品略知一二的中國人，而他們所知道的僅僅是“老天爺”掌控天氣，能夠影響莊稼的生長。對於中國人稱呼的這位“老天爺”，似乎暗示著真的存在這樣一個人。但是據我們所知，中國人既沒有為這位“老天爺”建廟宇，也沒有為他立塑像，在獻祭的供品方麵，“他”的待遇和祭“天地”時人們供奉的沒什麼兩樣。所以說，對於這個叫法，我們似乎還沒有得到徹底的解釋。
在中國的古籍中，人們常常喜歡用“天”這個詞指代自己的想法和意願。當然，有時它也並不指代這兩者。當我們在中國的書籍中讀到“天即是理”這種評注時，我們對其中的意思感到極其模糊。在古典作品中，這個詞意是模糊不清的，而在日常用語中它也是同樣的含糊。當一個對“天”無比崇拜的人被問到他是如何理解“天”的時候，他的回答通常是：“天就是頭頂上的藍天。”因此，他同那些崇拜自然力量的人一樣，其舉動不是個人為之，而是集體為之。對於他的這種信仰，可以用愛默生的一句話來表述：“風有靈，草有性”。換句話說，他是一個泛神論者。而這種將崇拜的事物缺乏明確的概念的擬人，正是中國人對“天”的崇拜的致命缺陷。
中國的下層階級大多是多神論者和泛神論者，而上層階級基本上是無神論者。通過人們的論述和種種表麵跡象，以及中國的“天理”之說，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總結：在這個世界上，中國的儒學家是一群最為徹底地接受過教育和教化的未知論者和無神論者。對於“天理”這個說法，它所指的是在宋代，那些唯物主義的注釋者對中國知識界的深遠影響。朱熹是一位博學的中國經籍的注釋家，在這方麵，他是很有權威的，但是他在一些經籍中提出的任何疑問都被人們視為異端邪說。然而他對那些經籍的注釋，不僅是從唯物主義的立場進行闡釋的，而且就我們理解，他的解釋所體現的觀點是無神論的，它的影響蓋過了那些經籍原有的教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