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唐初，由於突厥極其強大，北方又處於割據混亂之中，劉武周、李軌、梁師都、王世充等割據勢力都主動入貢突厥，“奉”上財物換取它的支持，及至唐朝統一中原、平定突厥，“貢賜”貿易的主動權就主客易位了，出現了邊疆各政權爭相“朝貢”的局麵。在唐代，邊疆各民族政權，如突厥、吐穀渾、吐蕃、南詔、回紇(鶻)、奚等各族與唐朝之間，既有“和親”時的“貢”與“賜”，又有遣使“朝貢”時的“貢賜”貿易。其中,回紇與唐朝的“馬絹貿易”也是以“貢賜”的形式進行的。回紇派到唐朝的使者，少者幾十人，多則數百人，除擔負有政治使命外，大部分兼做買賣。馬是回紇的主要貢品，多時達到上萬匹，唐朝則按數予以“回賜”。按照當時的市價，每匹馬不過換20～30匹絹，但因為安史之亂中曾幫助唐朝平叛，唐朝又想通過它穩定北部、西北邊疆，便用1匹馬換40匹絹的價錢“賞賜”。
宋遼夏金時期，宋朝為安定邊疆，對遼、金每年都“奉”上“歲幣”，對國力較弱的西夏稱為“歲賜”，多少挽回了點麵子。盡管僅僅是單向的，對方並不給予同等的“賞賜”，宋朝隻是在花錢買和平，但也可以看作一種經濟交流渠道。西夏與遼、金之間，則存在著西夏“貢”和遼、金“賜”的“貢賜”貿易。元、明、清時期，這種特殊貿易逐漸發展成為了完善的製度，對北部的蒙古各部首領、西藏的政教領袖、雲南的土司等，都規定了貢期、使團的人數和行程及所帶貢品的種類和數量，並對“賞賜”物品的種類和數量都做了規定。針對“貢使”往往自帶貨物的問題，明清時期在會同館專門舉行“貢市”，由邊疆各使者和境外各使團把各自的貨物拿出來出售，先由宮廷、官府派人選購，再讓民間前來購買各地、各國的“進口商品”。這些措施的出台，表明明、清朝廷默許了“貢”“賜”及其附帶貿易的商業性，並希望把它限製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以達到以貿易顯“恩惠”的效果。當然，這種限製輕者引起不滿，重則引發戰爭，明前期蒙古各部就不斷增加使團人數，以擴大既得利益，明英宗時期進行了限製，結果引起瓦剌貴族的不滿，其首領也先以此為借口大舉南下，英宗在土木堡被俘，明軍全軍覆滅。
“貢賜”貿易的交易主體僅僅是中原王朝、政權和邊疆政權的統治者，但交易的物品卻包括從奇珍異寶到生活用品的各類物品，比如在宋朝與甘州回鶻的“貢賜”貿易中，貢品包括白玉、琥珀、瑪瑙、硇砂、乳香、犛牛尾等，“賞賜”物品有白銀、銅錢、絹、帛、絲、茶。又如清朝對於西藏的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規定每兩年遣使“朝貢”一次，貢品為哈達、銅佛、舍利、珊瑚、數珠、藏香、氆氌等，而清廷“賞賜”達賴、班禪的物品有鍍金銀茶桶、鍍金銀瓶、銀鍾和蟒緞、龍緞、妝緞、片金、閃緞、八絲緞等絲綢以及哈達等，並賞給正、副使蟒袍、雕鞍、銀茶桶、銀執盂、緞、毛青布、虎皮、豹皮、獺皮等，連跟隨前來的喇嘛也賜給緞、毛青布。
民國初年，北京民國政府沿襲清朝的製度，邊疆各族政教領袖仍保持“進貢”的慣例，大總統也會頒發獎章、發給財物以示勉勵，在共和時代這當然不能再稱為“貢”與“賜”，但顯然與“貢賜”貿易一脈相承，仍帶有政治、經濟的雙重意圖，依然是強化中央與邊疆聯係、促進內地與邊疆經貿往來的一項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