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的目的在於向中國學習，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很重視使團人員的選拔，特別是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等官員。如高向玄理、吉備真備曾長期在中國留學；不少成員是文章博士，山上憶良、小野篁、營原道真更是有名的文學之士(後二人受命而未成行)。有兩家父子先後被任命為使臣，也是由於具有教養和經驗，利於向唐朝學習。隨行的留學生，如阿倍仲麻呂(晁衡)與詩人李白、王維結下深厚友誼，歸航受阻，留唐官至秘書監。桔逸勢被唐人目為秀才。入唐的醫師、樂師、畫師，和各行業的工匠，也都在自己行業中具有根柢，受到唐人推重，同時也從唐人獲益。遣唐使大量輸入中國經史子集各類典籍，中國文化風靡日本封建社會上層，滲透到思想、文學、藝術、風俗習慣等各個方麵。正倉院所藏大量唐代文物，是遣唐使輸入的中國物質文化。遣唐使對唐的贈品，和唐朝的答禮，實際是兩國之間互通有無的貿易。
入唐留學生姓名可考的隻20餘人，而隨遣唐使及商船入唐僧人，見於文獻的達90餘人。他們在中國巡禮名山，求師問法，帶回大量佛經、佛像、佛具等，同時傳入與佛教相關聯的繪畫、雕刻等，對促進日本文化的發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別創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並且仿效唐朝，開創了日本佛教在山嶽建寺的風氣。空海所著《文鏡秘府論》《篆隸萬象名義》，圓仁留唐10年的日記《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是研究中國和日本的文藝批評、文字學和曆史的重要文獻。
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時派遣“送使”同去。由於航行艱險，他們往往居留下來，歸化日本。如沈惟嶽、袁晉卿等，見於日本史書的有10餘人，都在日本朝廷任職。唐朝僧人也有隨遣唐使赴日的，最著名的是東渡傳授戒律的鑒真。隨遣唐使船到日本的，還有天竺、西域、南海的人，不少受波斯、印度影響的唐朝文物，也輸入日本。絲綢之路東端延至日本，遣唐使也是有作用的。
日本派遣遣唐使，財力負擔很重。從任命使臣到出發，需準備兩三年，包括造船，籌辦禮品、衣糧、藥物、薪俸、留學生和留學僧在唐費用等等。采取南島路和南路時，還不掌握季候風規律，海上驚濤駭浪，隨時會把船裂為兩截。幾乎往返途中總有船隻遇難，隻有一次來去平安。因此，遣唐使不僅出發前禱告神佛，航行中還祈禱佛教的觀音、神道的住吉大神以至新羅神。受命為遣唐使雖是榮譽，也有人怕危險而畏縮不前。采取北路時，遣唐使平均約7年半一次，以後由12年半到20年一次。838年以後，經過55年才考慮派遣，最後終於停止。這固然與日本吸取唐文化趨於飽和，和唐朝之日益衰落有關，同時，也由於負擔沉重和航行艱險。9世紀以後，往來中日之間的唐朝和新羅商船大為增多。唐朝商船掌握季候風規律，一般七月間乘西南風赴日，三四月或八月乘東北風返回。這些商船航程需時較短，遇難可能較少，往來的間隔也較短。因此出現不少短期勾留的還學生，如日僧惠萼在9世紀中葉曾3次來往中日之間。遣唐使雖然停止，並沒有妨礙中日文化繼續交流。
蕃坊
唐宋時來華貿易的外商、外僑在中國聚居的場所。又稱蕃巷。唐代以來，中外海上貿易日趨發達，來華的外商、外僑逐漸增多。中唐以後，廣州的蕃民，常至10餘萬。他們富有金錢，往往占田營第，與漢人通婚娶；或改從漢姓，習中國語言文字，應科舉考試；他們在各港口的聚居場所就被稱為蕃坊。宋政府在通商港口廣州、杭州等地設置蕃坊，專供外商、外僑居住，飲食服用，聽如其俗。宋代蕃坊置蕃長一人，以外商、外僑中有聲望者選充。蕃長的主要職責是代表當地政府管理蕃坊中的各類公事，接待貿易船隻，還負責招徠外商。蕃坊一般受當地市舶司的管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