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1898年瀏陽縣特科試題，縣令示牌：“值此風雲更新之會，何敢拘守常格，使多士懷才莫展。”正場考後，另場考試中的經學考試，出題有《素王改製論》、《六經皆正書論》，史學出題有《古機器考》，掌故之學出題有《伸民權所以尊君權說》、《罷諫官設議院議》、《瀏陽興利策》等等。學政徐仁鑄按試寶慶府屬，試題中有《通經致用論》、《擬設遊曆公會論》、《問德國占據膠州青島其蓄意在於何時》、《立學會開民智以衛國保教說》等等。這些考試內容的主題顯然反映了維新派改良主義教育的宗旨，與以往的科舉製藝大相迥異。湖南省士學風氣的轉變，由此也可以見其一斑，這說明改良主義教育在湖南的實施是頗有建樹的。
但是，維新派人士倡導的民權學說和其他激進的變法思想，引起了守舊勢力的不滿與駭恨。梁啟超為時務學堂學生課卷所做的批語被劣紳葉德輝持至王先謙處，王先謙指斥這些批語“悖逆連篇累牘，乃知其誌在謀逆”。嶽麓書院齋長賓鳳陽也上書王先謙，指斥康、梁以民權、平等惑世，“是率天下而亂也”。1898年六月，王先謙糾集湖南守舊士紳上書陳寶箴，指責梁啟超等人“自命西學通人，實皆康門謬種”，詆誣譚嗣同、康常才等人“胸無主宰”，“語言悖亂”，要求陳寶箴嚴加整頓。此後，葉德輝又著《註今語評》、《長興學記駁議》、《讀西學書法書後》等文章，攻擊維新派的民權學說，稱“中國自古為君主之國，其權不可下移”，並誣詆康有為為“亂民”、梁啟超為“誼士”。在守舊勢力的激烈攻擊下，時務學堂提調熊希齡被迫辭掉中文分教習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用等康門弟子，梁啟超也離湘赴京。南學會也同樣遭到王先謙等人的圍攻，被誣為“逞其邪說，放厥淫詞”，就連學政徐仁鑄頒示學宮的《註軒今語》，也遭到葉德輝等人的駁斥。在此惡勢力壓迫之下，南學會的骨幹人物皮錫瑞被迫離湘赴贛，邵陽分會的會長樊錐則被扣上“亂民”的帽子驅逐出故鄉。至此，維新派在湖南發起的改良主義教育運動宣告失敗。
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的戊戌變法，為改良主義教育在全國範圍內的實施提供了機會。在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等人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麵的改良主張，均通過上諭的形式，得到朝廷的推廣和實施。教育改革是戊戌變法的主要內容之一，在光緒皇帝《詔定國是》的上諭中，便著重提到“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上諭並指出：“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以上見《德宗景皇帝實錄》卷418)。在此後一段時間中，康有為等人頻繁上奏，而其中有關改革科舉和教育的奏本就達13部之多，其內容包括：廢除八股，試士改用策論，鼓勵士人專研有用之學；專設經濟特科，選拔通才，請飭各督撫設立專科學堂；廢止武試弓、刀、石藝，廣設武備學校，仿照德日學製；勸勵工藝，開工廠興實業，廣開專門學校培養工藝人材；廣譯日本書，派人留學日本；在各省府州縣鄉廣立大中小學校，普及教育；改造舊式書院、社學、學塾，廢淫祠為學堂，公產充為學堂經費等等。
康有為的這些建議，幾乎全部被光緒皇帝采取，並詔諭實施。
但是，這些改良教育的措施，雖獲得“上諭”的合法形式，仍然遭到守舊勢力的頑強抵抑，並未得到認真的貫徹。隨著百日維新的失敗，除京師大學堂幸存之外，其他均被一筆勾銷。維新派人士多年來苦心經營的改良主義教育實驗，從此宣告徹底失敗。改良主義教育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最根本的一條是維新派既無力量也無勇氣取消封建專製製度本身，卻又必須進行有損於這個製度本身利益及其宗旨的改良活動，因而在新舊勢力較量中始終處於劣勢的地位。
留學教育
留學教育是中國近代走向世界、學習西方科學文化的全新形式，是中國近代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在中國社會及其教育近代化的進程中發揮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容閎與中國早期的留學教育
中國近代留學教育發端於19世紀70年代，其倡導者為中國最早留學美國並獲耶魯大學學位的容閎。
容閎(1828～1912)生於廣東香山南屏鎮，早年就讀於澳門古特拉富夫人女塾附設的男塾及馬禮遜學校，後於1847年隨馬禮遜學校首任校長勃朗赴美留學，1854年畢業於耶魯大學。容閎雖然自幼接受教會教育並得外國教會的資助才得以完成係統的大學學業，但卻時時掛念著祖國的前途和命運。在大學修業期間，每每念及“中國之腐敗情形”及中國人民之苦難狀況，便“怏怏不樂”，“遂覺此身負荷極重”；並有“身受無限痛苦，無限壓製”的感覺。大學畢業後便立誌報國，欲以開拓教育為救國之道路，他想使更多的人能享受到與自己同等的文明教育，“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1854年底，他懷著強烈的責任感和愛國熱情啟程返國，爭取實施自己的留學教育計劃。
回國後的容閎曾先至南京拜會太平天國幹王洪仁殲，提出建立武備學校、海軍學校、實業學校和頒定各級學製的七點方案，未被采納。此後又向曾國藩、丁日昌等洋務派重臣陳述留學教育的計劃，得到讚賞。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後，作為善後談判的譯員，他又借機向調停大臣曾國藩、丁日昌、毛昶熙、劉坤一等人亟言留學教育之必要，促成曾、丁、毛、劉四人聯銜入奏請求開辦赴美留學的事實。1871年9月3日，曾國藩、李鴻章聯名上疏，奏請選派幼童赴美肄業，並附留學章程12條，奏章除闡述留學教育的諸多重要性之外，還援引《蒲安臣條約》中有關中國人欲入美國大小學校學習各等文藝，享有同最優國同等待遇的第七條款，作為留美學習的法律依據。1872年2月27日曾國藩、李鴻章再次聯名上疏，奏請委派刑部主事陳蘭彬及容閎為正副委員，常駐美國，主持留學教育的一切事宜。
1872年夏末(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九日)，中國留學肄業幼童30人啟程赴美，揭開了中國留學教育的序幕。此後，清廷又分別於1873年(同治十二年五月)、1874年(同治十三年八月)、1875年(光緒元年九月)派出第二、三、四批留美幼童，每批30人。至此，留美肄業幼童人數達到120人。這些幼童大多數來自廣東、浙江、江蘇一帶沿海開放省份，其中僅廣東一地人數就達86人，占總人數的716％以上，而容閎故鄉廣東香山縣一地竟占39人，占總人數的325％。這些幼童到美國後，每二人一組分別居住在美國人的家庭中學習外語，然後就近入學讀書，並陸續進入美國各科大學開始深造。
第三批幼童宿讀名單：
朱錫綬、曹茂祥住信司白爾野書館，從阿爾福學習。
沈嘉樹、康賡齡住士得勒佛書館，從艾墨生學習。
宦維誠、程大業住希白能書館，從頗司特學習。
祁祖彝、朱寶奎住叟亥得聶夫阿爾司書館，從慕阿學習。
鄺賢儔、鄺景揚住意司特亥母登書館，從彌那學習。
曹嘉祥、楊兆南住惠特列書館，從聶夜恩學習。
曹嘉爵、盧祖華住那夫愛墨司特書館，從克那格學習。
唐致堯、林沛泉住葛令非爾書館，從克拉克學習。
梁如浩、唐紹儀住四北嶺非爾書館，從格阿登學習。
容耀垣、周長齡住未士特問司疊特書館，從費列白司學習。
黃季良、楊昌齡住穩技司得書館，從課爾司學習。
袁長坤、周萬鵬住火裏約克書館，從克格溫學習。
吳敬榮、孫廣明住利意書館，從亥特學習。
薛有福、徐之煊住四北嶺非爾書館，從彌那學習。
徐振鵬、鄭廷襄住亥得列書館，從柏阿司過學習。
1874年，在美國哈特福德建成了留學事務所的永久性辦公場所。留學事務所雖已在美設立，但派留學生一事，仍不時遭到守舊勢力的種種非難和打擊，曾先後擔任留學事務所第1、3任監督的陳蘭彬、吳子登便是其代表。1876年吳子登赴美，被認為是“留學界之大敵至矣”。吳子登與陳蘭彬均出身於翰林，吳子登雖號稱“精研數理，博通中西”，但實際隻限於西學之皮毛，對留學教育“素目為離經叛道之舉”，出任監督後“尤思破壞，不遺餘力”。至於首任監督陳蘭彬也是“平素對於留學事務所，感情極惡，即彼身所曾任之監督職務，亦久存厭惡之心”，“對於外國教育之觀念，實存一極端鄙夷之思”。他升任駐美公使之後，便極力推薦吳子登這樣頑固守舊的人物接替第二任監督區諤良的職務。在陳的支使下，吳子登散布種種謠言誹謗留美幼童，誣稱留美幼童已全盤西化、多入耶穌教中、失去愛國之心，他日縱能學成回國，也“非特無益於國家，亦且有害於社會”。並稱：“欲為中國國家謀幸福計，當從速解散留學事務所，撤回留美學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國家早獲一日之福雲雲”。在此關鍵時刻，主持洋務大政的李鴻章雖稱吳子登“悉數可撤”之議，“未免近於固執”。卻又首鼠兩端，不給留學事務所應有的支持。時逢美國國內掀起排華浪潮，並拒絕按照《蒲安臣條約》的規定允許中國學生入西點軍校肄業，留學事務所由此遇到了極大挫折。盡管容閎為保留留學事務所盡了最大努力，一些美國有識之士也紛紛致函總理衙門反對撤回留美學生。如：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及美國一批大學校長聯名致書，稱讚留美學生刻苦鑽研，成績極佳、言行品德令人敬佩，學期未成，中途撤回令人惋惜。但清政府仍於1881年6月電令留美學生全部撤回。
這些懊喪回國的幼童，已有60名進入美國的大學及技術學校，剛剛開始接觸到工程、礦冶、造船、通訊等方麵的專門訓練，便被迫中斷學業。幼童返國後又立刻被押送到上海一個舊樓中“禁閉起來不許外出”。此後，幼童被分發到全國各地，他們每月隻有四兩銀子的待遇，生活十分艱難，並受到中國土大夫的杯葛和歧視，被視為“洋鬼子”和“無益於國家的人”。盡管如此，留學幼童歸國後經過艱難曲折的奮鬥，仍大多數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他們除許多人在政界、外交界及軍界擔任了重要職務(如：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清末外務部尚書、民國交通總長梁敦彥、海軍元帥蔡廷斡)之外，在工業建設領域也發揮了骨幹作用，諸如：第一批幼童中畢業於耶魯大學的詹天佑，回國後獨立主持京張鐵路的建設工程，並任此項工程的總工程師；畢業於紐約大學的吳仰曾主持開辦了開平礦務，兼辦京張鐵路煤礦；畢業於美國礦務大學的鄺榮光，後任礦政調查局華總勘礦師，並主持臨城礦務，兼任工程師。他們均因傑出的成就而在1907年被清廷贈授進士出身。
在早期的留學教育活動中，除留美幼童得到政府的大量資助之外，福建船政學堂也分別於1876年、1881年、1886年，先後派出三批留學生赴英法兩國學習輪船製造、駕駛、礦務、槍炮製造工藝、魚雷、火藥等知識，先後派出的學生總數達73人。這些學生分別進入法國的軍工廠、大學、專科學院及英國格林尼次大學修業，他們回國後大多數成為北洋水師及輪船製造業的中堅人物，如首批出洋學習製船和輪機製造的學生魏瀚、鄭清濂、陳兆翱、吳德章、李壽田、楊廉臣等六人，回國後獨立主持製造了開濟、橫海、鏡清、寰泰、廣甲、龍威等輪船；1881年被遣往德國留學的學生陳才鋪，回國後也能設計圖紙，主持仿製魚雷、伏雷。這批學成歸國的中國留學生成為中國最早的一批輪船製造業的技術專家，他們的學識水平和能力並不遜色於洋員，而其月薪卻不及洋員的三分之一。這些歸國留學生所具有的強烈愛國熱情和責任感，更使他們仍抱著極大的犧牲精神投入工作。這種精神在從事海軍工作的歸國留學生身上同樣表現得十分明顯。因此，盡管早期的留學教育施惠不廣(合留美幼童及留歐學生人數共193人)，耗資頗巨(船政學堂三批留學生費資約計60萬兩銀，留美幼童約計60萬兩銀)，但其遠期效益和社會影響卻十分廣泛，其價值遠非120萬兩白銀所能量及。
留日教育熱潮的出現及其根源
中國對於日本教育的重視，肇始於1894年的甲午戰爭之後。在此之前，雖有少數有識之士再三提請人們注意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及其教育變革成就，但在絕大多數中國士儒的眼裏，日本還隻是一個東夷島國而已，除了在正史的《東夷列傳》所見到的有關日本的陳舊知識之外，對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重大變化幾乎懵然無知。1879年黃遵憲所著的《日本雜事詩》及其後不久出版的《日本國誌》，1893年黃慶澄的《東遊日記》，1884年鄭觀應的《盛世危言·考試上》以及左宗棠在更早的1866年奏請創辦福建船政學堂折本中提出的有關日本教育的種種真知灼見，均未引起人們的關注。康有為在1898年1月的《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序》中，追述甲午戰爭前後國人對於日本態度變化的過程時說：“昔在聖明禦極之時(1875年)，疏球被滅之際，臣有鄉人商於日本，攜示書目，臣托購求，且讀且駭，知其變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間募開書局以譯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及馬江敗後(1884年馬尾海戰之後)，臣告長吏，開局譯日本書，亦不見信。及東事既興(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舉國上下，鹹昧日本，若視他星”。
甲午戰敗及《馬關條約》簽訂後，中國損兵喪師、割地賠款、舉國悲痛，如夢初醒，對東洋小國日本刮目相看。朝野上下方才激起了了解、學習日本變法經驗及教育成就的普遍熱情。在此形勢的推動下，1896年，中國駐日公使裕庚派員至上海、蘇州一帶招募了13名學生，於當年6月15日抵達日本留學，揭開中國留學日本的序幕。此後的10餘年間，留學日本的人數急劇增長，1902年各種官費生、自費生人數已達600餘人；1903年增至1300餘人，至1906年，已增至8000餘人。據《日本學製五十年史》記載：中國留日學生最多時，為明治三十五年(1902)迄明治四十一年(1908)之間，人數最多的明治三十九年(1906)，留學生人數超過7000人，以後雖逐年減少，但至明治四十二年(1909)，人數仍不低於5000人。如此巨大的留學教育規模，是以往留美、留歐教育無法比擬的，在中國19世紀中下葉至20世紀初的數十年間也是絕無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