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曆史沿革5
改良主義教育的實施及其後果
早在1879年，康有為就開始接觸西方學術和醞釀改良主義思想，並發願拯救民生之艱難，以經營天下為誌；此後又遊曆香港、上海，廣泛收集閱讀西學之書，“益知西人治術之有本……自是大講西學，始盡釋故見”。1888年，康有為首次上書清廷，上書遭阻之後，決意深入研究變法理論，並意欲通過講學活動培養變法骨幹，宣傳變法思想、擴大影響。1890年，康有為移居廣州雲衢書屋，次年應弟子陳千秋、梁啟超之請，在廣州長興裏萬木草堂開設講席，揭開了改良主義教育實踐的序幕。
據梁啟超《萬木草堂回憶》記載：康有為講學的內容，以孔學、佛學、宋明學(陸王心學)為體，以西學、史學為用。康氏講經主今文經學、斥古文為劉歆偽造，他的重要著作《新學偽經考》(1891年初刊)、《孔子改製考》(1891年始纂)，就是在這一時期著手編纂並刊印的。這些著作借孔子之名為維新變法主張正名，並用改良主義思想重新解釋儒家學說，將今文經學與改良主義結合起來，以倡行托古改製的主張。康氏講學雖有所主，而又不拘於一域，他博論列強壓迫、世界大勢、漢唐、兩宋政治，每講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並引歐、美事例以作證明。尤令學生感興趣的是康有為的“學術源流”一課，其內容是將儒、墨、法、道等所謂九流，以及漢宋學術之源流派別，列舉綱要、溯其衍變分脈，內容廣博，涉及語言、文學、藝術、宗學、哲學等諸多領域。萬木草堂還提倡以讀書自學及做筆記為主要學習方法，學生除讀《公羊傳》、《春秋繁露》等中國古書之外，還廣泛閱讀西洋諸書，如江南製造局有關聲、光、化、電等科學譯著，容閎、嚴複等人的譯著及外國傳教士傅蘭雅、李提摩太等人的譯本。除此之外，學生每人還備有功課簿，凡讀書有疑問或心得，即寫於功課簿上，每半月呈繳一次。康有為治學嚴謹，熱心教誨，每見學生一條簡短疑問，必報以長篇批答。學生讀書問學之餘，還仿書院良法，參預編書，群策群力，相與論習，像《孔子改製考》這樣的名著，便是在一二十個同學的協助下完稿的。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為在《長興學記》中為萬木草堂製定了“勉強為學，務在逆於常緯”的宗旨，他倡言破積習、通變化，“浩然而博，矯然而異，務逆於常”，將維新變法的精神燦然著於章程，感召和影響了一批後起的誌士仁人，不僅為維新變法造就了有用的人材，而且做了重要的輿論準備。在康有為的感召下，萬木草堂變成了新學的重鎮，一大批士子慕名投奔其門，至1893年冬草堂遷至府學堂仰高祠時，學生已達100多人。
1894年春，康梁赴京會試。草堂於八月被禁，《新學偽經考》也被毀版，康有為遂應門人龍澤厚的邀請到廣西桂林風洞山景風閣講學，並著《桂學答問》，詆擊古文經學，倡言孔子改製，主張博通聖道王製及古今中外學術，並列西學書目，供弟子肄習，維新變法思想較萬木草堂講學時期更為恢張。
康有為在粵、桂兩地的講學活動，為其後改良主義教育的進一步實施，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開創了良好的先例，並加強了改良主義教育的實踐基礎；康氏所倡導的博通中外古今、維新求變的思想，也無疑向腐朽閉塞的舊教育世界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氣，不僅使康門弟子受其教而懍然怵惕，也引起了朝廷中一批較開明的官員的注意，這為改良主義教育的進一步實施，提供了有利條件。但康有為的激進言論，也引起了朝野守舊勢力的強烈不滿，他的學說被斥為異端邪說，“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同少正卯，聖世不容”。以致康有為著作被毀，學會遭禁，這也意味著改良主義教育的實施過程，將是十分艱難的。
1895年之後，改良主義教育實施以全國各地學會、報刊的創辦及湖南新政中的教育改革為主要內容。1895年5月，康有為聯合十八省應試舉人一千三百餘人請願上書。此後，康有為在殿試策及朝考卷中又備述變法圖強之道，並多次上書清廷，要求實行自上而下的變法，他的主張引起了全國範圍的反響，並得到光緒皇帝及帝黨首領翁同和的賞識。
1895年康有為等人在北京創辦的《萬國公報》，除了刊登介紹有關世界各國的兵製、商業、礦務、郵政、鐵路、農業、報館等情況的文章外，還刊登了《各國學校考》、《學校說》等教育文章，宣傳學校之盛為“西洋諸國所以勃興之本原”等觀點。同年十月北京強學會也正式成立，並設址於北京宣武門外後孫公園。此後，上海強學會也於同年十一月創辦。在維新變法思潮的鼓動下，風氣漸開，學會林立，已有不可抑製之勢。其中影響較大的除北京、上海的強學會之外，尚有北京的知恥學會(1897年，壽富等發起)、關西學會(1898年1月，閻乃竹等發起)、粵學會(1898年1月，康有為等發起)、閩學會、蜀學會、保國會、保浙會、保滇會、保川會以及張元濟等人於1897年創建的北京通藝學堂；江蘇省則有上海農學會、新學會、算學會、不纏足會、蒙學公會、譯書公會、中國女學會、蘇學會等等；此外如湖北的中國公會、質學會，廣東的農學會、群學會、時敏學堂，廣西的聖學會、福建的不纏足會，浙江的興儒會、興浙會，陝西的勵學齋，貴州的仁學會，四川的蜀學會等等。這些學會雖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其思想宗旨也不盡相同，但大多具有文化教育團體的性質，往往通過翻譯新書、演講、討論和近似書院講會的形式，鼓吹變法、倡導實學，正是維新派人士所熱衷的一種新的社會教育形式，在傳播新思想方麵成為補充新式學堂及書院教育不足的重要手段。對此，康有為在談到組織學會的動機時，曾明確指出：學會的組織在於“開知識”、“開風氣”、“大合群”。梁啟超也稱：“先生又以為凡講學莫要於合群，蓋以得知識交換之功，而養國體親愛之習”。顯然，學會的創辦旨在合群力以促進講學風氣，是興學立國的根本措施之一。像北京知恥學會疾呼的知恥“莫如為學”；關西學會《學規》標榜的治經術以言變法，治國聞以學西學；通藝學堂《章程》規定本學堂專講泰西諸種實學；中國女學會聲稱“專教中華女子學一切有用之學問”，“采仿泰西東瀛師範，以開風氣之先”等等。均是力圖促進中國的教育事業，進而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但是，在維新變法思潮推動下出現的這些學會，並非都能真正貫徹維新派的改良主義政治主張和教育主張。例如：北京強學會的人員構成就很複雜，既有維新派人士，又有帝黨人物，還有張之洞、李鴻藻等清廷重臣的親信，以及像袁世凱、徐世昌這樣善於鑽營投機的人物和英美傳教士，見解難以一致，內部矛盾重重，以後又被李鴻藻改為官書局，實權被李鴻章和張之洞係的人物把持，連梁啟超也排斥在報務之外。學會存在的時間也不過三個月而已。再如上海強學會，存世也不過三月有餘便遭查禁。在這三個月間，學會也主要由張之洞係統的人物所把持，改良派能夠發揮作用的也隻是編發了三期《強學報》而已。在學會宗旨方麵，雙方相差也甚遠。由康有為主持擬定的《上海強學會章程》，強調“本會專為中國自強而立”，“專為聯人心，講學術，以保衛中國”；而實際主持學會業務的汪康年卻主張以“講求實用為主”，為有用之學，出有用之才。康有為等人強調學會以譯書、刊行報紙、開大書藏、開博物院四事為最要，意求廣泛學習西方文化；汪康年則主張將學會辦成一個講求學術、探討中國貧弱原因的純學術團體。康有為等人主張“以孔子經學為本”，旨在“托古改製”；汪康年也主張“講明孔聖之教”，卻旨在“以端心術，守聖教為主”。由於維新派人土既不能控製學會，學會內部又政見不同，且屢遭朝廷守舊勢力的彈劾和詆毀，維新派意圖通過創辦學會、報刊講求學術，合群力以求治國之道的主張，實施不久便遭挫折。連一向由梁啟超主筆的《時務報》，也逐步落人汪康年等人手中，既不允許報上文章稱引“康學”，又“日日以排擠侮弄、謠諑挖酷南海先生為事”，梁啟超也終被推擠辭職，失去最後一塊有影響的陣地。
維新派在全國範圍內創會辦報的努力失敗之後，湖南方興未艾的省政改革，卻為維新派提供了省級範圍內實施改良主義教育的難得機會。湖南本來是一個經濟文化落後，閉塞而封建保守勢力強大的內地省份，但在19世紀90年代中期，卻聚集了一批具有政治改良思想傾向的官員主持了省政，如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督學江標(1898年徐仁鑄繼任)，均在不同程度上對省政改革持有熱情。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也對省政範圍內有限度的改革給予支持。加以譚嗣同、唐才常等維新誌士的積極提倡，湖南省的維新改良活動得以迅速開展，且聲勢奪人，就連嶽麓書院院長王先謙這類守舊士紳的核心人物，也參預創辦火柴廠、募資修建連接兩湖的輪航路線，並得到政府貸款開設寶善成公司、計劃修建連接漢口、廣州的鐵路。
在湖南新政中最引人矚目的是教育領域的變化。早在1895年，譚嗣同在代江蘇學政龍湛霖的上書中，就指出：“講明今日之時勢與救敗之道”，當以教育為急務，以“作育人才”為根本；他建議朝廷從1896年起，“凡遇歲、科、優、拔等試，除考製藝外，均兼考西學一門”。為此，他列出廣泛涉及西方自然科學、曆史地理、法律、稅製、軍事、化學、電學、船學、農學、工商學、醫學等方麵內容的14門課程，主張：應試者“必須果真精通一門，始得考取，不兼西學，雖製藝極工，概置不錄”。他認為：變法必先從士始，從士始則必先變科舉，變科舉則必促動教育變革，“使人人各占一門，爭自奮於實學”。為了實現這個目的，譚嗣同在學政江標的支持下，克服了頑固士紳的重重阻撓，於1897年將瀏陽南台書院改建為瀏陽算學館。瀏陽算學館的建成，對於開通湖南教育風氣、設立新式學會和學堂，確實起到了創為先河的作用。
時務學堂和南學會的創辦，標誌著湖南省政的教育改良運動進入了高潮。1897年9月發布的《湖南時務學堂緣起》聲稱：“吾湘變，則中國變；吾湘立，則中國存。用可用之士氣，開未開之民智”，並倡導“廣立學校，培植人材為自強本計”。其目的是要通過湖南一省的教育改革，開民智，育人材，進而帶動全國範圍內的改良運動；其雄心可嘉，顯然是受到了日本江戶末期薩摩、長州、土佐、肥前四藩率先變法進而推及全國的啟發。
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梁啟超，對湖南省政革新尤寄以厚望。他要求青年學生“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己任”，並親自為學堂擬定《學約》十章：立誌、養心、治身、讀書、窮理、學文、樂群、攝生、經世、傳教。在《經世》一章中，梁啟超製定了學堂課程設置的指導思想：“中學以經義掌故為主，西學以憲法官製為歸；遠法安定經義、治事之規，近采西人政治學院之意”。在《傳教》一章中，梁啟超則進一步發揮了康有為的“孔子改製說”及大同思想，強調：“今設學之意，以宗法孔子為主義”。並主張“取六經義理製度、微言大義，一一證以近事新理以發明之”，“當共矢宏願，傳孔子太平大同之教於萬國”。他在時務學堂講學，還重印了康有為的《長興學記》，並在序中提出“推孔教以仁萬田”的主張。在《讀西學書法》中，又要求學生“當知六經皆孔子改定製度以製百世之書”，“當知三代以後，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
在時務學堂學生的課卷中，經常可以看到梁啟超等中文教習的批語，這些批語指摘君主極權專製，鼓吹民權，見識敏銳，一針見血，大有發聾振聵之氣勢。例如：課卷中談到民權，梁啟超便批以：“春秋大同之學，無不言民權者，盍取、六經中所言民權者編集成書，亦大觀也”。課卷中提到議院，梁啟超便加批語：“議院雖創於泰西，實吾五經諸子傳記隨舉一義多有其意者，惜君統太長，無人敢言耳”。再如課卷提到廢拜跪之禮，批語便說：“今日欲求變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廢去拜跪之禮，上下仍習虛文，所以動為外國訕笑也”。
在時務學堂蜚聲湘省內外之際，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又在巡撫陳寶箴的支持下，組織成立了著名的南學會(1898年2月21日)。南學會雖然是一個誌在“振國匡時、濟世安人”，以“聯群通力，發憤自強”的救亡團體，但卻取鑒了中國書院講會的形式，以“講論會友”，以定期的演講和答問為主要活動形式，因而還是一種社會教育的組織形式。
南學會的講學宗旨，是“欲將一切規製及興利除弊諸事講求”，以“通民隱，興民業，衛民生”。著名的今文經學家皮錫瑞被推舉主講學術，黃遵憲主講政教，譚嗣同主講天文，鄒代鈞主講輿地，巡撫陳寶箴也曾兩次親臨講席。南學會的演講共舉辦過13期，其內容涉獵頗廣，而其宗旨卻無過於講求救國救亡之道。誠如皮錫瑞在南學會的首次講演中所說：“今中國微弱，四夷交侵，時事岌岌可危，迥非乾嘉以前之比，皇上政府群眾，深知變通以開民智，求人材為急務。”“今開立南學會，願與諸公講明大義，共求切磋之益。”皮錫瑞還再三強調“讀書窮理”，講明切究有體有用之學，通過學習，將聖賢義蘊，古今事變，中外形勢，了然於胸中，方為救國救民之正學。譚嗣同在《論全體學》的講演中，則稱“今日救亡保命至急不可緩之上策，無過於學會”，並主張將各府州縣的書院，一概改為學堂學會，“一麵造就人材，一麵聯合眾力，官民上下，通為一氣，相維係協力會謀，則內患可以泯矣，人人之全體以安矣”。由此可以體現：南學會的創辦，反映了維新派為代表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國家危難之際的強烈憂患意識及其主張教育救國的曆史選擇。
在時務學堂及南學會的影響下，湖南教育領域風氣大變，不到半年間，講堂林立，學會紛設，可謂“民智驟開，士氣大昌”。對此，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附錄，《湖南廣東情形》及光緒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一日《國聞報》所載《湖南學會林立》諸文，均做了生動的描述。尤值一提的是：在新風氣的影響之下，湖南地方各級的科試、歲試及其府州縣學考試，也被注入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