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2
格林威治時間
17世紀以來，航海事業蓬勃發展，許多航海國家為了更好地確定船舶在海上的位置，紛紛建造天文台。
1675年，英皇查爾斯二世決定，在倫敦郊外格林威治公園建造皇家天文台——格林威治天文台。當時，這個天文台的主要任務是，精確測量恒星的位置。30年後，它公布了一部星表叫《英國天文誌》，記錄著詳細的天象資料。1767年，出版了《英國航海曆書》，以一種國際通用的時間——格林威治時間出現在天文曆書中，當時的世界時就是格林威治視時。
格林威治天文台位於古老倫敦城東8公裏的泰晤士河南岸，是個依山傍水、景色秀麗的地方，已有300多年的曆史。
1948年，由於倫敦市區擁擠而多霧，天文台搬遷到郊區瀕海的古城赫斯特蒙（東經0°20′25″，時間相差81秒）的一座小山上。
原址作為國家航海博物館，那裏除了陳列這座天文台早期用過的各種觀測儀器外，還有一個“子午館”，公開展出，供人參觀。
在子午館裏，有一間專門的房間，保存著一台子午儀。它的基座上刻有一條垂線，這就是本初子午線。子午儀上的英文是：世界本初子午線。一條白顏色垂線的兩旁，分別寫著東經和西經。在子午館裏有一條鑲嵌在大理石的中間的銅線，銅線還延伸到牆外的水泥地上。遊人來到這裏，都喜歡站在門口，雙腳分跨在銅線的兩側，拍一張有趣的照片留念——0°經線在腳下穿過。子午館大門外的磚牆上，鑲有一台24小時走動的大型標準鍾，那是1851年安裝的。
新的格林威治天文台建在15世紀的赫斯特蒙城堡裏，它位於離倫敦100多公裏外的薩塞克斯郡。那裏山丘森林環抱，有城牆和護城河，麵積約15公頃。周圍的山丘上，以古堡為中心新造了7座大大小小圓頂觀測台和研究大樓，裏麵裝有世界上精確的計時儀器：原子鍾、249厘米口徑牛頓天文望遠鏡，許多較小型的望遠鏡和觀察設備，還有精密的天文儀器和電子計算機。一座車庫大小的鋁屋是天文照相機的頂管，遙對著星空，不停地拍攝星球經過時的相片，並能自動地記錄出時間來。
這裏住著200多位天文學家和技術人員，日日夜夜地觀測，計算出精確的時間，然後，通過6個電子發音器傳到英國國家廣播公司，向英國和全世界廣播，為了彌補格林威治天文台地理位置的更動，在計算時間時增加了81秒種。
格林威治的天文學家承認，目前的計時並不是絕對正確的。因為天文學在計算時間上，會有不同的結果，即使最精確的原子鍾也有誤差。因此，每年除夕的午夜到來之前，天文台的工程師有時候要在格林威治時間上，加或減一秒“修正”時間——“閏秒”。中國的標準時間
什麼是“北京時間”呢？它是我國根據區時製以及本國的具體情況製定出的一種標準時。
我國幅員廣大，如果按照標準時區的劃分，我國由西到東可劃為東5區、東6區、東7區、東8區和東9區，共5個時區，最東的地方和最西的地方，區時相差4個多小時。但為了計時方便，我國采用首都北京所在的東8區的區時作為全國統一的時間。“北京時間”不是北京的真太陽時或北京的地方平時，而是東8區中心線120°經線上的地方平太陽時，它以東經120°的地方視時為基礎，並經過視太陽時流通不均的訂正。它隻符合東經120°的天文條件，而不符合北京（東經116°19′）的天文條件，因而不是北京的地方平時。
這種電台傳出的清脆悅耳的報時聲是哪裏發出來的？北京時間是在哪裏測定的呢？報時聲是由北京天文台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發出來的；而北京天文台卻是通過陝西天文台授時台授時，校正時間，向全國播出標準的北京時間。
陝西天文台授時台位於離西安約150公裏的蒲城縣境內，是我國目前唯一的一個規模較大的現代化授時中心，也是我國測定和發播標準時間的地方。
授時台主要有兩個發播標準時間與頻率的專用電台。一個是以BPM呼聲為代表的短波時台，一個是以BPL呼聲為代表的長波授時台，都是1981年正式使用發播的。
在短波授時台，縱橫交錯的天線宛如蛛網，基準鍾房和微波發射室裏的各種現代化儀器有節奏地發出“嘟，嘟”的信號，日夜不停地進行著時間的測定和發播。這個台承擔了我國短波無線電標準時間、標準頻率的發播任務，用短波無線電傳播時間信號。在我國任何地方都可以準確可靠地收聽到它們所發播的精確信號，即使在歐洲非洲和美洲也可以清晰地收聽到它的信號。現在，全世界已有幾十個類似的短波台分布在全球各地。
長波授時台是利用長波無線電波傳播時間信號的，它的精確度比短波授時台更高。在這裏，利用氫原子鍾和銫原子鍾等現代化授時儀器，建立了我國原子時間標準，可以保持3萬年甚至30萬年才有正負一秒的偏差。它使我國的定時精度從短波發播的毫秒（千分之一秒）量級，推進到微秒（萬分之一秒）量級，提高3～4倍以上。它完全可以適應空間技術，發射衛星、導彈和科學研究等方麵的需要，標誌著我國的授時工作已經進入世界先進行列。世界現行公曆的來龍去脈
曆法是根據天體運行的周期來安排的。以月亮圓缺為主要依據的叫“陰曆”，以地球繞太陽公轉為主要依據的叫“陽曆”。
陽曆，最早起源於埃及。對埃及人來說，一年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尼羅河的泛濫，它不僅是埃及的經濟命脈，而且對埃及的政治和社會製度也有很深的影響。為了及時做好耕種的準備工作，確定河水泛濫的開始時間格外重要。而河水泛濫的間隔，正好同一個太陽年基本相符。這樣，埃及人就放棄了依靠月相確定年月的做法，而采用了一年365天的曆法。太陽年不是365天的整數，每年約有1／4天的誤差。
羅馬是古代一個強大的帝國，可是，它最早的曆法卻很混亂。古羅馬最初用的是太陰曆，一年中隻有10個月，共304天，到了公元前713年，因受到古希臘的啟發，才將“太陰曆”改為“努馬曆”。這種古曆增加了2個月。古羅馬人認為雙數是不吉的，因此有忌諱，每個月的天數都是單數：1、3、5、8四個月，每月為31天，而2、4、6、7、9、10、11七個月，每月為29天，12月隻有27天，特別短。努馬曆一年隻有354天，比實際年長365天少了11天多。
古羅馬人使用了“努馬曆”後，就糊塗地過了兩個多世紀。直到公元前509年時，羅馬政府才規定每隔4年要加進兩個閏月年來調整差數。這是曆法上的改進，應該是件好事。可是，當年編製曆書的是一些愚昧的僧侶，他們對耕種農活，農事節氣不感興趣，隻是從宗教和政治上考慮，隨心所欲地增減閏月，把曆法搞得更亂啦！
過了400多年，努馬曆已落後於實際天象的太陽曆80多天，因此春秋難分，寒暑顛倒。難怪後世作家這樣諷喻地說：“羅馬人在戰場上常打勝仗，可是他們卻說不清哪一天打了勝仗。”
公元前45年，羅馬的統治者儒略·凱撒對曆法進行了研究，認為埃及使用的曆法簡明實用，於是下令根據埃及曆法對羅馬曆法進行改革。在埃及天文學家蘇西金斯的幫助下，把古羅馬曆變成了純粹的太陽曆。經過長期的研究，公元前46年，凱撒頒行了新曆——儒略曆。
新的曆法規定，每年設12個月，共365天。今後每隔3年設置一個“閏年”，多加的一天放在原來的12月（儒略曆的2月）的後麵，冬至後的10天，作為儒略曆的開始，即把原來努馬曆中的11月1日改為1月1日——“元旦”，把努馬曆的月序順次推遲2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