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尋求精神上的出路的同時，卡夫卡也在尋找促進身體健康的方法。５月，他出差到瓦恩斯多夫，途中在波希米亞北部拜訪了一位精通自然療法的專家莫瑞茲施尼徹。據施尼徹診斷，卡夫卡患有"脊髓中毒症"。施尼徹建議他堅持素食，多呼吸新鮮空氣，多曬日光浴，多聽音樂，不要相信醫生的話。卡夫卡早就認為醫生對他沒有任何幫助，部分原因是醫生不對病人進行整體分析，而自然療法師卻能做到這一點。他興高采烈地寫信給布洛德，向他介紹這位"魔術師"。施尼徹住在素有花園城市之稱的瓦恩斯多夫，他本人是一個工廠主，同時又是一位信奉"自然療法"的開業醫師。施尼徹告訴卡夫卡，他以往的"生活方式是錯誤的"。
盡管卡夫卡偶爾也會嘲笑自然療法追求時髦、流行的一麵，但他仍然恪守自然療法的各項規則。他常年開著窗戶睡覺，穿很少的衣服，不吃肉（有段時期曾在醫生的要求下打破這一習慣），不喝酒。不久，夏天到了，他的健康狀況似乎也有所改善（盡管布洛德在日記中寫到卡夫卡精神抑鬱，時時出口傷人）。他在這個時期仍然沒有寫作，但他開始閱讀狄更斯的作品，閱讀激發了他的思想，他認為作家在寫作時是"被故事驅趕著"，而且無論故事要去哪裏，作家都必須完全聽任它的擺布。在這裏，卡夫卡又一次強調了作家是如何受外部事物影響，並接受靈感調遣的。不過，在這段時期，卡夫卡更關注一般意義上的舒適、健康："我參加了布拉格、柯尼西隆爾和捷諾施茲的遊泳學校，在那裏我不再為自己赤裸的身體感到羞澀。直到２８歲，我才補上我的教育中缺掉的這一課，在賽跑中人們管這叫延遲起跑"。８月２６日，他和布洛德一起到蘇黎世、盧賽恩、盧加諾、史特蕾沙和巴黎旅行，而此時，他的父親卻因為工作勞累而病倒了。
作為消遣，卡夫卡和布洛德決定"在旅行的同時記錄這次旅行以及我們對彼此的感情"。卡夫卡的旅遊日記並不特別吸引人，他常常用大量的篇幅描寫旅途中看到的女人。在意大利的奧斯特諾，卡夫卡"看見蜥蜴在一麵牆上蜿蜒而行"，體會到一種"令人發抖的感覺"，在孟納吉奧，他認為"意大利人對人說的每一個字眼都穿透了對方那無知的廣袤空間。"在米蘭，大教堂顯得"有點無聊"，相比之下，那裏的妓院更有吸引力，卡夫卡對妓院並不陌生，他寫道："在我們那兒，妓院裏的德國姑娘會讓你把自己的國籍忘在腦後，這裏的法國姑娘也是一樣"。卡夫卡不是天生的旅行家--除了去療養院和旅遊勝地之外，他幾乎從未離開過布拉格，就連奧地利的城市他也隻去過不多幾個，更不要說離家更遠的地方--他承認，如果不是為了寫日記，他不可能在意大利海灣過"單調的死一般沉寂的日子"。離開米蘭後，兩人去了巴黎（卡夫卡在日記中寫下了"兩個法國小女人以及她們肥胖的臀部"），參觀了盧浮宮的繪畫，還去了凡爾賽。他們在滑稽劇院看了《卡門》，後來又看了拉辛的《菲德拉》。卡夫卡在日記中寫到，一些強健的女人把妓院管理得井井有條："在布拉格，我就常常在無意中注意到妓女身上的男子氣概。在這裏就更為明顯了"。一個妓女"緊捏的拳頭放在她的私處上方，按住裙子"，這一次卡夫卡大概沒有和布洛德一起留在妓院，而是"孤獨地、愚蠢地走回了住處"。最令卡夫卡著迷的是巴黎的地鐵。"這很容易理解，地鐵是一個身體虛弱而又雄心勃勃的陌生人的最好選擇，坐上地鐵，他就可以快速而準確的，一口氣穿越巴黎的精髓"。
９月１３日，卡夫卡告別布洛德，獨自去了蘇黎世湖畔的愛倫巴赫療養院，打算在那裏繼續寫小說《理查德和塞繆爾》（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ａｍｕｅｌ），這篇小說是在這年夏天開始動筆的。但是療養院中的各種"活動"--按摩、體操和音樂會（聽眾根據性別分開坐著聽留聲機）--使他的寫作根本無法進行。療養院中的遊客大多數是"上了年紀的瑞士中產階級婦女"。這次療養產生了效果，他的病"在其他病人驚訝的注視下"消失了。９月２０日，卡夫卡又回到了辦公室。１０月，萊姆貝格的意第緒劇團再度來到布拉格演出，卡夫卡是他們的熱心觀眾。作為一名猶太人，意第緒劇團的到來促進了卡夫卡的猶太意識的覺醒。他開始研究猶太人的曆史和文化，並且後來一直對此十分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