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１年９月３０日，這一天是猶太教的贖罪日，卡夫卡去了布拉格猶太教堂。他第一次在信件和日記中特意提到自己的猶太教信仰。在這座古老的猶太教堂中，卡夫卡看到三個虔誠的東部猶太人，他們"弓著身子，趴在祈禱書上，把祈禱披肩拉到頭頂，身體盡量蜷縮著"。另外，他那雙作家特有的明察秋毫的眼睛還在人群中認出了"妓院老板一家"。盡管這裏的祈禱者用"阿拉伯式的音調"做著"聲若遊絲"的禱告，但他總結說："在更深的層麵上，讓我激動的是平卡斯教堂的猶太教"。平卡斯是附近另外一座猶太教堂的名字，這座教堂今天以建於１９５８年的大屠殺紀念碑而聞名。
對卡夫卡來說，為猶太教而激動顯然是一種全新的情感。卡夫卡的父親是一個被基督教同化了的猶太人，以冷淡的態度對待宗教，卡夫卡本人則隻在上學時對猶太複國運動比較感興趣。然而，１９１１年是一個轉折點。這一年，意第緒劇團到布拉格做巡回演出，卡夫卡遇到了虔誠的東部猶太人--約瑟夫盧斯曾在他們的生活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卡夫卡對猶太教的興趣被喚醒了，這種興趣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中變得越來越強烈。
卡夫卡對猶太教的態度成為他和他的父親爭論的另一個焦點。在１９１９年那封《給父親的信》中，卡夫卡細致地描寫了在父親的影響下，他對待猶太教的三種態度。第一個階段是在卡夫卡的幼年，他因為自己不常去教堂、不行齋戒而引咎自責："我以為，我那樣做並不是對我自己，而是對您不公正，於是一種內疚之情湧上心頭，這種內疚隨時隨刻都可能產生"。第二個階段是少年時期的卡夫卡發現，他的父親用"猶太教空洞的教義"來譴責他，而這是荒唐可笑的。
赫爾曼每年隻有四次去教堂，在教堂裏，他常常漫不經心，似乎隻在意祈禱的儀式（盡管"有時您能在祈禱書裏將大家正在誦讀的禱文指給我看，這使我大為驚異。"），隻要弗朗茲在教堂裏做個樣子，赫爾曼就滿意了。弗朗茲"在那兒百無聊賴，忍著嗬欠，打著盹兒度過漫長的時間（我想，後來隻有在舞蹈課上我才有過同樣的厭倦）"，盡最大的努力"找點兒有趣的事解悶"，比如每當打開猶太經的經櫃時，"我總要聯想起娛樂場上的小型打靶室，隻要一打中靶心，也會有一扇櫃門應聲而開，惟一不同的是，從打靶室裏出來的是有趣的獎品，而從這裏出來的卻總是那些破舊的無頭娃娃?"卡夫卡在這裏刻意用輕率而瀆神的方式表達了他的不滿，他不願意僅僅為了儀式而被拖進教堂。童年時，他的父親曾嚇唬他，說他有可能被叫起來誦讀《摩西五經》："一連好多年，我一想到這就嚇得發抖"。除此之外，他"那種無聊的心緒倒也沒有受到別的東西的很大幹擾"，但成人禮是個例外。不過，對弗朗茲來說，就連成人禮也"不過是一場可笑的考試而已"。當赫爾曼被叫起來誦讀《摩西五經》時，在弗朗茲看來，這隻是父親在社交上的勝利；每當要為死去的人誦經時，赫爾曼總是先把孩子打發走，這給卡夫卡的印象是"這裏接下來要發生某些見不得人的事"。家裏的情況更糟糕，僅存的宗教儀式是逾越節前夜的祈禱，而這種儀式"日漸變成了一場嘻嘻哈哈的鬧劇。"
卡夫卡相信，父親灌輸給他的是實用而勢利的猶太教義（在教堂裏，赫爾曼經常指給卡夫卡看猶太百萬富翁）。而這樣做的結果是，"在我看來，最虔誠的態度就是盡快擺脫這種教義"。赫爾曼在"猶太人區的小村鎮"裏繼承了猶太精神，他的確對猶太教傳統有一種真實的記憶，然而隨著遷居城市、服兵役等等，這種記憶逐漸被消磨了，他心裏留下的隻是最低限度的猶太精神，因此，"從根本上說，您生活的信念就是，您相信某一個階層的猶太人那壓倒多數的觀點是絕對正確的"，但是要把它向下傳給一個孩子，"在您傳遞的過程中，它就像水滴一樣漏光了"。由於赫爾曼要傳遞的教義--"您以猶太教的名義並用浮誇的手勢所闡述的"--沒有真正的說服力，他不得不訴諸於威脅，並且對弗朗茲那種明顯的冥頑不靈大動肝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