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他在婚姻問題上的確存在麻煩。卡夫卡告訴布洛德，盡管"一切都結束了"，他不再給菲利斯寫信，"但我仍然、仍然不能獲得解脫"。他重複著那句讖語："沒有她我活不下去，但是和她在一起也活不下去"，又說："我應該被鞭子驅趕到荒漠裏去"。他對費力克斯韋爾奇強調："事情不會變好的，對於我事情永遠不會變好的"。卡夫卡在１０月中旬回到布拉格，但他仍舊思念著菲利斯。１０月２９日，他打破了六個星期以來的沉默，給她寫了一封信。他告訴她"在德山劄諾那天"的情形，當時他感到這段戀愛的確走到盡頭了，即使她不打算拒絕，他也必須放逐自己。在信的開頭，他說家庭生活--他自己的家庭，她的家庭，以及建立一個新的家庭--讓他躊躇不前，讓他感覺無論怎樣努力，也隻能"分享別人的快樂，卻永遠不能分享別人的生活"。非要說他能快樂地和鮑爾一家融為一體是虛偽的，對他來說"生活在一起，永遠說謊是不可能的，正如永遠說真話是不可能的一樣。"然而--盡管有過六個星期的沉默，有過格爾蒂和那個俄國女人，有過無窮無盡的折磨，他仍然被一種"對你的渴望"攫住了。他說，"我們現在的絕望"都是他一個人的過錯，她的所有來信構成了"一種驚異的表達：竟然會有我這樣的男人"。菲利斯以前提到過，她的母親對她的愛會轉移到卡夫卡身上，她的父母"權衡了這樁婚事的利弊，認為這是一場出自真正愛情的婚姻"--但卡夫卡堅持說，這些都不會是真的，她不該把他想像成一個模範丈夫。
眼下，這個故事中的另一個女人格蕾特布洛赫登場了。她是菲利斯的同事，在菲利斯的要求下從柏林來布拉格為他倆調節。格蕾特和卡夫卡很可能是在１０月底見麵的。兩人關係中最引人注意的一點是格蕾特在卡夫卡去世多年之後，即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１日，寫信給一位巴勒斯坦的朋友沃爾夫岡朔肯，稱她曾在１９１４年生下過一個卡夫卡的孩子，這個孩子７歲時死於慕尼黑。格蕾特的朋友們都對此事持懷疑態度，後人一般也有同樣的意見。從兩人來往的信件中來看，格蕾特同卡夫卡的關係從來沒有達到如此親密的程度--盡管他們在信中使用的語氣的確有越來越親近的趨勢。如果的確有過這樣一個私生子，菲利斯不大可能不知道這件事，但她從來沒有提到過，而且慕尼黑方麵也沒有相關的死亡記錄。因此，這段故事如果說不是完全不可信，至少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它是真的。１９１６年８月３１日，卡夫卡在給菲利斯的信中提到了格蕾特給他帶去了一些麻煩，這是惟一一條近似的證據。１９４４年，格蕾特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去世。
卡夫卡同意在布拉格和格蕾特見麵，但他事先提出警告，在他看來，談話不大可能解決問題，反而可能帶來相反的效果。在他的想像中，格蕾特大概是個"老處女"，結果看到的卻是"一個苗條、年輕、與眾不同的姑娘"，而她同菲利斯才剛剛認識六個月，根本算不上是彼此信賴的老朋友。他覺得在她麵前，他會說一些不該說的話，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他們在一家咖啡館見了幾次麵--格蕾特住在施瓦茲羅斯旅館--似乎還一起參觀了工藝美術博物館。後來，不知道是在格蕾特的鼓動下，還是出於他自己的意願，卡夫卡決定再去一趟柏林。他知道自己必須這樣做，但鑒於以往同菲利斯見麵的結果隻是徒然增添了她的疑慮，他對此並不抱特別大的希望。
於是，１１月８日星期六，卡夫卡去了柏林，下榻在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館，並準備次日返回。同以前一樣，這次見麵也極不順利。卡夫卡之前曾給菲利斯寫過信，說他將在星期六晚上十點半到達旅館，但她既沒有去車站接他，也沒有在旅館等他。星期日上午八點半，他派一個騎自行車的送信人去找她（他怕誤了下午四點半返回布拉格的火車），送信人回來說菲利斯在十五分鍾後給他打電話。但他一直等到十點才接到電話（不知道為什麼他不肯給她打電話）。他們一起去動物園散步，然而菲利斯中午時必須去參加一個葬禮。吃過午飯後，他急匆匆地回到旅館等她的電話。她沒有打來。卡夫卡坐在旅館裏，沮喪地看著柏林的雨，終於決定去拜訪住在舍內貝格的作家厄尼斯特韋斯，但他怕錯過電話，下午兩點四十五就告辭返回旅館。菲利斯仍然沒有打來電話。他開始整理自己的行裝，並盡可能地拖延時間，四點鍾，他離開旅館去了火車站。他沒有再見到菲利斯，也沒有任何口信。他覺得自己被人排斥，十分恥辱。他離開了柏林，"仿佛自己是一個無權留在那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