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對待《變形記》的字體和裝訂比較挑剔,要求沃爾夫做出改進。除此之外,他還從羅沃特出版社那裏得到了一個消息:1915年馮塔納獎的獲得者卡爾施特恩海姆(一位百萬富翁)決定把獎金轉讓給卡夫卡。這件事讓卡夫卡很苦惱。他是最不看重物質利益的作家,他不需要這筆獎金,他的薪水對於日常花費來說已經足夠了,但他還是接受了對方的好意,為的不是獎金,而是馮塔納獎的榮譽。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到與卡夫卡同時代的傑出人物對他的作品的評價。
1915年底,卡夫卡的日記中再次充斥著對自己無能、多病和愚蠢的抱怨。他告訴菲利斯:"我不想讓一個處在這種狀態的男人去傷害你,你一定不要看到我這幅樣子……我的情緒如此低落,就連來自天堂的天使的聲音也不會讓我振作起來"。但他又說:"我希望在戰爭結束之後改變我自己。我想去柏林,因為我在這裏待不下去。"接著他第一次向菲利斯坦白說:"1912年我就應該離開這裏。"聖誕節前,卡夫卡去找老板,決心要同後者開誠布公地談談(他把這看得十分必要,由於緊張,談話的前一個晚上他隻睡了兩個小時)。他請歐根普福爾在四種可能性中做出選擇:或者一切照舊,這樣他將"最後以腦膜炎、精神錯亂或者其他類似的疾病喪命";或者準許他請假,但他本人出於責任感並不希望這樣,這也不會真正有所幫助;或者把他解雇,但是考慮到他的父母和石棉廠,這樣做又是不可能的;最後隻有一種可行的辦法,就是讓他服兵役。普福爾準許他休一個星期的假,並且建議他進行血療。事實上普福爾本人也生病了,他提議卡夫卡同他一起去看病。由於卡夫卡坦率地提到"解雇"這個詞,結果使"辦公室裏發生了一陣騷動"。
然而,卡夫卡在1915年底沒有解決精神上和身體上的任何問題。1916年1月18日,卡夫卡又給菲利斯寫信說,假如在戰爭結束後遷居柏林,那時他必然已經變成了一個"被失眠和頭痛毀掉"的人。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將是"爬進某個洞裏,好好地自我反省一番……在從洞裏爬出來之前,我對你沒有任何權利。"菲利斯責備他很少給她寫信,他回答說:"我的信不是比我的沉默更可怕嗎?"
1916年初,卡夫卡的健康狀況不佳,劇烈的頭痛和失眠使他覺得自己像"一隻關在籠子裏的老鼠"。他告訴菲利斯:"辭職是我惟一可能的解脫,也是我最大的願望。"保險公司認為辦公室裏少了他不行(他的處境同老光棍布魯姆費爾德何其相似),盡管他"害怕辦公室之外的生活",但阻止他去柏林的卻正是保險公司的工作和石棉廠的事務。菲利斯希望他留在布拉格。他回憶起他和菲利斯第一次訂婚後一起挑選家具的情景,堅固高大如同紀念碑一般的家具讓他感到恐懼,似乎它就是他的墓碑。他想要逃避:"我被幽靈包圍了,辦公室借此阻止我獲得自由。"類似的抱怨我們已經聽了不少,不過在卡夫卡給菲利斯的信中卻出現了一種新的調子。他似乎變得更堅強、更果斷了(盡管在其他方麵他仍然抱怨自己的虛弱)。加奈蒂把這個時期稱為"校正"的新時期。卡夫卡仍然希望見到菲利斯,當時馬克斯和妻子蘇菲在西裏西亞的瓦烏布日赫,卡夫卡也想在那裏同菲利斯見麵,並為此申請了護照,但由於戰爭時期的旅行受到限製,他的申請被拒絕了。他出了兩次差:4月和奧特拉一起去了卡羅維發利,5月去了瑪麗亞溫泉市,期間羅伯特穆西爾穿著軍裝到布拉格拜訪他。穆西爾曾邀卡夫卡為他主編的雜誌寫稿,1914年8月還曾在這份雜誌上為《觀察》和《司爐》撰寫評論。卡夫卡去看了一位治療神經疾病的專家,專家診斷說他患有心髒神經官能症,建議他接受電療,卡夫卡並沒有把它當回事。卡夫卡討厭傳統的醫學治療,更喜歡整體療法或自然療法。
卡夫卡繼續為離開保險公司而努力。1916年5月,他向經理提出請求:如果今年秋天戰爭結束的話,請公司準許他長期休假;如果戰爭持續下去,就請公司準許他服兵役。當時,免服兵役的工作人員必須舍棄為期三周的休假,經理把卡夫卡的請求理解為要求休假,並立刻準許他休假三周。卡夫卡參軍的願望再次破滅了,"兩年來我一直壓抑著這種願望"。他覺得,如果公司準許他長期休假,他就不應該拿公司的薪水,"因為休假不是由於身體疾病",但經理把這項提議當成了一個玩笑。卡夫卡的希望落空了,他覺得原因是自己沒能誠實地告訴老板提出申請的理由:"我隻能通過演出可恥的溫情默默的場景才能應付最簡單的實際性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