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德當時已經聲名雀起，他的小說《第穀布拉赫》（Ｔｙｃｈｏ Ｂｒａｈｅ）售出了１．４萬冊，卡夫卡卻仍然隻受到極少數讀者的歡迎。他放棄了把自己的三部小說合在一起出版、總稱為《懲罰》的想法，同羅沃特出版社就未來的出版計劃進行了大量討論。卡夫卡希望在寫出一部真正的新作品之前"保持沉默"，而同時他又感覺自己不能寫出新的作品："在過去的三四年中，我白白耗費了自己的精力……現在我該嚐到苦頭了。"他甚至覺得過於疲勞，放棄了去萊比錫同沃爾夫商談具體問題的打算。不久出版社提議把《在流放地》和《判決》合成一冊，卡夫卡卻希望兩部作品單獨出版。他要求出版《判決》的單行本，理由是"這篇小說的詩歌成分多，敘述成分少，因此需要完全開放的空間，這樣才能充分發揮作用。它也是我最喜愛的作品，因此我一直有這樣的願望，如果可能，就讓它獨立地顯示它的優越性"。沃爾夫本人喜歡《在流放地》，但直到１９１９年才將其付諸出版，《判決》則在１９１６年１０月就出版了。沃爾夫指出，在這本延期出版的書中有一種讓人痛苦的因素，卡夫卡同意這種說法，並且問道："你是否注意到很多東西都在一種或另一種形式上具有這種讓人痛苦的因素？"他說，痛苦並不是他的作品所獨有的，"一般而言，我們這個時代充滿了痛苦，而且這種狀況會持續下去，我的生活中裏也充滿了痛苦，它比時代的痛苦更持久。如果我寫得更多更好，如果我周圍的環境和我的身體狀態允許我像自己希望的那樣寫作，上帝知道，也許我已經在這條路上走了很遠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卡夫卡覺得自己在寫作上的成就不高，但他仍然為其他人的成功而快樂，並且盡量幫助他們。他力勸羅沃特出版社出版厄尼斯特菲格爾?１８８７～１９５７?的詩，後者是一位猶太作家，卡夫卡幾年前見過他，並曾邀請他去過自己在保險公司的辦公室。
從瑪麗亞溫泉市返回布拉格後不久，卡夫卡開始鼓勵菲利斯在柏林的"猶太人之家"做義務工作，在此之前他們曾經討論過此事。"猶太人之家"是猶太人的救濟中心，創立者格弗裏德萊曼?１８９２～１９５８?是在柏林從事猶太教育的傑出人物，後來去了以色列。卡夫卡對這件事著了迷，他把菲利斯也拉了進來，不斷地要她參與那裏的活動。"對我來說（對你來說也是一樣），"他告訴她："重要的不是猶太複國主義運動本身，而是它所導向的東西"。他當時正在讀塞繆爾盧布林斯基的《猶太教的起源》（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Ｊｕｄａｉｓｍ，１９０３）?。他給她寄去了布洛德寫的一篇關於"猶太人之家"的文章，並說"猶太人之家"有"一種奇怪的猶太複國主義氛圍……在猶太人之家中另外一些力量同我的心更為接近，它們生機勃勃，開始發揮出作用。猶太複國主義……隻是通向某種遠為重要的東西的入口"。後來，菲利斯終於去了"猶太人之家"，卡夫卡--他表現出一種少有的熱情--提出要為她支付一切開銷，因為這樣做他會覺得自己也參與其中了。他認識到自己做不了實際的慈善工作--"我缺少那種必要的獻身精神"--不過，他同時感到他和菲利斯的共同努力會在精神上把兩個人更緊密地連在一起。他認為，對"猶太人之家"的孩子們進行教育應該"以現代的、有教養的西歐猶太人，即柏林模式為標準"，但他更喜歡"單純的東歐猶太人"。他覺得猶太複國主義運動給"猶太人之間"帶去了"一種年輕的活力……並且……借助古代的傳統喚起了民族渴望，這是其他方式所不能做到的……你對猶太複國主義運動妥協是你自己的事，任何對它的妥協（漠不關心是不可能的）都令我感到快樂。"盡管如此，卡夫卡仍然強調："我不是猶太複國主義者。"
菲利斯似乎試著提出過婚後是否要孩子的問題（在１９１６年夏天和初秋，兩人在所有事情上的交流都格外輕鬆），卡夫卡回答說，這是"不可能的。實際上這是最令我絕望的"。然而，菲利斯向他描述的"猶太人之家"的情景卻讓他滿心喜悅："這些女孩仿佛是我的孩子們……或者說我仿佛安詳地坐在某處，一陣及時雨傾瀉而下，滋潤著我所在的土地"。他覺得"猶太人之家"以及菲利斯的參與把他們兩個聯係在了一起，他告訴菲利斯，在回答女孩們的問題時，她應該"讓猶太教那令人費解的複雜性起作用"。他越來越關注猶太教"令人費解的複雜性"："我不會考慮去猶太教堂，"他告訴菲利斯："我還記得當我還是個小男孩時，我不得不在猶太教堂裏百無聊賴地消磨幾個小時，差點要悶死了；這是對我日後的辦公室生活的一場彩排。有些人僅僅因為是猶太複國主義者就聚集在教堂裏，在我看來，這些人是在約櫃的掩護下拚命擠進教堂的，而不是平靜地從教堂大門走進去的。"他補充說，"由於我的出身、教育、性格和環境，我與他們的（東歐猶太人）信仰毫無共通之處"--這種感情很可能會感染菲利斯。他不斷地給她提供建議，告訴她該給"猶太人之家"的孩子們讀哪些書，她在信中講述的情形讓他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