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地由於這件共同的工作，卡夫卡這個時期顯然更容易同自己達成和解--或者至少他能感到安心自在了。布拉格的夏天令他陶醉，他在市郊發現了幾處"佳景聖地"，在那裏他可以躺在草地上，聽孩子們在近旁玩耍，或者同奧特拉一起散步，他為奧特拉朗讀柏拉圖的作品，而她則教五音不全的卡夫卡唱歌。他覺得自己幾乎從一個城裏人變成了鄉下人。
然而，在日記中，他仍同往常一樣嚴厲地批判自己："在你那裏貌似責任感的東西……實際上是公務員的官僚作風、孩子般的幼稚、以及被你的父親摧毀了的意誌"。他強迫自己有所改變："那意味著，不要偷懶，因為偷懶是不行的（尤其是偷懶會使你失去你所愛的人，菲利斯）；目前顯然偷懶已經使你瀕臨毀滅的邊緣……一個人不能偷懶，不能總是前思後想。你根本不知道什麼對你更有好處。"最後，卡夫卡命令自己："改變你的方法，放棄官僚作風，弄清楚你自己是怎樣的，而不要設想你會變得怎樣。"他告誡自己，同福樓拜、克爾凱郭爾、格裏爾帕策（所有這些作家都把自己奉獻給了藝術，或者把藝術置於個人考慮，比如結婚或世俗的功成名就之上）相比是"毫無意義"的，簡直"幼稚可笑"。把自己同福樓拜和克爾凱郭爾相比更沒有任何理由，因為他們是"果斷的人"，他們從不思量，總是行動。相比之下，卡夫卡卻總在沒完沒了地"思量"，"前前後後耗費了四年"。克爾凱郭爾可能是一個最切近的例子，但誰會模仿他呢？他是"一個不幸的例子，他為人類而受苦，後代的人們將為此感謝他"。
同自己進行這樣一番交流後，卡夫卡當然感覺好多了。但他沒有照著去做，仍舊和以往一樣"思量"。婚後那種親密無間的生活似乎尤其令他感到恐怖。幾周後，菲利斯在信中坦率地說她並不希望和他的家人一起坐在餐桌旁（這種坦率沒準正對他的胃口--畢竟，這種無情而直白的表達方式是他所擅長的），他在回信中解釋了他對家庭生活的憎恨，以及這種生活對個人自由的威脅："一看到父母的雙人床、淩亂的床單和疊得整整齊齊的睡衣……這幅樣子就好像把我生下來還不算完，就好像我在這個發黴的房間裏、這種發黴的生活中一次次地重複出生，就好像為了證實我的出生我不得不一再返回那裏……仍然有一些東西黏附住了那雙奔向自由的腳，黏得緊緊的，使它們仿佛陷在原始的汙泥當中似的"。同時他又知道他離不開自己的父母，他們"是使我產生力量的因素，他們屬於我，不僅僅是障礙，而且是活生生的人。在這樣一些時刻，我需要他們就像一個人需要完美一樣；盡管我卑鄙、無禮、自私、不近人情，我在他們麵前總是禁不住發抖……既然他們，父親在這邊，母親在那邊--這又是非常自然地--幾乎要粉碎我的意誌，我希望他們會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而得到應有的報償。"
讀到這樣的話語，我們很容易想到卡夫卡與同為奧地利人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盡管當時弗洛伊德學說尚未成為一門係統的科學。某種時代精神和理性思潮引導著他們兩個穿越了黑暗而曲折的道路。在卡夫卡看來，奧特拉是他的理想的母親，但他不得不忍受自己的父母，因為他"不能像瘋子一樣反抗自然法則"，他感到"憎恨、隻有憎恨"。最讓他受不了的念頭是他的家人也許會和菲利斯聯合起來，利用她來同他作對："但是你屬於我，你是我的；我不相信在任何一個童話故事中，有人曾為一個女子這樣激烈、這樣絕望地鬥爭過，就像我心中為你而進行的鬥爭那樣。這種鬥爭從一開始就存在，而且一次次卷土重來，也許將永遠持續下去。因此你屬於我。"卡夫卡感到和菲利斯在一起，他的生活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充分享用著你的生命"，另一部分"如同一張飄零的蜘蛛網"。第二部分是隸屬於寫作的，從最後一次寫作算起，它已經將近兩年沒有寫出任何東西了，"但它不是別的什麼，它隻是由寫作的能力和對寫作的渴望構成的"。菲利斯明智地回答說："你是一個看得太透的人，獨身生活必定會使你更為沮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