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卡夫卡把藍色八開稿本中十二篇新寫的小說寄給了馬丁布貝爾，看能否在後者主編的支持猶太複國主義的雜誌《猶太人》上發表。他告訴布貝爾，這些小說最終將合成一本書出版，總稱為《責任》（１９１９年這本合集出版時改名為《鄉村醫生》）。布貝爾挑選了兩篇"動物小說"：《豺狼和阿拉伯人》（Ｊａｃｋａｌｓ ａｎｄ Ａｒａｂｓ）以及《致某科學院的報告》（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卡夫卡提出說不要把這些小說看成"寓言故事"來對待，這兩篇小說於當年秋天發表在《猶太人》雜誌上。卡夫卡的情緒相當好，對源源不斷湧出的新作品甚為滿意。７月，卡夫卡給庫爾特沃爾夫寄了十三篇新作，盡管他說它們"離我理想的作品還差一大截"，但沃爾夫非常喜歡，稱讚了這些作品，卡夫卡說他計劃在戰後結婚並遷居柏林，這意味著他將不能像以往一樣對版稅淡然處之。他甚至要求沃爾夫再次保證戰後還會出版他的作品。沃爾夫立即回信做出了保證。
也是在這年７月，菲利斯來到了布拉格，這對戀人第二次正式訂婚了。似乎五年來的痛苦掙紮終於取得了幸福的結果。這對未婚夫婦先去了布達佩斯，又去了阿拉德看望菲利斯的妹妹。然後卡夫卡取道維也納，返回了布拉格。他計劃９月初去波希米亞西北部的曲勞看望奧特拉，並在那裏住上十天，艾莉的丈夫卡爾赫爾曼在曲勞有一個農莊，他參軍離開後，奧特拉在４月去了曲勞代他經營。曲勞之所以吸引奧特拉，是因為那裏遠離布拉格和她的父母。在布拉格時，她不願意經營店鋪，常常和父母尤其是父親爭吵。在這種爭吵當中，卡夫卡當然是站在奧特拉這一邊的，他們倆比以前更為親密了。毫無疑問，卡夫卡很想和妹妹一起在鄉下生活幾天。但是，在他的計劃付諸實施之前，１９１７年８月９日和１０日，災難敲響了他的房門。
卡夫卡似乎沒有立刻把發生的事告訴任何人。第一個獲悉此事的是奧特拉，但就連她也是在幾個星期後才知道的，因為卡夫卡知道她當時正在忙著收獲，不想給她幹擾。８月２９日，他在給她的信裏坦率地說："大約三周前，我在一天晚上咳血了。淩晨四點鍾左右，我醒了，覺得嘴裏的唾液多得奇怪，我就吐了出來，然後點燈一看，奇怪，是一灘血"。他從這時起開始吐血，鮮血從喉嚨裏噴湧而出，似乎會一直流下去。他從床上爬起來，在房間裏走來走去，走到窗前，向外看看，然後又走回來，直到最後不流血了，他才上床睡覺，很長時間以來從未睡得那麼香。第二天清晨，魯岑卡進來後吃了一驚，用捷克語大喊："博士先生，您不會活多久了！"他和往常一樣先去了辦公室，然後才去看病，米爾施泰因大夫診斷為感冒引起的支氣管炎，給他開了三瓶藥。卡夫卡懷疑醫生的診斷有誤，沒有遵照醫囑服藥（卡夫卡很少感冒，而且當時正值盛夏，不過他的公寓的確"寒冷、陳舊，散發著惡濁的氣味"），醫生排除了他患有肺結核的可能性（"大城市的所有居民都患有結核病……你隻要注射結核菌素，就什麼事都沒有了"）。卡夫卡正確地意識到自己患了肺結核，但這不是一般的肺結核。事實上他把這看成了五年來為婚姻而痛苦鬥爭的頂點。"這是強加在我身上，或者說委托於我的最偉大的鬥爭，也是一場勝利（比如它可以以婚姻的形式體現出來；菲利斯可能是這場戰爭中惟一的良好原則的代表），我是說，這是一場以鮮血為代價的、可以忍受的勝利，在我個人的世界史上將會留下一點拿破侖式的東西。然而現在看起來，用這種方法我會輸掉這場鬥爭"。自從咳血以後，卡夫卡身體上直接的變化是他不再失眠、發燒、頭痛，每天夜裏都睡得很好。這仿佛是在經曆一場劇烈的衝突之後，戰場上籠罩了一種可怕的寂靜。在給奧特拉的信中，卡夫卡把肺結核說成是一種"精神上的病"。
卡夫卡首先放棄了舍恩博爾恩宮堡的公寓。９月初，他離開那裏（"仿佛快要不久於人世一樣"），回到了父母（他還沒有把自己的病情告訴他們）的公寓，睡在奧特拉原來的房間裏，這個房間挨著盥洗室，能聽到嘩嘩的潑水聲和衝刷抽水馬桶的聲音。９月３日，他去看了米爾施泰因大夫，後者建議他多吃東西，呼吸新鮮空氣，晚上在兩肩貼敷布，每月做一次複查，並決定暫時還不給他注射結核菌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