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月，卡夫卡回到布拉格，再次向保險公司提出退休申請，但依舊被拒絕了。在此期間，他同菲利斯見了最後一麵，還去看了皮克醫生，後者強調，卡夫卡在道義上有權提前退休，並讚同卡夫卡做出的不結婚的決定。卡夫卡提出解除婚約的理由是自己患了肺結核，但這顯然掩蓋了一些更為尷尬、隱秘的問題。回到自己的家中，卡夫卡不得不忍受父親對奧特拉的嗬斥，父親責怪她說，她待在農村裏有不少吃的東西，日子過得倒是不錯；她真該像他以前那樣嚐嚐饑餓的滋味。卡夫卡安慰奧特拉說，他們並沒有做錯什麼，他們的父親僅在一個方麵是正確的："就是我們太過安逸了……他隻知道用饑餓、缺錢，也許還有疾病來考驗我們"。卡夫卡承認在父親的立場上也包含著真誠，"也有一些善意"，並且意識到隻要他和奧特拉在經濟上依賴父親，那麼"我們對他的反抗就會受到限製，我們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向他讓步……在這個領域，某種遠遠高於父親的、遠遠高於那個不愛我們的父親的事物在通過他的嗓音說話"。卡夫卡說，他們的父親事實上是家長製以及抽象權力的化身，這是他們所不能抵抗的。１１月底，奧特拉曾回了一趟布拉格，把卡夫卡得肺結核的消息告訴了父母，那個愛他們的父親、真正的赫爾曼，雖然不願意或者不知道如何表達他的愛，也曾實實在在地為兒子擔心。奧特拉不得不安慰赫爾曼說，他的兒子在曲勞有足夠的食物吃，沒有什麼危險。
不久，卡夫卡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衝動，要同父親說個清楚，他選擇了他所知道的惟一一種方式：寫作。《給父親的信》是在與奧特拉的交流中成形的。與此同時，他渴望逃離布拉格，回到那個被白雪覆蓋的村莊曲勞，那裏的景色不能不讓我們聯想到他在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城堡》中描寫的鄉村風景。
第3部米倫娜
奧特拉和她的哥哥卡夫卡曾在曲勞的農莊門口拍過一張照片，在這張保留至今的照片上，我們看到奧特拉同鄉下姑娘一樣身穿粗劣的黑色長裙，係著皮質腰帶；弗朗茲卻衣著考究，仿佛剛剛從布拉格市中心上等咖啡館裏走出來一樣：腳上穿著亮閃閃的皮鞋，身著合體的大衣，而且衣領整潔，戴著領帶和帽子。他篤信新鮮空氣對身體的益處（氣溫達到零下八攝氏度時，他照舊開著窗戶睡覺），同時相信體力勞動是高貴的，在曲勞，他似乎並不為農業和畜牧業操心，而是更多的追求一種優雅的生活趣味。
１９１８年初，卡夫卡同他大學時期的好友奧斯卡鮑姆一起回到曲勞農莊，當時結婚七年的奧斯卡正麵臨婚姻危機。順便提一下，奧斯卡不會說捷克語（卡夫卡認為，在波希米亞鄉村生活，不懂捷克語會給雙目失明的奧斯卡帶來不便）。卡夫卡能夠流利地使用捷克語，這一點與他那些在布拉格說德語的朋友不同--不過布洛德也是一個例外，他曾以鼓勵捷克作家和作曲家創作而聞名，比如雅那切克。奧斯卡在婚姻上遇到的麻煩觸痛了卡夫卡的舊傷疤。奧斯卡離開後，卡夫卡給布洛德寫信說："奧斯卡在婚姻上的不幸可以歸結為一點，即婚姻從總體上來說是不可能的"。卡夫卡又一次閱讀克爾凱郭爾的作品--這大概是他在這個時期主要做的事--卡夫卡從修辭的角度評論說，他是"用最尖銳的筆……充滿憎恨和厭惡地書寫"，他的書"會把你驅趕到絕望當中"。當時，布洛德和另一個女人有婚外情，婚姻也出現了問題。於是，擺在卡夫卡麵前的是兩樁不幸的婚姻，而且都是作家的婚姻，克爾凱郭爾也曾麵臨同樣的問題，卡夫卡對這種婚姻上的衝突完全理解。他對布洛德說："你曾說過，我接近性生活的更深層麵，在這一點上你是正確的，我也這樣認為"。３４歲的卡夫卡有過短暫的性關係，但他從來沒有同一個女人形成過持續穩定的性關係。他繼續閱讀克爾凱郭爾的作品，十分欽佩後者那輕鬆而流暢的書寫--"當然不能說他是消極的……過分的積極令人討厭"，他重新閱讀《恐懼和顫栗》，並訂購了一本克爾凱郭爾的《人生的驛站》。在《恐懼與顫栗》中，克爾凱郭爾寫到亞伯拉罕甘願把自己的獨子以撒作為祭品獻給上帝，這在常人看來是難以理解的，克爾凱郭爾討論了這個故事深刻的倫理內涵，這是一本不大容易讓人接受的書，因為在普通人和亞伯拉罕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後者"荒唐地"獻出了自己的兒子，完全出於對上帝的虔信，而這種虔信是超乎倫理之上的。卡夫卡在婚姻問題上是個理想主義者，他似乎並不讚成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那種絕對的"積極"，不過他讚賞後者所強調的個人倫理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