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獲得的免服兵役的權力截止到１９１７年底，也就是說，他必須於１９１８年初去布拉格的軍事當局，再次接受資格審核。２月１９日，他去了那裏，但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此外，他還擔心保險公司方麵的決定，他提出的退休申請一直沒有通過。這個時期，他平時除了閱讀克爾凱郭爾的作品之外，還讀馬丁布貝爾和其他人的作品，繼續寫作格言，並在日記本上寫下大段的思考。那些同藝術相關的文字尤其有趣："即使在藝術家本人身上，藝術的觀點和生活的觀點也是不同的。藝術圍繞真理飛行，但卻懷著明確的目的：不要燒傷自己。它的能力在於在黑暗的虛空中找到一個地方，以捕捉不易覺察的光線"。不過，在閱讀卡夫卡本人關於生活和藝術的意見時，我們未必能從中推導出上述命題。更典型的富有卡夫卡色彩的是這樣的句子："在這個世界中，苦難是積極的因素，事實上它是這個世界同積極之間的惟一聯係"。在鄉村的沉默和寧靜當中，卡夫卡感到了自己的無能，他對布洛德說："我的世界由於寧靜而漸漸枯竭了"。"我一直感到我的特殊的不幸，我的肺活量實際上不足以把這個世界的豐富多彩（正如眼睛使我們看到的）吸進體內，身體的疾病正是一種象征"。
如果說，箴言錄是卡夫卡試圖在新的生活狀況（他的生活隨時都可能變成苟延殘喘）中草擬出的一份智力上的資產清單，那麼他還需要清算另外一些賬目。他開始更多地考慮他同父親之間的關係。１月，他給庫爾特沃爾夫寄去了《鄉村醫生》的校樣，並詢問是否能在書前插一張獻辭頁，寫明："獻給我的父親"。他憑直覺感到，這將是他最後一本書，他希望看到它盡快出版："這倒並不是因為我這樣做就能讓父親滿意，我們之間的敵意已經根深蒂固了；這就好比我在地圖上比劃一下，並不等於我真的搬到了巴勒斯坦，但我總算做了一件事"。這句話雖然讓人琢磨不透，但卻向我們暗示出，在卡夫卡看來，他同父親的關係與他同猶太教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聯係在一起。藍色八開稿本有他寫的一段話：
"並不是懶惰……使我失敗，使我在家庭生活、友誼、婚姻、工作、文學上一事無成。失敗的原因在於缺乏土壤、空氣和戒律……就我所知，我不具備生活要求於我的那些品質，我所具有的隻是普遍的人性弱點……我拚命汲取著這個時代的消極因素，當然，這個時代同我非常親密，我無權與之抗衡，卻似乎有權進行描繪……我沒有像克爾凱郭爾一樣在基督教的引領下進入生活--如今我生活懶散，一無所成--我也沒有像猶太複國主義者一樣抓住猶太人祈禱披肩的邊緣，而是任它從我們身邊飛走--我要麼是一個終結，要麼是一個開始。
在卡夫卡進行的自我分析的描寫中，這是很有特色的一段。這段話表現了卡夫卡強烈的現代性意識，他敏銳地預感到藝術、人類精神和宗教信仰發展的新紀元即將到來，充分地表達了時代的壓力。他明白宗教信仰--基督教或猶太教（猶太複國主義使猶太教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新生，這一點引起了卡夫卡的強烈興趣，但他不是猶太複國主義者）--的慣用形式失效了，這使得宗教本身逐漸枯竭（卡夫卡身上殘存的尼采哲學），但他知道枯竭之後還會發生一些事情：或者徹底地滅亡，或者得到新生。他是那個時代富有代表性的藝術家，他一定要弄清楚下一步究竟會怎樣。他要麼是終結，要麼是開始。
４月，在曲勞明媚的春光吸引下，卡夫卡拋開了書本和筆記本，走進了戶外，但一切跡象表明在曲勞的日子很快就要結束了。４月３０日，他不得不離開曲勞，返回布拉格。兩天後，他又回到辦公室上班。不過，這年夏天，他對園藝的興趣仍然未減，閑暇時還去特洛亞果樹栽培學院學習園藝知識，１９１３年他就曾在那裏的果園勞動過。那裏有波希米亞最大的苗圃，生長著大量的樹木。卡夫卡喜歡談到苗圃的工人們，他總是對工人的生活狀況感興趣，這並不僅僅因為他在保險公司的工作是檢查工廠和工地的安全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