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盛田昭夫考慮成立索尼美國公司的時候，他需要可以信賴的人，這兩個人正是他最好的老師和助手。因為沙格爾是持有執照的會計師，所以他可以監督盛田昭夫的稅務事務辦理得是否合適。
羅斯尼與盛田昭夫形同手足，在一起工作，一起吃飯，一起打高爾夫球，一起處理業務上的問題。除了其他的事情之外，羅斯尼還向盛田昭夫講授了美國的商業合同，這是日本幾乎沒人弄懂過的知識。
第一次和嘉川義延到美國去的時候，盛田昭夫把他領進了一家自動售貨餐館，並在一家便宜的旅館訂了房間。嘉川義延告訴盛田昭夫，這樣做是不行的。為了麵子與尊嚴，也為了公司的威望，他們必須在更高的層次開展活動。
他還告訴盛田昭夫，住最好的旅館的最差房間比住便宜旅館的最好房間要好得多。他堅持讓盛田昭夫到好的餐館去吃飯，學會品味菜肴與服務質量上的區別。當盛田昭夫手頭很緊，但又要到美國各地去旅行時，他倆有時不得不共住一個房間，但他倆總是住在較好的旅館裏。
有一個像嘉川義延那樣的好老師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那時候到美國來的大部分日本商人都抱得很緊，他們向那些比他們來得早的日本人打聽這個國家。不用多想就可以看出這並不是值得稱道的辦法。
盡管在外國多住了幾年，那些日本商人還是個陌生人，聽從他們的勸告，就像瞎子給瞎子引路一樣。盛田昭夫是從另外的人那裏來了解美國的，他們的家就在美國，而且每個人觀察事物的視力都是15。
盛田昭夫和井深大對人才都是格外重視，他們要痛痛快快地幹一番事業，一時間，公司人才濟濟，科技人員信心十足，在此前後，東京通信工業公司再次吸收了大量外部人才：
吉田進，1945 年畢業於東北大學工學部電氣工學專業，經由西川電波公司 1953 年進入東京通信工業公司，AIWA，即愛華公司前副總經理，現任總經理；
森園正彥，1949 年畢業於東北大學第二工學部電氣工學科，先就職於西川電波公司，於 1953 年進入東京通信工業公司，現為索尼公司副經理；
高崎晃升，1937 年畢業於北海道理學係物理專業，曾任東北大學副教授，1953年由金屬材料研究所轉入東京通信工業公司，後任常務董事，現為索尼顧問；
江崎玲奈，1949 年畢業於京都大學物理係，先後就職於神戶工業公司、奧林金電氣公司，於 1955 年進入東京通信工業公司，曾獲得 1973 年的諾貝爾獎，現在美國 IBM，即計算機公司任職；
植村三良，1939 年畢業於東北大學工學部電氣工學科，曾任東北大學副教授，1955 年由鐵道技術研究所轉入公司，後為研究部長、研究所長；
鹿井信彥，1953 年畢業於東北大學工學部電氣工學科，從日本某公司轉入東京通信工業公司，現為專務董事；所有這些科技人才都為盛田昭夫、井深大的人品和公司的工作所吸引，陸續參加進來，組成了一個精銳團隊。
譬如，吉田進和森園正彥所在的西川電波公司是生產拾波器和錄音帶容器等音響器材的公司，當他們聽說東京通信工業公司正在開發新產品，偶爾來公司拜訪一次，就決定留下了。
高崎晃升是東京通信工業公司資助的東北大學科學計測研究所岡村俊彥教授的妹夫。
應盛田昭夫和井深大的要求，高崎晃升負責仙台工廠的建設和製造亞鐵酸鹽，他對井深大和盛田昭夫的誠懇待人十分欽佩。高崎晃升在東京土生土長，曾在仙台兼任東北金屬的研究所長和大學講師。也許正是因為有這段經曆，高崎晃升進入東京通信工業公司後如魚得水，仙台工廠開工之始就被委以重任——這正是井深大和盛田昭夫人盡其才的人才活用法。
深入了解美國
不久後，盛田昭夫開始頻繁地來往於東京和紐約之間。
作為常務副總裁，他不能長時間地遠離東京，但是作為正在美國組建公司的主要負責人，他又不能在東京逗留太久。
盛田昭夫開始感覺到應該把索尼公司更加牢固地建立在美國。他必須更加深入地了解這個國家，雖然他在美國有很多朋友，但他仍然需要進一步地了解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習慣。
在美國建立公司的名聲是一回事，了解美國人又是一回事，而且更難。但是盛田昭夫意識到他個人的未來以及公司的未來很大程度上都將依賴於美國和其他國際業務。
索尼公司的產品半數以上已經出口，盛田昭夫有這樣一種想法，索尼公司必須成為世界公民，在他們做生意的每一個國家成為好公民。索尼公司必須知道更多的市場統計和銷售數據。
盛田昭夫決定成立一個公司，叫作索尼美國公司。回到東京後，井深大和岩間都表示懷疑，更不用說集中在紐約的索尼公司的那些低層幹部和雇員了。盛田昭夫堅信應該做這件事，而且沒有人能提出非常好的理由來反對此事。
盛田昭夫在東京的同事們決定，因為隻有他最了解美國，這件事就由他去辦。在任何情況下，這種事看起來都是一個長遠的項目，所以盛田昭夫決定一旦時機成熟後再開始進行。但是後來他並沒有等待很長的時間。
盛田昭夫很早以前曾向大藏省提出申請，彙50萬美元到美國，以備日後使用，但是一直沒被批準。出乎意料的是，正在他考慮成立美國公司的時候，批準函來了。這樣，在1960年2月索尼美國有限公司成立，資本是50萬美元。
16個月以後索尼公司在美國市場上作為美國受托收ADR上市了200萬份索尼普通股票。
對於盛田昭夫來說，這是一次深刻的學習過程。雖然戰前東京電力公司曾在美國市場上發行過債券，索尼公司卻是在美國發行股票的第一家日本公司，索尼公司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當時剛剛建立的ADR係統。
在ADR係統下，股票雖然被發行地的股東持有，但是提供股份的收據卻委托給一家美國的財政機構，這些收據可以在美國交易，就像一般股票一樣。
索尼公司的銀行是野村證券公司。史密斯·巴尼公司的美國分公司及其總裁伯勒·沃克都認為索尼公司應該進入美國股票市場，在美國發行股票可以搞到資金，這種可能性激起了盛田昭夫的興趣。
1960年的秋天，他們在東京討論了這件事，史密斯·巴尼公司同意和野村證券公司一起擔當管理擔保方。
早在1960年的時候，盛田昭夫就在東京的銀座地區開了一個展示室，在那裏潛在的顧客們可以試用他們的產品，而沒有推銷員在一旁促銷，展示室成了一個大家都很喜愛的地方，它的廣告價值是巨大的。因為他們是新公司，盛田昭夫必須向日本人介紹自己，就像後來他還要向美國人和歐洲人做自我介紹一樣。
盛田昭夫一直想在紐約建立一個展示室。盛田昭夫巡視了這座城市，意識到如果他要找的人是有錢人，他們買得起索尼公司的高價產品，那麼應該到第五大街去找。
盛田昭夫在曼哈頓中區的第五街徜徉，觀察那裏的行人和商店，結果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把搜尋的範圍縮小到第五大街的東段，在第四十五路口和第五十六路口之間，因為那一段看上去是最高雅的部分。
然後盛田昭夫開始尋找合適的、臨街的出租門麵，他注意到這條街上展示出很多國家的國旗，但還沒有日本的。盛田昭夫決定，當他們的展示室開張的時候，他們將第一個在第五街上掛出日本國旗。
為了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盛田昭夫花了兩年的時間，最後隻好定在一間相當小的房間裏。他親自動手畫了一張布置圖，並在一麵牆上鑲了玻璃，使房間看上去顯得大一點。他在展示室裏工作，試著適應美國人的生活節奏，他突然想出了一個主意，認為自己應該把家搬到美國來，去體驗一個美國人的生活。
當盛田昭夫一個人在紐約時，他收到過很多的邀請，結識了不少人，但是他知道如果他在美國有個家的話，這種經驗將會更加豐富。他還通過在美國的經曆，發現了日本人與美國人在很多方麵都存在著巨大的差別。
盛田昭夫沒有對別人談起過這個想法，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越來越自信應該這樣做。美國是個開放的、進步的國家，而紐約一直是通往世界的十字路口。
1962年10月，盛田昭夫帶著他的妻子良子到紐約參加展示室開張儀式，在開張儀式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他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大膽地向她說：“良子，我們搬到紐約來住吧！”
良子非常了解他，所以聽到這個消息後她甚至並不顯得很驚訝。盛田昭夫知道，她出生在東京這樣一個大城市裏，她可以處理好搬遷到另一個大城市裏去的事情，雖然她不會說英語，但她還是會改變自我，適應新的生活方式。
她下決心來完善盛田昭夫的計劃，實際上她的為人處世使每個人都驚奇不已，由於這次搬家，她甚至還建立起了自己的業務。
盛田昭夫知道她會將一切安排妥當，因為他長年出差在外，把她一個人留在東京，她不僅要照料家務和孩子，還要充當他的私人秘書和業務聯係人。盛田昭夫不在家的時候經常給她打電話，讓她把一些信息轉到公司辦公室或者其他地方去。
在美國很多事情都不一樣，但他知道她的個性和信心將幫助她獲得成功。現在她在國外已有很多朋友，因為她後來表現出非凡的待人接物的才能，而且懂得成為民間外交家的訣竅。
因為良子從小到大對外國並沒有真正的興趣，也並不想到處旅行，她的法國大菜做得很好，所以盛田昭夫覺得這一切更加令人敬佩。她出身武士家庭，她家在德川幕府時代後期開始做書籍銷售和出版的生意，一直發展成為很大的連鎖書店。
良子年輕時的生活充滿活力，她家在東京的住宅和盛田昭夫家在名古屋的住宅沒什麼大的不同，家裏有傭人，有親戚，熱熱鬧鬧，姐妹們和一個弟弟在一起有歡笑也有爭吵。
她曾回憶說：
家裏一天到晚都有人談生意，就像盛田昭夫的家裏一樣。還是小孩的時候，她隻出過兩次遠門，是到東京以西的箱根度假區去，就在富士山附近。
1951年兩人經人介紹相互認識之後，她承認，小的時候，她認為像盛田昭夫的老家名古屋那樣還要往西去的地方已經是一片荒野了。但是她的父親穿西裝，也算得上是一個國際主義者。
盛田昭夫和良子有兩個兒子，英夫和昌夫，還有一個女兒，名叫直子。英夫10歲，昌夫8歲，小直子才6歲。盛田昭夫感覺到全家出國居住這種經曆對他的家庭很有好處，雖然剛開始的時候每個人都會感到很難。
回到東京後，井深大對這件事表示疑慮。
他反對的主要理由是他不願意他的常務副總裁離得太遠，但是盛田昭夫提議他可以每兩個月回來一次，在東京住大約一個星期。盛田昭夫極力提倡使用電話，他解釋說，其實任何時候他倆都可以保持聯係。
在盛田昭夫的勸說下，井深大最後同意了。盛田昭夫知道他遲早會同意的，於是開始將計劃付諸行動。
在紐約，盛田昭夫讓辦公室人員為他的家人找一套住房，不久他們就為他們找到了理想的公寓。
一個叫納遜·密爾希太的著名音樂會小提琴家住在第五街1010號第三層的公寓裏，就在第八十二路口大都市博物館的對麵，他決定搬到巴黎去住兩年，想把公寓連同全套家具暫時租出去。
租金相當高，至少以他當時的財力來說是很高的，一個月1200美元。但是其他的條件樣樣令人滿意：位置優越，不需要搬很多家具到紐約去，甚至不需要任何裝修。
密爾希太大師的品位對於盛田昭夫很合適，他們可以馬上搬進去。公寓裏有12間房間，他們在日本住慣了小房子，這裏簡直就是宮殿了。其中有4間臥室，加上傭人的房間，一個很大的起居室，單獨的餐廳和一間書房，房間都很寬敞，富有情趣，而且配有舒適的家具。
到了晚上，博物館的燈就亮了，照在整個建築的正麵，盛田昭夫一家想象著這就是巴黎，雖然紐約已經對他們很富有魅力。
盛田昭夫在4月份住進了公寓，因為孩子們還在上學，所以他們家要到6月份才能搬來。盛田昭夫雖然是一個人住，但卻有很多事情要幹。
每天他乘公共汽車去辦公室，與紐約人擠在一起，聽他們談話，像一個社會學家一樣，觀察他們的生活習慣。盛田昭夫也銷售產品，給客戶打電話。隻要有空，還要去曼哈頓為孩子們找學校。
史密斯公司的山姆·哈特威爾在找學校的事上給了盛田昭夫很大的幫助。他的孩子也在城裏的學校上學，所以他對這方麵很熟悉。他給盛田昭夫很多忠告，甚至為他安排麵談，有時還陪他一起去。
盛田昭夫曾到20所學校裏去麵談，想找一個合適的，希望他們願意接收3個完全不懂英語的日本小孩。
盛田昭夫在為孩子們找一個學校，至少願意讓孩子們在那裏學兩年，因為盛田昭夫剛開始時隻打算在紐約住兩年。沒有幾個學校對此事感興趣。大多數學校已經建立起受歐洲影響的傳統。
最後還是聖伯納德學校的校長說，他很有興趣使他的學校更加國際化，他同意接收盛田昭夫的兒子。盛田昭夫也為直子找到一家學校。隨著孩子上學問題的解決，盛田昭夫的家就可以搬到美國來，他開始感到輕鬆多了。
下一步，盛田昭夫還要把這件事告訴孩子們。於是他飛回東京，帶著全家到新的皇宮飯店去，在那裏租了一個套間度周末。
那一年是1963年，東京正在準備迎接1964年的夏季奧運會，開工修建高速公路係統、許多新的飯店和其他設施。在這個令人激動的時候應該讓家裏的人住進東京最新的旅館裏享受一下。
英夫對進房間之前不必脫鞋這件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個星期六的夜晚，他們來到頂層，在優雅的、可以俯視皇居的皇冠餐廳飽餐了一頓，回到房間後盛田昭夫說出了準備搬到美國去的消息。他還向他們許諾，途中要去玩迪斯尼樂園。
孩子們並不知道他們將會到一個什麼樣的新環境中去，但是8歲的昌夫卻非常願意。後來他說，因為所有的西方電視節目都有日語配音，他以為美國人也說日語。
英夫年齡稍大，對搬家不太熱心，他不願意離開他的朋友。但是盛田昭夫還是真的送他們去了迪斯尼樂園，就住在那個公園的旅館裏，讓孩子們在去紐約之前玩了個夠。
盛田昭夫意識到了這次搬家對家裏人的影響，但是他相信“身臨其境”這種理論。一個星期之後他們來到紐約，在安家之前，他們把兒子送進了緬因州的維諾那培訓營。
盛田昭夫想象不出還有比這更快的辦法能使他們早日適應美國的生活節奏。培訓營規定他們在開始的兩周內不得去看孩子，這樣他們將要完全依靠自己，而且很快就會得到調整，以適應新的生活。
盛田昭夫把兒子送進培訓營後，他建議良子去考一張美國的駕駛執照，盛田昭夫告訴她，在美國每個人都必須開車。另外還有些業務需要她開車去辦。此外，盛田昭夫的兒子們在緬因州，他自己又要出差，良子必須學會自己照料自己。
盛田昭夫覺得他們應該能夠到郊區去看望朋友，周末時能夠出去旅行。在準備題試的時候，良子對自己有限的英語口語能力很擔心，她把全部的考試資料都背下來了，包括100道可能的試題，盡管她並不太懂。她以優異的成績通過了題試，路考也沒有問題。
當盛田昭夫在美國初建公司的時候，經常有日本的工程師和其他人到紐約來，良子對他們而言簡直成了無價之寶。有時候那些工程師會生病，或者吃不慣怪味的食物，或者遇到搞不懂的事情時需要幫助，這種情況下，良子除了會為他們做飯，還會給他們出主意。
他們的書房變成了一個電子實驗室，工程師們在那裏檢查和測試對手廠家生產的電視機。書房裏到處都是電視機、零件和工具，那些日本人整天地來回走動。
夏令營的生活剛開始的時候對兒子們來說是艱苦的。那裏沒有其他的日本孩子，他們被分到不同的小組，睡在不同的帳篷裏。營長買了一本英日字典，這樣在他們完全搞不清楚的情況下，他還可以對他們說幾個他剛學會的日語單詞。
昌夫說，他在那裏事事都照著別人的樣子去做，剛開始的時候他並不懂為什麼要那樣做。在維諾那培訓營有很多讓個人選擇的機會，這與日本的夏令營大不相同，日本的夏令營中每個人學的都是同樣的課程。昌夫總是與多數人一樣。
由於他們年齡的不同，英夫被分到中級班，昌夫被分到初級班。所以他們隻有在吃中飯的時候才能見麵。兩個不會說英語的日本孩子要學會怎樣打棒球和遊泳，還要與美國孩子一起攀登岩石，而這些孩子說的卻是第三種語言——美國俚語。
他們和其他的營員相處得很好，盛田昭夫和妻子周末時盡可能地去看望他們。英夫特別能吃，他很喜歡充足的份飯，各種冰激淩，大量的西瓜和水果汁。
昌夫不太喜歡培訓營，但是第二年夏天到了該回營的時候，他還是急切地想回去。後來到了要退營的時候他還感到不高興。
孩子們學會了獨立自主和美國式的作風，這些對他們都是非常健康的。他們看出了美國人與日本人之間的區別，開始懂得了祖國的榮譽感和國旗的象征意義。
每天早晨，他們感受到唱美國國歌和升美國國旗時的偉大。後來盛田昭夫在東京建一所新房子時，也豎了一個旗杆，兩個兒子回到國外去上學之前，每天早晨他們都要去升起一麵日本國旗。
那一年直子太小，還不能到夏令培訓營去，所以她被送到了城裏的畢奇伍德培訓營，隻在白天接受訓練。她慢慢地習慣了新的生活，很小的孩子看起來有一種適應性。
在紐約上完一年級後，她看來已經夠條件上夏令營了，由於聽她哥哥講了維諾那培訓營的故事，她自己也這樣想。
第二年過了兩周之後當盛田昭夫他們第一次去看她時，她帶他們走到湖邊，上了一艘小船，她自己劃船讓他們到處周遊，她為取得的成績感到自豪。
良子的英語剛開始時非常糟糕，但是她下定決心學好它，她學英語，聽英語，而且很快就交了一些朋友。
每當盛田昭夫出差在外時，如果她在公司沒有重要的事要辦，她就帶孩子們去卡特斯基滑雪，或者到紐約市郊去看望朋友。周末如果盛田昭夫在紐約，有時他們會出外野餐，良子開車，盛田昭夫就把地圖放在雙膝上，像一個導航員。
良子對招待來賓也很內行，舉辦午餐會和雞尾酒會她隻要一個日本的幫手，她就像是個勤勞的女傭。
良子剛開始的時候遇到了一些困難，因為美國客商和其他一些人的妻子經常邀請她去赴午宴，而盛田昭夫他們當時在紐約隻有一個翻譯，還是個男的，良子覺得帶他去參加婦女們舉行的午宴不太合適。
另外在日本，男人們從來不帶妻子參加外麵的業務娛樂活動，在其他的場合，當兩對或者更多的夫妻同時出席時，丈夫總是和妻子坐在一起。但是按西方的禮儀，男主人會讓女貴賓坐在他的右邊，經常離她的丈夫較遠，所以良子真正地感受到了語言交流上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