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田昭夫每年都要親自向新來的大學畢業生發表講話。日本的學年是在3月結束，公司在最後一個學期招收新雇員，所以在學年結束之前學生們就知道了自己的去向。4月份他們開始參加新的工作。盛田昭夫總要把新雇員召集到東京的總部來，舉行一個介紹儀式。
在日本，很多個世紀以來，很多人經常遭受貧窮甚至饑餓。城市和鄉村的貧窮是很普遍的。事實上，社會底層的日本人世世代代以來僅僅隻是為了生存下去而苦苦掙紮。
現在的日本人不再承認特權。雖然一些列車中還有一等車廂，但飛機上很多年來都沒有一等艙位。這使盛田昭夫想起鬆下幸之助這位日本電子工業的偉大前輩，他在90歲高齡時還和他的幾百名普通職員一起乘坐經濟艙位從其總部所在地大阪飛往東京。
沒人對此抱有更多的想法。
很少有公司像索尼這樣擁有自己的飛機或者直升機，但是這些公司不像其他的一些國家那樣把飛機用於高層負責人變相的私人旅遊，而是隻用於公司業務，以提高效率。
日本戰後的成功，已經使很多人富了起來，但是現在卻沒有像英國或者歐洲大陸上那樣擁有大量財富、占有土地的家族，在那裏，無論是社會動蕩還是政府更替，甚至戰爭，他們的財富似乎都照樣不變。
盛田昭夫曾經訪問巴黎，在一次聚會上他很讚賞一位可愛的女士佩戴的鑽石項鏈。她的丈夫立即非常慷慨地告訴盛田昭夫那家珠寶商的名字，以便盛田昭夫能為良子做一件精致的製品。
盛田昭夫感謝了他的好意，然後告訴他，自己買不起這麼貴重的東西。
他瞪大眼睛望著盛田昭夫說：“你很有錢，你一定買得起，我肯定。”
“你和我之間有很大的區別，我隻是有一些錢，而你卻是大富豪。所以你可以買這樣的珠寶，我卻不能。”
戰前，像盛田昭夫那樣的家庭是很富有的。他們過著與現在的任何日本人都完全不同的生活。在盛田昭夫從小長大的時期，他們的鄰居都是富人，是名古屋最有錢的人。
他們擁有網球場，這在土地十分缺乏的日本是一種真正的奢侈，有女傭和管家，還有私人汽車和司機。這些盛田昭夫家都有，包括外國汽車和其他盛田昭夫想要的一切，而這一切都是由盛田昭夫父親一人開支，他有一筆豐厚的收入。
那時候日本人在茶館裏談生意，茶館每6個月或者一年寄一次賬單來，像盛田昭夫父親那樣的有錢人總是開私人支票付賬，而不使用公司支票。
戰後，新的法律完全改變了這種情況。如果一個人的收入的85%要作為稅款上繳，那麼他就很難買得起汽車、雇得起司機和支付其他業務開支了。正因為如此，慢慢地人們就習慣於由公司支付這些費用，而不再由公司的經理支付了。
盛田昭夫家的運氣很好，盡管名古屋遭受了猛烈的轟炸，他家的公司和住房卻沒有被毀壞，幾乎成了唯一的幸免者。但是戰後他們再也沒有女傭和管家了，他母親開始自己動手幹家務活。她說這對她的健康很有好處，盛田昭夫也相信的確如此。
盛田昭夫家必須繳納大筆的財產稅，所以他們在土地改革中失去了很多家產。他們家的田地幾乎全部都租給了農民，他們種植水稻，並把它賣給盛田家的公司。
盛田昭夫家幾乎失去了一切，但是沒有關係，他們心懷感激之情，因為家裏的3個兒子雖然經曆了戰爭，卻都平安無事，況且家裏還可以繼續開公司。
然而家裏還是有很大的變化。在戰爭期間盛田昭夫的父親不得不騎自行車上班，現在他也不可能得到一輛配有司機的汽車了。
占領軍司令部編寫了新的法律，旨在提高工人和雇員的權利，同時也想遏製富人們東山再起。他們的觀點是那些富人，特別是少數涉及軍火工業的大財閥家族以及他們的同類，必須被削弱，因為他們曾經和軍閥合作過。
不管怎麼樣，他們肯定認為所有的富人都應該為戰爭負責，當然這是錯誤的。當時很多人都可以看出，財閥認為可以控製軍方，但是最後他們卻成了軍方的俘虜。事與願違，占領軍司令部的命令反而使日本的工業得以複興。
大清洗的一個積極作用就是從管理層中排除了某些身居要職的老朽，雖然同時也失去了一些好人，一群具有新思想的第二、第三梯隊的年輕人被推上了領導階層，他們正是參加實際工作的經理、工程師和技術人員。
這個措施幫助很多公司重新獲得了生機，也使得其他人有機會成立新的公司，索尼公司和本田汽車公司就是其中的範例，很明顯，原有的老牌大公司不再可能支配一切。甚至在老牌大公司中，大清洗也使一些更加年輕有為、訓練有素的人成為高層領導。
當日本的經理和雇員都意識到他們有很多共同之處、需要製定一些長遠的計劃時，就產生了終生雇用的概念。根據法律，要開除雇員是很困難的，也需要花費不少的錢，一方麵工人急切地需要工作，另一方麵競爭激烈的企業需要保持忠誠的雇員。
戰後時代，由於有了新的稅法，公司付給經理們高薪也無濟於事了，因為稅款隨收入急劇上升，很快就會達到最高檔次。公司提供的福利，例如宿舍和交通補貼，可以補償工人的納稅。在日本幾乎沒有聽說過逃稅和漏稅的事。
國家稅務局每年頒布最高收入者名單，並刊登在全國性的報紙上，以便每個人都能看到。
1982年稅務局的報表說，隻有29000名日本國民的收入超過了85000美元。
1983年時，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報道，一個製造廠的典型的日本工人，妻子未工作，家裏有兩個孩子，他一年的收入隻有其美國同行的2/3。但是可由他支配的收入所占的比例卻高一些，因為在這個水平上，他納的稅比美國人少。
如果日本的工人要賺到這麼多錢，就需要工作更長的時間，因為他的工資與美國工人相比還是低些。然而在日本，人們並不認為通過努力工作來獲得報酬有什麼不對之處。
事實上，1985年的政府調查表明，大部分的日本工人都沒有休完他們享有的全部假期。
盛田昭夫在辦工業時學到的與人相交之道是這樣的，人們工作並不僅僅是為了賺錢，如果你想激勵他們，金錢不是最有效的工具，你必須把他們帶入一個大家庭，把他們當作受尊敬的家庭成員來看待。當然，在日本這個單一民族的國家裏要做到這一點比在其他地方更容易一些，但是如果國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那麼也可以做到這一點。
對教育的興趣要追溯至德川幕府的年代，從17世紀初算起，當時日本已經閉關鎖國了將近300年。那時的社會完全與外界隔絕，隻留下了長崎的一小部分與外國人做生意。
在那個時期，日本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長治久安的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40年是歐洲有史以來最長的和平時期，而日本從1603年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奪取天下以後，直至1868年大政奉還從而結束德川幕府時代之前，在長達250年的時期之內都沒有發生戰爭，史稱“太平盛世”。那時雖然武士都佩劍，但很多人並不知道如何使用。
身份等級製度森嚴，每個人都受身份等級的製約。武士的地位最高，而他們自身又分成很多級別，商人處在最低層。要想打破身份等級的約束，隻有一條出路，那就是成為藝術家或者學者。當時藝術受到尊崇，例如文學、繪畫、製陶、歌舞伎、茶道和書法等。
精於日本和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者非常吃香，一個人隻要成了學者，不管他以前出生在哪個家庭裏，是什麼身份等級，其社會地位都可以得以提高。這樣一來，農民或商人出身的人就十分熱衷於教育，因為這是唯一的出人頭地的途徑，也是唯一的改變身份等級的辦法。所有的農民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學校，於是當時開辦了不少的私立學校。
1868年開始實施明治新政時，全國的人口是3000萬，開課的學校已達10000所。當然每所學校招收的學生很少。德川幕府時代未受過良好教育的父母也知道教育對於他們的孩子的價值。隻要有學校，孩子聰明，他們就會送孩子去上學。
正是因為這種對教育的廣泛興趣，當明治時期開放港口、政府決定引進西方的文化時，民眾中有一股很強的向外部世界學習的熱情。開始實施義務教育製度時，識字率提高得很快。
在日本，一個地方工會的負責人或者工人有時會升任至公司總裁，其原因正是在於教育水平很高。例如馬自達公司的總裁山本健一，剛進公司的時候隻是一名工程師，以後從車間領班升到公司首領，那時候公司的名稱還是東洋工業公司。
1985年當索尼公司決定在美國建廠製造汽車時，盛田昭夫親自與汽車工人聯合工會的官員就勞動協議進行商談。他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些，那是因為他對自己的工作非常熟悉。多年以前，他曾經是馬自達雇員工會的總幹事，所以他與UAW，即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人有共同語言。
在索尼公司的勞資關係中有著一種別的地方沒有的平等。索尼公司中藍領與白領員工之間的差別非常小。如果一個男職工或者一個女職工成功地當上了工會領導，就會引起索尼公司的注意，因為這正是管理階層上需要的人，這種人具有說服力，能夠使別人與他們合作。
管理並不是專製。一個公司的最高管理層必須具備領導員工的管理能力。盛田昭夫一直致力尋找具備這種能力的人，僅僅根據缺少學校的某種證書或者他們一時從事的工作來劃分人隻是一種短視的行為。在索尼公司裏很少有逆反的精神，依靠反對某些東西來過日子是不可能的。
在日本，並非所有的公司工人和管理階層總是親密無間的。
1950年，豐田汽車公司遭受了一次大罷工，結果導致最高管理人員的辭職。戰後在其他公司也發生過一些大的、時間不長的罷工。在日本幾乎每天都有罷工，當然時間很短，但是示威者最後會與管理當局達成一致。
盛田昭夫親身經曆過的唯一一次罷工發生在1961年，當時恰逢索尼公司成立15周年慶典，而他受命處理此事。索尼公司原來的工會深受左派分子的影響，那一年左派將索尼公司作為目標，向他們挑戰，要求隻準有一個工會。
盛田昭夫接受了工會的挑戰，聲稱唯一一個工會是不公平的。他告訴他們：“唯一一個工會違背了個人的權利。如果別人想成立另一個工會，他們有權利這樣做。這才是自由，這才是民主。”
盛田昭夫的回答是針鋒相對的，他感覺到工會領導人的態度越來越強硬，他們想擴大事態。盛田昭夫也有同樣的想法。
工會領導人知道索尼公司將在5月7日舉行周年慶典，他們威脅要在那一天舉行罷工。他們認為周年慶典對於每家公司都非常重要，所以這個威脅足以使他們讓步。
但盛田昭夫卻不這樣看。他了解他們的工人，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盛田昭夫都認識。盛田昭夫知道，很多工人都有良知，他們讚成成立多個工會，他們會脫離深受政治影響的工會，而加入另一個更加負責任的工會。
盛田昭夫對員工非常有信心，他不想看到與公司有合作關係的人受到幾個極端分子的誘導。於是他采取了嚴厲的措施。他們的頭頭認為盛田昭夫隻是虛張聲勢，在最後時刻他將會做出讓步，因為盛田昭夫畢竟想成功地舉行慶典。
索尼公司原計劃在總部大樓裏舉行慶典，邀請了很多上層人物，也包括池田首相。
隨著慶典日期的臨近，索尼公司與工會做了不少的交涉，但是他們卻越來越過分了，看來他們不想解決問題。他們認定索尼公司終究要妥協，因為在舉行周年慶典時街上到處都是糾察會使公司丟盡了臉麵。
盛田昭夫沒有向他們暴露一點內心的想法，但他把討價還價拖到了最後一刻。直至周年慶典的前一天晚上還是沒有達成任何協議。工會領導人一哄而散。
在周年慶典的那天早晨，罷工者包圍了品川的公司大樓。罷工者和一些被帶來湊數的人封鎖了街道，一些人舉著寫有譴責井深大和索尼公司的標語的牌子。同時一些工程師決定成立他們自己的工會，很多人打出旗幟表示支持。成百上千的忠於索尼公司的員工也來到大街上，站在罷工者和工程師的後麵。
盛田昭夫穿著晨裝出現在窗前，為慶典做準備。但是井深大和其他客人沒有到索尼公司大樓來參加慶典，罷工者以為他們已經迫使索尼公司取消了慶典，但是很快他們就意識到搞錯了。
前一天晚上，在與工會夜以繼日的討價還價期間一直守候在總部大樓裏的許多公司負責人分別給300多名客人逐一打電話，告訴他們慶典將改在大約2000米以外的王子飯店舉行。
首相未受任何阻撓地參加了慶典，慶典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井深大代表索尼公司發表了演講。
當罷工者知道上了當時，感到非常羞恥。盛田昭夫從後門溜出去，在結束之前趕到了飯店的慶典會場。當他步入會場時受到了大家的熱烈歡迎，首相說：“索尼公司對待極端分子的態度值得別的公司讚賞。”
原來的工會放棄了罷工，第二個工會成立起來。今天在索尼總公司有兩個工會，包括原來的那個工會，有時候很難與他們打交道。事實上大部分員工並沒有加入工會，但是公司與全體員工的關係都非常友好。
盛田昭夫能夠與員工保持良好的關係是因為他能夠設身處地地為員工著想。在日本，如果一個企業家將工人當作自己的工具來組織一個公司，那是無法營運下去的。他可以開創一個公司，雇用員工來實現他的理想，但是一旦他雇用了員工，他就必須把他們視為同事或者助手，而不是賺取利潤的工具。
管理者必須考慮給予投資者很好的回報，但也必須考慮他的雇員，或者說他的同事，這些人幫助他保持公司的生命力，他必須對他們的工作給予報酬。投資者與雇員在同一位置上，然而有時雇員更加重要，因為他們會在公司裏長期地工作下去，而投資者為了賺取利潤，出於一時的想法就會離開或者加入公司。
工人的任務是在其工作生命的每一天都對公司的利益和自己的福利作出貢獻。他們才是真正需要的人。
甚至在日本，公司也有很多種途徑來實現這個目的，但是有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相互尊重和達成這樣的共識，即公司是員工們的財產，而不是少數幾個高層領導的。身處高層領導職位的人有責任忠實地領導這個大家庭，並能夠關懷每個家庭成員。
統一管理索尼企業
索尼有一個政策，無論在世界上的哪一個地方，都把自己的員工視為索尼公司的家庭成員和有價值的同事。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索尼公司在英國的工廠開張之前，把管理人員，包括工程師，都帶到東京，讓大家一起工作，像家庭成員一樣一起接受培訓，所有的人都接受同樣的對待。所有的人都穿一樣的工作服，在隻有一個相同等級的餐廳裏用餐。
通過這種方式使他們懂得不應該區別待人。領導人也沒有專用辦公室，即便工廠的廠長也是如此。
在歡迎新職員的儀式上，盛田昭夫每次都會親自發言：
首先，我想請你們理解，公司和大學不同，在大學裏是你們交學費，但是從這個月開始，將由公司發給你們工資。
其次，在大學裏隻要能在考試中發揮出色，即可得滿分，萬事大吉，如果一個字不寫，就會吃鴨蛋。但是在公司，你們每天都在考試。一旦出現錯誤，就不隻會吃鴨蛋，還會有許多麻煩。
索尼公司不是軍隊，你們選擇索尼完全是自己的意願。進入公司以後，你們將在這裏度過20年或者30年的時間。人生隻有一次，我衷心希望你們不要為在索尼的歲月而後悔。
因此，在進入公司的兩三個月時間裏，請你們想想，在索尼工作是否幸福。
盛田昭夫的演講每次都會贏得職員們的熱烈掌聲。職員們聽過盛田昭夫的演講之後，都覺得他的演講非常精彩，相信在索尼公司工作隻要憑真本事就可以，不再擔心自己的學曆不高。
索尼公司提倡管理人員與辦公室的職員坐在一起並共用辦公設施。在車間裏，領班每天早晨在上班之前與他的同事們開一個短會，告訴他們當天的工作內容。
領班要當著全體同事的麵彙報前一天的工作，彙報的時候他認真地觀察每個隊員的臉。如果有人的神情不對頭，他就會專門去了解這個人是否生病了，或者有某種問題和煩惱。盛田昭夫認為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一個帶有疾病，有精神問題，或者情緒煩惱的員工，不可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