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待他倆的人叫葉爾曼·吉希尼，當時他是科學技術部委員會的副主席，現在他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副主席。他是一個友好的、精明的人，能說一口漂亮的英語。
他與盛田昭夫夫婦曾經在舊金山見過麵。那次正好是在由董事會和斯坦福研究院主持的會議之後，盛田昭夫在一個聚會上遇到他。盛田昭夫驚訝地看到這個俄國人在一架鋼琴上彈奏爵士樂，他彈得妙極了，在這樣一種資本主義的氛圍中開展社交，他顯得輕鬆自如。
然而這次盛田昭夫在蘇聯見到他，他隻不過顯得比較開朗。他堅持讓盛田昭夫夫婦嚐試他的家鄉菜，一種豐盛的農夫吃的食物。他帶盛田昭夫夫婦去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市郊參觀那裏的工廠，盛田昭夫看到他們在製造收音機和電視顯像管，裝配電視機。
盛田昭夫把那裏的東西全都看遍了，卻沒有留下什麼印象。當時的蘇聯在家電技術方麵比日本和西方落後8至10年。他們的工具既粗糙又笨拙，生產技術的效率很低。
在盛田昭夫眼裏有一點是很明顯的，質量和可靠性差的直接原因是工人對工作毫無熱情，而管理者又不知道怎樣才能調動工程師和工人的積極性。甚至蘇聯人也對產品中愚蠢的設計和糟糕的質量加以諷刺，但是從盛田昭夫那次訪問之後質量已經有所改進。
在訪問即將結束的時候，盛田昭夫被吉希尼帶到他的辦公室，那裏還有一位從通信部來的官員和一群官僚。
吉希尼微笑著對他說：“現在，盛田先生，你已經看到了我們的工廠，了解了我們的能力。在我們國家沒有通貨膨脹，也不用增加工資。我們有一支非常穩定的勞動大軍。我們願意在分包的形式下與你們共享這一切。”
他似乎對他在盛田昭夫麵前展示的一切感到很得意，也許有些人看到蘇聯人奮鬥多年後取得這些進步還是了不起的。但是在盛田昭夫看來，他對參觀中所見到的卻並不以為然。
盛田昭夫看了一下周圍的人，他們都在等待盛田昭夫說點什麼。盛田昭夫問吉希尼：“我能不能講講心裏話？”
吉希尼回答說：“當然，我們都渴望聽到您內心深處的話語。”
“我要對你們講真話。在日本，我們調動最優秀的人才、花費多年的時間尋求提高效率和生產力的辦法，哪怕是在螺絲刀這樣簡單的事情上都要下很大的功夫。我們曾經絞盡腦汁去找出每一種應用條件下電烙鐵溫度的精確值。你們在這些方麵卻未做任何努力，好像沒有必要一樣，因為沒有人在乎這些事。”
“說實在的，吉希尼先生，您這樣客氣地款待我們，又帶我們到處參觀，我不好意思對任何一件事提出批評，但是我必須告訴您，我無法忍心看到在您這樣的條件下生產索尼的產品。我不能向您提供我們的產品技術。”
吉希尼對盛田昭夫的講話表現得很坦然，然後對身邊的一位助手示意，那位助手於是驕傲地遞給他一台小型的、粗糙的、盒式的蘇聯造晶體管黑白電視機。
他對盛田昭夫說：“盛田先生，我們正準備把這種電視機銷售到歐洲去。請談談您對此的看法。”
盛田昭夫又一次不得不問他：“我可以說心裏話嗎？”
吉希尼又一次點了點頭。
於是盛田昭夫做了一個深呼吸，然後開始說：“吉希尼先生，蘇聯有偉大的藝術天才，例如你們的音樂家和舞蹈家。你們繼承了豐富的藝術遺產，你們的演員在世界上享有盛名。你們是很幸運的，因為在你們國家同時擁有技術和藝術。
“但是為什麼我卻沒有看到兩者在這台電視機裏的體現呢？蘇聯既有技術又有藝術，為什麼就不能把它們結合在一起從而生產出令人稱奇的產品呢？坦誠地說，根據我們對市場和消費者品位的了解，我們不認為這樣醜陋的電視機有任何商業價值。”
出現了短暫的震驚後的沉默，然後吉希尼轉過身去對那位通信部的官員說：“你對盛田先生的評價作何感想？”
那位官員一本正經地說：“我們理解您說的話，盛田先生。但藝術並不在我們的考慮範圍之內。”
這種回答簡直匪夷所思。盛田昭夫開始產生了不好的感覺，他說：“哦，我知道了。我隻不過說了我想說的。如果您願意給我一台這樣的電視機，我將把它帶回東京，我會讓我的工程師給您提出改進的意見。”
後來他真的這樣做了，索尼公司的工程師寄回去一個很長的報告，提出了對電路的重新設計和其他一些改進措施。當然，那些建議都是一些常規的建議，沒有依照索尼的技術和要求。
雖然為了消費者的利益進行競爭的想法在蘇聯沒有取得進展，但是中國的經驗可能會對他們有所刺激。當時蘇聯與美國有另外一種競爭，雖然這種軍事競爭的副作用促進了國防技術，但對雙方的經濟都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在蘇聯，技術似乎都集中在空間計劃和國防計劃這些方麵，肯定不會在家用產品上。對大眾而言，設計甚至技術質量都落後了。
在廣播設備方麵索尼公司與蘇聯有很多的生意。索尼公司是世界上這種設備的最大生產廠家。當然，索尼公司隻有在“對共產主義地區出口統籌委員會”批準的條件下才能售出。
同樣，索尼公司與中國在廣播設備上也有大筆的生意。中國與蘇聯都想通過許可證的方式得到索尼公司的技術，特別是單槍三束電視機顯像管技術。但是無論在蘇聯還是在中國，索尼公司沒有生產任何產品，也沒有允許以索尼公司的名義生產任何產品。
很久以前菲亞特汽車公司向蘇聯出售了一個汽車製造廠的成套設備和汽車製造技術，結果在歐洲出現了很多的汽車，它們看上去像菲亞特的產品，但是實際上都是蘇聯仿造的劣質貨。菲亞特的聲譽因此受到很大影響，索尼公司不願重蹈覆轍，看到同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頭上。
進入中國市場
商業競爭的想法在自由世界中的很多地方似乎都消失了，這是令人擔憂的。在歐洲，特別是在法國，一些手中握有權力的人相信國有製的公司生產的產品已經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
歐洲的體係仍然普遍強調減少競爭、增加利潤。他們熱衷於少數公司的壟斷，以便加以控製。但是這種做法不利於消費者和雇員。
而在美國，商業體係鼓勵人們去冒險，他們可以提供冒險資金，這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沒有的事。在日本至今都無法自由地得到冒險資金，也許是因為日本的大公司都是水平結構，有辦法為自己的新項目籌資。
這對小企業主不利，他們必須在市場上找到合適的空缺，再在那方麵想出新的辦法。有些人現在正是這樣做的，但是在像電子這樣的高技術產業中，因為需要相當大的投資，所以現在這樣做更加困難了。雖然冒險資金比以前容易搞到手，銀行還是不願意把錢貸給無名小輩。
想想自己當初用那麼少的錢就開起了公司，盛田昭夫覺得自己真是太幸運了，而且他們還有幸聘請了眾多的知名顧問，他們帶來的潛在投資者提高了他們的商業信用程度。索尼公司真正的資本是他們的知識、創造力和熱情，盛田昭夫相信，這些品質至今仍然很受歡迎。
令人感到高興和震驚的是中國在農業和一些服務性行業中開始理解自由的市場體製，並允許進行一些自由的市場競爭。蘇聯也不時地受到誘惑，想往他們的體製中引進一些資本主義的刺激，但是中國對這件事卻非常認真。
1979年，盛田昭夫乘坐獵鷹噴氣機飛往北京去訪問中國政府的領導人。他的朋友亨利·基辛格幫助安排了鄧小平與他見麵。他的訪問原定為“禮節性”的拜訪，與鄧小平的見麵不打算公開。
當時中國已經成為索尼產品的長期客戶，在北京中心的長安街王府井路口離北京飯店不遠的地方，豎著一塊巨大的廣告牌，多年來一直為索尼產品做廣告。除了會見政府官員，盛田昭夫還想去看看中國現代化的情況，特別是他們的電子工業。
盛田昭夫到了上海，在那裏有機會參觀了一些工廠，與很多人交談，後來在北京的安排也一樣。接待他的人聽說了最高領導想見他的消息之後都吃了一驚。
盛田昭夫與鄧小平在一起度過了一個小時，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個大廳裏他們坐在厚厚的沙發上，大廳的天花板很高，牆上掛著中國壁畫。鄧小平對索尼公司在很短的時間裏取得的迅速發展提了很多問題，他想聽聽盛田昭夫對中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的意見和建議。
盛田昭夫坦誠地指出，新的現代化項目中有很多低效率的現象。盛田昭夫畢恭畢敬地向鄧小平說：“您正在浪費大量的寶貴時間和金錢，我想您負擔不起這樣的浪費。”
在一個小時內，用了兩名翻譯，他與鄧小平討論了局勢，鄧小平主要讓盛田昭夫發表意見。盛田昭夫不太動聲色，但是就在他們討論時鄧小平指示電子工業部門的高級領導人以後與盛田昭夫再進行細談。
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人的現代化運動充滿了熱情。中國政府和相關專家到日本、美國和歐洲去考察，購買成套設備和技術，這些設備隻有技術工人才會使用，而中國非常缺乏技術工人。他們簽訂合同，建造工廠，但是他們甚至不能為這些工廠提供足夠的電力。
更加糟糕的是無論他們走到哪裏都堅持要看最先進的自動化設備，他們忽視了這樣一個現實，也就是首先要向不斷增長的人口提供就業機會，因此他們應該考慮建設勞動密集型的產業。
來日本訪問的中國人總是想看日本最自動化的工廠，最新的計算機係統。他們想買的東西很多，但是有些卻受到了明智的拒絕，因為在當時的發展階段上他們無法使用那些東西。
不久以後，向中國出售機器和成套設備的一些公司就被指責有“過量銷售”行為。這不是他們的過失，中國人堅持說他們知道他們需要什麼。有時相互競爭的部或者部門在重複引進相同的設備時卻並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盛田昭夫對鄧小平很坦率，告訴他說：“我在上海參觀了一家工廠，發現那裏有一台很老式的自動錫焊機，沒有投入運行，因為它焊出的零件質量太差，根本無法使用。人們坐在組裝線旁抽煙和閑聊，沒事可幹，因為合適的零件不能按時交到他們那裏。”
在現代化的運動中，工程師和經理們沉溺於個人的興趣，所以他們想買機器或者成套設備，但並不去協調整個行業的活動來達到任何目的。
在上海的一家工廠，盛田昭夫吃驚地看到一台嶄新的自動化機器正在為焊接電路板上的電線端頭剝除絕緣材。電線端頭剝皮是一項簡單的工作，用手工完成既容易又經濟。那台機器的速度很快，它工作一個小時剝出的電線可以供全廠用一個月，這樣的機器不能幫助解決中國的失業問題。
中國沒有工程管理，在現代化的運動中他們從日本購買現成的設備生產彩色顯像管、集成電路和其他零件，但是卻沒有一個總體規劃來對所有的工廠和設備進行協調。在設計產品時他們沒有充分地考慮當地的條件以及人們現在和將來的需要，而這些都是設計工作中最重要的依據。
在這以後中國政府頒發了允許外國公司與中國國營企業合資辦廠的新法律。在合資法中他們聲稱準備承認私有製，允許向國外彙出“合理”數量的利潤，允許一部分外國人所有製的自由，允許外國人擔任最高管理職務。
盛田昭夫指出，如果他們想為中國大眾製造消費品，那麼這些消費品就必須簡單、實用和便宜。他們必須對產品進行調整以適應當地的條件，例如供電情況。另外，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的國家，他們的產品還必須非常結實，既能夠耐受某些地區的炎熱和高濕，又能夠耐受其他地區的幹燥和寒冷。
盛田昭夫還說到他們的產品必須易於修理，因為一旦產品銷售分布廣闊，他們就必須要在地球的這一大片土地上花很大的氣力去建立服務網點。這意味著產品必須設計得經久耐用，在離開工廠前還要完美地通過可靠性試驗。如果他們真的想為人民服務，那麼質量管理就至關重要。但是在中國可靠性和經久耐用一直是個問題，產品的故障成了老生常談。
盛田昭夫最後告訴他們，他們應該知道，這樣結實、簡單的產品在自由世界的發達市場上是絕對沒有競爭力的，那裏的消費者追求的是不同的品位。
盛田昭夫還說：“如果你想在電子工業中賺取外彙，隻有一條路可走。剛開始的時候，在完全散件的基礎上為外國公司組裝整機，在產品中加入你們廉價的勞動力。在同一個工廠中不可能既生產國內市場的產品又生產出口的產品。”
盛田昭夫佩服中國人的勇氣和決心。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們學會了不少現代工業的知識，但他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日本和歐洲的產品現在在中國有限區域的市場上展開競爭。
不管是什麼產品，本地貨與進口貨在質量和設計上的差距仍然非常明顯，盡管中國貨已經有所改進，而且盛田昭夫相信還會變得更好。現在已經投產的合資企業正在生產外國人設計的產品，看來有所進展。很多日本和歐洲的公司為他們在中國紡織品貿易方麵做的工作感到高興。
1985年中國的紡織品出口額已經達到40億美元。但是激勵日本人生產新型的更佳產品以及激勵大部分美國工商業界的競爭因素在當地的市場上還是沒有出現。沒有這種激勵，就很難發展起來。
至20世紀80年代，服務行業中有了一些新政策，例如可以合法地開辦自行車修理店或者茶館，這才給了人們一點通過競爭取得進步的意識。在一些地方，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日本人的幫助下形成了競爭的局麵。
重慶的一家軍工廠正在組裝雅馬哈的摩托車和摩托艇，另一家競爭對手卻在生產本田的產品，他們在國內長期的競爭竟被帶到了另一個國家。
收購電影公司
作為與鬆下電器公司、飛利浦公司並駕齊驅的世界著名電器生產廠商，索尼公司也搞起了“多種經營”。
1968 年，索尼公司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合作設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索尼公司。公司設立兩年後轉虧為盈，適逢山口百惠等超級明星的歌曲走紅，5 年後利潤額成為業界首位，10 年後更是超過日本勝利公司和日本哥倫比亞這些大企業，營業額和利潤均創業界首位。
但是苦心經營了10多年，索尼公司發現對方的管理意識不像日本那樣具有一貫性。合資經營實在很難，能合作的範圍是很有限的。
就像盛田昭夫說的：“我們和美國搞了各式各樣的合資企業。我們想以長遠的目光認真辦好企業，所以在美國的合資企業，倘若我們做了設備投資，當然是想使公司盡快健全起來，盡早獲得回報。可是我們考慮 10 年的事情，美國同夥卻隻考慮了10 分鍾……”
1988 年，索尼公司以 20 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唱片公司，將世界上第一流的音響軟件收歸己有，並改名為索尼音響演藝公司。掙脫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束縛，得到新生的索尼音響演藝公司發展更加迅速，成為索尼集團的巨大推動力。
後來它更以擴大硬件銷售、帶動激光唱片發行的方式，重新展現了軟件的威力。
盛田昭夫也說：“買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唱片公司以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索尼公司的市場宏圖大展，因並購而投注的資金逐漸回收，而在這期間，激光唱機的市場也得以拓展。同時，索尼公司也是視聽領域中屈指可數的製造商，所以考慮想擁有自己的影視軟件，自然得到處尋找對象。有過幾次交涉，可是進展很不順利，正在那時，出現了哥倫比亞電影公司……”
還有什麼比吞並了世界第一流的唱片公司，又使其迅速成長更令人充滿自信的呢？如果說當初並購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唱片公司時大家還有點猶豫不決，並購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時就顯得躊躇滿誌了，盡管金額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唱片公司的兩倍以上，但管理領導層全部持讚成態度，這當然是順利並購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唱片公司後產生的自信心所致。
盛田昭夫收購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是立足於長期戰略的措施，其意圖與在錄影帶競爭中測試式錄影帶受挫不無關係，畫麵優異的測試式錄影帶被後起之秀日本勝利公司家用錄像係統式錄影帶超越的原因之一，在於軟件容量的差異，這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