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年9 月份的中英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高峰會議，包玉剛是唯一的一位民間人士，但他代表著香港500 萬居民以及香港英資和華資企業集團的意願。他的任務是“協助中英雙方領導人，商討香港前途問題”。兩國領導人都認為，包玉剛是擔任顧問的適當人選。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簽署，正式確認：中英用和平談判方式，曆史性地解決了香港回歸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從1997年7月1日起對香港恢複行使主權。
為了記錄這一曆史性的時刻，中國內地特別邀請了香港各界人士組成觀禮團赴京觀禮，包玉剛作為嘉賓應邀參加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簽字儀式，成為這一重大曆史時刻的見證人。
《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接下來就要起草基本法。包玉剛當上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和谘詢委員會召集人。
在基本法谘詢委員會籌備成立期間，包玉剛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工作熱情，絕不亞於當年經營他的“海上王國”。
基本法谘詢委員會成立的目的，是讓更多的香港人有機會更廣泛參與基本法的起草。
谘詢委員會要開展活動，就必須有經費。據香港新華社當時的負責人回憶，在谘詢委員會籌備醞釀過程中，包玉剛、李嘉誠、查濟民等幾位財力雄厚的企業家自願負擔，但不希望公布具體數字。後據消息靈通人士透露，首次籌集到的經費就達幾千萬港元，由此推算，這些富豪慷慨解囊，所出不菲。
經費有了保證，接下來就是會址問題了。包玉剛又是積極響應，提出把中環連卡佛大廈八樓的一整層讓出來給谘詢委員會作為辦事處使用。
當時，正是包玉剛成功收購會德豐不久，連卡佛大廈是他旗下的新物業，地處黃金商業區的黃金地段，包玉剛毫不猶豫地把大廈的一整層讓出來，足見其慷慨豪爽的海派作風。
時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的魯平說：“香港基本法記載著包玉剛先生一份不可磨滅的功勞。”
《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使包玉剛深受鼓舞。雖已年近70歲高齡，他還認真鑽研《中英聯合聲明》內容，熟記其中的重要條文。
在一次與新聞界人士的座談會上，記者對“出口成章”的包玉剛佩服得五體投地，戲稱正因為包玉剛把《中英聯合聲明》背得滾瓜爛熟，所以他才當上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
1987年4月中旬，包玉剛從北京返回香港，在向港人談到此次國家領導人接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講話精神時神采飛揚，說國家領導人重申“50年不變”。
包玉剛認為50年不變有兩層含義：“一國兩製”不會改變，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會改變，並且隻有後一個“不變”，才能保證前一個“不變”。可見，船王對“一國兩製”的理解相當到位。
在此期間，包玉剛不負國家的厚望，積極聯絡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獻計獻策，傾聽各方意見，傾注了很大熱情。
由於在香港社會的重要地位和香港回歸中的獨特作用，包玉剛一度成為香港首任行政長官的熱門人選，海外傳媒把他與李嘉誠等一起列入“紅色資本家”的名單。捐資修建兆龍飯店
早在1978年，包玉剛見到國家旅遊局局長盧緒章的時候，就表示要捐資修建北京的飯店和一些學校等。由於種種原因，包玉剛一直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複。
1980年3月15日，包玉剛應六機部部長柴樹藩之請，到北京商談訂購船舶和航運合營等問題。
合營協議簽訂後，王震、穀牧等領導人會見了包玉剛。
會談中，包玉剛再次表示願意支持祖國的旅遊事業。他說：“北京缺少旅遊飯店，我來貢獻。父親包兆龍和我本人願意無條件地捐贈1000萬美元，在北京適當地點建一現代化規格的旅遊飯店，我隻有一個要求，為紀念我的爸爸，我爸爸已經80多歲了，飯店就叫兆龍飯店。”
4月4日，包玉剛遞交信不久，國家旅遊總局就向國務院提交了《關於香港環球航運集團主席包玉剛捐贈旅遊飯店和辦公樓的請求報告》，就占地、貸款、進口材料和設備免稅等問題提出了非常具體的要求和意見。
國家旅遊總局領導層的態度也十分一致：包玉剛捐資辦飯店的舉動，不但有利於緩和北京市旅遊飯店緊張的局麵，更對吸引僑資進入中國，起了一個榜樣作用。
4月9日，國務院就批準了旅遊總局的報告。但是，接下來卻再無進展，如泥牛入海，沒有回音。
因此，包玉剛的1000萬美元的支票硬是沒有人敢接。包玉剛打電話給盧緒章，盧緒章第一個想到的人是廖承誌。
於是，盧緒章以國家旅遊總局局長的名義，給鄧小平同誌寫了封信，如實報告了包玉剛的希望和要求，也如實報告了如今遇到的問題。
信由廖承誌親自送交。
此後，事情的進展便一帆風順了。旅遊總局在東城區工人體育場路找了10畝地。這裏屬三環路附近，距北京機場也不遠，發展前景非常看好！
1981年1月，包玉剛在廣州與柴樹藩商談合作時，又表示願意向上海交通大學也捐贈1000萬美元，用來建造一座現代化圖書館，唯一的要求也是以包兆龍命名……
包玉剛在電話中對盧緒章說：“隻要北京定下飯店的地點，隨便請哪位國家領導人出麵，我立即陪同父親去北京，把飯店和上海交大圖書館的捐資，共計2000萬美元的支票，一起交給國家。”
盧緒章爽快地答應了。
1981年7月3日，為了參加兆龍飯店的捐贈和奠基儀式，包玉剛夫婦決定陪同父親包兆龍及帶全家人，包括陪容、陪麗及孫子孫女一行9人，先去北京，然後再去上海。讓已多年沒回內地的86歲的包兆龍重返上海看看故居，也了解一下交通大學圖書館的設計情況。
轉眼就是包玉剛父子到京的日子，1981年7月6日鄧小平接見包兆龍、包玉剛父子，他親手接過包玉剛的麵值1000萬美元建造兆龍飯店的支票和1000萬美元建造上海交大圖書館的支票，並為兆龍飯店題了名字。
1985年10月25日，兆龍飯店舉行了落成典禮。
這一天，對包玉剛來說是一生中最為激動的一天。
榮歸故裏創辦大學
早已登上“世界船王”寶座的包玉剛多年來無時無刻不想念自己的家鄉，在他的觀念中，不管他本人地位如何顯赫、如何風光、如何“樹高千丈”，但總歸還是要葉落歸根的。
1984年10月28日，包玉剛終於高興地接受了寧波市政府的邀請，在盧緒章陪同下，踏上了闊別幾十年的寧波故鄉。
這一天，寧波大街上彩旗招展、歡聲雷動，身穿節日盛裝的孩子們揮舞著鮮花彩帶，專業的樂隊演奏著歡快的樂曲，大道上歡迎的人們翹首以待，終於迎來了一列貴賓車隊。
闊別了40年，如今重新踏上故鄉的土地，而且受到了如此熱情的禮遇，包玉剛心裏萬分激動：“雖然我1949年出走香港，1963年加入英籍，但這些都沒有讓我忘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是炎黃子孫。”
陪同包玉剛回鄉的，還有妻子黃秀英，大哥包玉書夫婦，妹妹麗菊、素菊，妹夫李伯忠，好朋友鄭煒顯以及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一行10多人，浙江省的有關領導、寧波市市長也出麵接待，陪同參觀訪問。
家鄉的一切都使包玉剛感到親切，特別是碧波萬頃的北侖港使一直縱橫四海的包玉剛激動不已。他興奮地說：“名不虛傳！名不虛傳！想不到我的家鄉有這樣一個好港口！建設起來，完全可以與世界上最好的荷蘭鹿特丹港媲美。寧波有北侖港，阿拉寧波人得福了！”
第一天，包玉剛要回鍾包村附近的神鍾山去祭祖。
其實在年初的時候，包玉剛接到仍在寧波的外甥的電話，外甥說：“早年間我們家祖墳因為在姚江大閘附近，後來建工廠就遷到了神鍾山。政府把包家的祖墳修葺一新，希望您能回去祭祖！”
包玉剛聽了不由熱淚盈眶：“祖墳還在家鄉，我的根還在家鄉。好，我今年就回去！”
神鍾山離寧波市也不遠，是一個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包玉剛來到山前，竟然有恍如隔世之感：“我從小在這裏長大，怎麼居然不知道有這麼一個好地方呢？”
包家的祖墳剛被重修過，而且通往墳地的路也修得相當不錯。包玉剛心裏十分感動。
包玉剛率領家族成員，列隊來到祖父墳前，擺上水果美酒，點上香燭，按傳統方式跪拜祭祖。
包玉剛雙手扶著墓碑，不由心潮激蕩，思緒萬千：
根，中華炎黃子孫最在乎的就是根係。我包玉剛身在海外，政府把我家的祖地遷到這個地勢開闊、景色優美的地方，還重新修建一新，其誠可佩，其意可敬。我一定要傾力資助家鄉建設。
第二天，包玉剛又帶家族人員回到了鍾包村。包玉剛看著曾經的石屋小村，現在已經是洋樓聳立，童年的那些回憶要到哪裏去尋？當年與黃秀英的洞房花燭之夜的新房還在不在？
出乎意料，包家老屋都保存得好好的。包玉剛先來到“履安堂”，向祖先祈禱納福，又與黃秀英走進了40多年前成親時的新房。他發現，當年的擺設依然完好，就連結婚的用品也一件件原封未動。
包玉剛與妻子相視無語，這一對花甲老人，眼前都仿佛浮現出新婚那一天的場景。黃秀英默默地走到梳妝台前，對著台上的大鏡，眼前似乎又現出了當年花季少女的模樣。
包玉剛走到黃秀英身後，把妻子攬進懷中，他們都沉浸在40多年相濡以沫、相知相愛的氛圍之中。
隨後的一天，包玉剛還參觀了江南最古老的藏書樓“天一閣”。
天一閣始建於明朝嘉靖年間，被譽為中國最古老的藏書樓。
據說，天一閣的創始人叫範欽，是嘉靖年間的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
傳說，這位範欽生平酷愛讀書，更喜藏書，在做官期間，每至一處，必便裝出行，穿街過巷，去尋覓古書、孤本，搜集各地縣誌和地方誌，閑時加以整理、補充，不斷完善。
經過幾十年的苦心經營，他的藏書超過了7 萬冊，不少文人墨客都來登門求教，以借書一睹為快。
範欽一生正直，看不慣官場腐敗，後因與嚴嵩父子政見不合，辭官還鄉，回到寧波建造了這座天一閣，潛心於書籍收藏和整理。
“天一閣”三字取意於漢代鄭康成注《易經》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其結構為樓上一間，樓下六間，別具特色。
範欽的餘生在天一閣度過。至他去世時，天一閣藏書達20 萬冊。他的後代恪守他的遺訓：“代不分書，書不出閣。”藏書量擴展至30多萬冊。
這一天，“天一閣”的古籍管理工作人員聽說來訪者是香港船王包玉剛先生，就特意將“天一閣”珍藏的一套《包氏家譜》捧出給包先生看。這套線裝古本的《包氏家譜》記錄了包家綿延繁衍的根係。
包玉剛當即查看了《包氏家譜》，並順著包氏綿延脈絡查下去，意外地發現自己的太祖父包奎祉居然是北宋著名清官包拯的後代。
可是，據說包拯老家在安徽合肥，他在汴梁做官，為何他的子孫會跑到江南寧波呢？據這本《包氏家譜》中記載：包拯有兩子，長子包臆，幼子包授。
北宋末年，宋高宗在包授的六世孫包元吉的保駕下南逃，在臨安建都，冊封包元吉為翰林院待製。
南宋被元所滅，包元吉的孫子包榮當了元朝的廉訪使。晚年告老辭官，從臨安遷至四明。
包榮有兩孫，即世懋和世忠，在元代至正年間，也就是1341年至1368 年左右，包世懋官居定海學教諭，包世忠隨兄定居定海橫河堰。
至此，世居汴梁的包氏家族的其中一個分支便在江南寧波紮下根來，開枝散葉。到清朝光緒年間，包家出了一名讀書人，他便是包玉剛的太祖父包奎祉。
如此推算，包玉剛便是包拯的第二十九代嫡孫。
知道自己居然是北宋清官的後人，包玉剛高興地呼喊起來：“原來我是包青天的子孫啊！”
包玉剛下定了為家鄉辦些實事的決心，便問市長：“寧波現在最需要解決的是什麼問題？”
市長說：“寧波現在還沒有一所綜合性大學，地方培養建設人才很困難。”
包玉剛沉默不語，過後他對盧緒章說：“表哥，要實現現代化，教育是最重要的，沒有合格的人才，什麼事情都做不好。寧波是全國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人口與香港差不多，麵積比香港大10倍，但沒有綜合性大學，這是以前我所沒有想到的。我現在想幫助家鄉辦一所大學，你看怎樣？”
盧緒章當即表示：“好啊，你的想法很好！”
第二天，寧波市委宴請包玉剛夫婦。席間包玉剛談了兩天來的觀感。說：“寧波比我想象中要好得多，不過寧波潛力還很大，特別是寧波港，如果能充分開發，我看寧波前景無量。”
市委書記說：“寧波被正式列入14個沿海開放城市後，市委、市政府專門做了部署。現在最緊缺的是資金和人才。我們誠心歡迎包先生能對寧波的發展多提寶貴意見。”
包玉剛突然端起酒杯站了起來，並鄭重地拉著市委書記的手宣布：“書記，我決定創辦寧波大學！我出鈔票2000萬美元，你出地皮。”
包玉剛的這一決定，使在座的各位皆大歡喜，大家都站起來鼓掌慶賀。1984年12月19日，包玉剛與寧波市政府簽約，興建寧波大學。
在有關各方的支持、關懷下，寧波大學的籌建工作非常順利。
在一次接受香港《大公報》記者采訪時，包玉剛談到了他對寧波大學的設想。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