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周忱的財政改革
周忱（1381—1453年），字恂如，江西吉水人。明前期大臣，以善理財知名。永樂二年（1404年）進士，補翰林院庶吉士。翌年進學文淵閣尋擢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洪熙元年（1425年）遷越府長史。宣德五年（1430年）授工部右侍郎，奉命巡撫江南，總督稅糧。他有經世之才，在巡撫任上，厘奸革弊，抑製豪右，進行了一些有益於社會生產的賦役改革。
周忱，明永樂進士，選庶吉士，進文淵閣，修《永樂大典》，書成後進員外郎，後以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糧稅。他興利除弊，體國恤民，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積極進行了一係列財政改革。後人稱讚他“殫公心以體國，而才力足以濟之”。
周忱從小聰明好學，立誌報國安民。他懷抱經世之才，卻一直沒有得到重用，擔任工部右侍郎時，已年高50歲。當時，天下稅賦比較混亂，多有拖欠，江南尤甚。光是蘇州一郡，曆年拖欠的稅糧就多達 800萬石。
宣德五年（1430年），周忱受命巡撫江南諸府，整頓財政，總督稅糧。他深入調查研究，經過深思熟慮，進行了一係列的財政改革。
首先是創立“平米法”。周忱遍訪江南，了解逋稅原因，不外乎一是稅則太重，二是加耗（法定的田賦附加稅）不均。針對這種情況，周忱創立了“平米法”，這是江南賦稅製度的重要改革。通過改革，“令官民田並出耗”，依照規定稅則征收稅糧。運輸中的“加耗”依一定比例攤派，不論官田民田，大戶小戶一律征收。這種正、耗並征的稅糧就叫平米。同時實行均征或折征，即改革稅糧征收辦法，使官民田土和各種稅戶負擔相對均平。周忱規定，凡是稅則較重的田土，讓他們交納實際負擔較輕的折色。即將糧米折成銀兩（又叫金花銀）或布匹等物繳納，而讓那些稅則較輕的田土繳納實際負擔較重的本色，如白糧、糙米之類。這類折征的辦法使重則官田的負擔有了顯著減輕。
其次是建立濟農倉。就是將江南諸府的稅糧結餘以濟農倉儲之，與民方便。每歲征收稅糧後，到第二年正月中旬，總要下檄放糧，並告知百姓：“此百姓納與朝廷剩數，今還與百姓用之。努力種朝廷田，秋間又納朝廷稅也。”這就解決了百姓青黃不接之苦。地方上的一些開支也領於此，不再征於百姓。而且這些用於公益的開支，借者不必償還；耕者借貸，則酌情給予，秋天償還，荒年再賑。由於設立濟農倉，諸府餘米大增，公私饒足，外郡鬧災荒也能及時援助。
再次是整頓鹽課。正統二年（1437年），淮陽水災，鹽課虧少。周忱奏命前往巡視，他讓蘇州諸府撥餘米一二萬石運揚州鹽場，折抵明年田租，灶戶可以納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接著他又奉命兼理鬆江鹽課。周忱經過調查，向朝廷陳奏“鑄鐵釜、恤鹵丁、選總催、嚴私販”四事，並得以施行。還節省灶戶運耗，得米3.2萬餘萬石，亦仿濟農倉法，設贍鹽倉，用來補償逃亡缺額。這樣，灶戶負擔有所改善，鹽課大殖。
周忱的改革措施確實革除了多年的積弊，利國利民，公私兩便。史載周忱在任期間，江南幾個大郡，逋負全除，糧倉始有儲備，百姓不知凶荒。周忱的財政改革獲得了成功，是與他深入調查研究分不開的。據說他“久任江南，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由於他下心體物，博詳輿情，所以民情土俗無不周知。他的許多改革方案之所以切中時弊，深得民心，這是一條重要原因。而上下支持是另一個重要原因。周忱的改革曾受到宣宗、英宗的信任，也得到了楊士奇、楊榮、夏原吉等元老重臣的支持。一些很有才幹的部下又與他同心奮鬥，如蘇州的知府況鍾、鬆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常州內知趙泰等，都能“推心與谘畫，務盡其長”，成為周忱的得力助手，從而把改革推向成功。
無論是“平米法”還是整頓鹽課，這些改革的財政措施都是一種創新。周忱力除積弊、除舊布新的舉措，對當時的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
明代周忱巡撫江南時，富豪王振當權，周擔心王振會阻礙他工作。當時正遇上王振剛開始修築自家宅第，周忱就暗地裏命令人丈量王的齋閣內部大小，然後派人到鬆江定做一塊剪絨毯贈送給他。尺寸大小正好合適，王振得到更是喜上加喜。此後，凡是周忱向朝廷申報有利於當地建設的項目，都有王振從中讚助，江南一帶受益於此。
第四節 嚴複為強國傳播“西學”
梁啟超等對於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隻是一知半解，在理論上難免牽強附會。此時，被稱為“精通西學第一人”的嚴複立即投入到鼓吹維新理論的宣傳工作當中，並起了突出的作用。
1895年，嚴複在天津《直報》上先後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四篇充滿愛國主義激情的政治論文。其中，《原強》係統地表現了嚴複的維新主義思想，並對頑固派和中國的舊學進行了有力的抨擊：《辟韓》尖銳地批駁了韓愈的《原道》，表述了類似啟蒙思想的民主理論。在這些文章中，嚴複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口號，認為隻有“尊民貶君”，創立議院，以君主立憲製代替封建專製，中國才有可能發達興旺。
嚴複在維新運動中的最大功績，就是翻譯發表了赫胥黎的《天演論》。這是一部論述達爾文進化論的著作，原書名是《進化論與倫理學》。嚴複翻譯時把“進化”譯作“天演”，還以按語的形式闡發了不少自己的見解，譯筆嚴謹，文辭精美，使他久負盛名。
嚴複把達爾文的進化論歸結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八個字。“物競”即是自然界的各種生物都在為自身的生存而不斷地競爭；“天擇”即是隻有適應環境的優者強者才能被保存下來。嚴複進一步議論說，種族與種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也是這種生存競爭的關係，也要遵循優勝劣汰的原則。他舉例說，美洲土著民族渾渾噩噩，幾乎滅種；波蘭、印度愚昧落後，也已亡國。我們中國多年來落後挨打，再不改弦易轍，亡國滅種的命運就要輪到我們頭上了。因而他大聲疾呼，中華民族必須緊急行動起來，變法維新，圖強圖存。嚴複翻譯的《天演論》發表後，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反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僅成為愛國誌士們的口頭禪，同時也為變法維新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從而加速了救亡圖強的曆史進程。
嚴複作為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代表人物是當之無愧的。他找到了進化論這個武器，啟發了一代知識分子的覺醒。他傳播的“西學”理論，有力地批判了腐朽落後的封建文化，使更多的中國人打開了眼界，並為他們提供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新的思想方法。直到辛亥革命以後，許多學校仍把嚴複的譯作當做教科書，對學生進行啟蒙教育，當時的進步青年也沒有不讀嚴複的書的。因此，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稱，“洪秀全、康有為、嚴複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