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複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經濟學、政治學理論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理論較為係統地引入中國，啟蒙教育了一代國人。其“教育救國論”也在一定程度上衝擊著中國的新青年。可見，時代向前發展，思想必須跟著向前，不能固執不變，倒退是沒有出路的。正是秉持著這種信念，嚴複積極宣傳維新思想，把世界的先進文化理念引入中國，衝擊挽救了一代中國人。
第五節 李鴻章與洋務運動
通過人事安排收回天津機器局的控製權後，李鴻章隨即對該局進行了大規模的增新和擴建工作。1873年在局內增建廠房，添購藥碾，加蓋圍牆，修築護廠堤，同時又在北郊蒲口建洋式藥庫三座；1874年再擴建碾房三座，“六角藕餅藥”廠一座，韓家墅藥庫一座，並將兩局機器房擴建為洋槍廠，銅帽房擴建為槍子廠；試製出了鏹水、水雷、雷管等產品，還自行製造了車、刨、鑽、鋸等機床。
經過李鴻章短短幾年的擴建經營，天津機器局已“就歲成軍火而論，較前兩年多至三四倍”，不僅為北洋“水陸各軍取給之源”，同時還能“應付直隸、淮、練軍、關外征防各營及調援台灣、奉天之師”，均能使其“儲備有餘，取用不匱”。從而成為中國北方，乃至亞洲最大的近代化兵工廠。
此後，李鴻章對天津機器局的擴建工作從未間斷。自1876年至1892年，又先後增建了電氣水雷局、提磺廠、栗色火藥廠、大型煉鋼廠等。至此，天津機器局不僅成為一座能夠生產火藥、銅帽、槍、炮、子彈、炮彈、拉火、水雷等軍事產品的近代兵工廠，同時還是一個具有機器製造、基本化學、金屬冶煉、鑄造、熱加工等功能的近代化聯合企業。
李鴻章作為清王朝的買辦官僚，創辦天津機器局，發展軍火工業，無疑是為了維護和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地位。但是也應客觀地看到，近代軍事工業的創辦打破了英法等西方列強“誇其獨有”的局麵，多少縮短了中國與西方的差距，從而促進了中國近代工業化的曆史進程。而且，作為一種新事物，天津機器局還推動了中國科技曆史的發展，對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慘敗，不得不派李鴻章去日本接受戰敗的事實。李鴻章帶著“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使命與日方在割地賠款問題上斡旋，但日方根本不為所動，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國相要挾。李氏父子隻得無可奈何地在《馬關條約》上簽了字。也正是因為《馬關條約》的強烈刺激，李鴻章發誓“終身不履日地”。兩年後他出使歐美各國回來，途經日本橫濱，再也不願登岸。當時需要換乘輪船，要用小船擺渡，他一看是日本船，怎麼也不肯上，最後沒有辦法，隻好在兩艘輪船之間架了一塊木板，慢慢挪過去。
在李鴻章去世的第二年，吳汝綸東遊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公當年談判時坐的凳子競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覺悲從中來，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寶。他大書“傷心之地”。
第六節 陳熾倡導中西結合富國
陳熾（?—1900年），清末維新派。原名家瑤，字次亮，晚號瑤林館主。江西瑞金人。曆任戶部郎中、刑部章京、軍機處章京，曾遍遊沿海各商埠，並考察香港、澳門，“留心天下利病”，深研經濟學，主張學習西方以求自強。1893年（光緒十九年）為鄭觀應《盛世危言》作序，並自撰《庸書》內外百篇，疾舊製之弊，言改革之宜。
陳熾，光緒舉人，曆任戶部郎中、刑部郎中、軍機處章京、戶部員外郎等職。光緒十九年（1893年），他在積極研究西學，並到香港、澳門等地遊曆考察的基礎上，寫成《庸書》，主張仿行西法，改革自強。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刊行經濟專著《續富國策》，陳稱之為“救中國貧弱而作”。因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曾譯為《富國策》，故定名為《續富國策》，主張振興商務，發展經濟。
陳熾振興商務的思想，大多是在《續富國策》中提出的。其內容主要是：富國必先富民。地主階級頑固派和洋務派大都也主張富國，但他們主要是要富朝廷及統治階級，對百姓則是殘酷壓榨。陳熾認為，富國必先富民，“百姓足，君孰於不足”，實際是在為資本家的財富增值尋找根據。在他所處的時代，頑固派和洋務派都以貴義賤利的儒家教條來反對發展工商業。陳熾卻認為，“義”允許人人都有追求利的權力，違反了就是不“義”。他還直言不諱地揭露說：“吾慮天下口不言利者，其好利有甚於人也；且別有圖利之方，而舉世所不及覺也。”這是對地主階級頑固派和洋務派的深刻揭露，其意在為業內部如何發展也有新穎的見解，尤其是對農業和商業經營的論述至今仍有可資借鑒之處。
陳熾的愛國主義思想及一生報效國家並為之不懈努力的精神是可貴的。他提出的改革變法、中西結合和富國強民的理論，在當時可謂真知灼見，至今也對國家經濟發展不無裨益。
第七節 蔡元培創新北大教育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鶴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並曾化名蔡振、周子餘，浙江紹興山陰縣（今紹興縣）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學術”與“自由”之風；1920年至 1930年，蔡元培同時兼任中法大學校長。
蔡元培，商人家庭出身。他天資聰穎，酷愛讀書。光緒十八年（1892年），以新科進士，補翰林院編修，成為當時頗負盛名的士大夫。但是，科舉道路上的平步青雲，並沒有能夠束縛蔡元培的愛國之心。在中國社會危機不斷加深的一係列變故中，蔡元培逐漸覺醒了。開始時他對清政府感到失望，繼而同情維新變法，終知“清廷之不足為，革命之不可已”，於是他毅然棄官職，返故裏，舉辦教育，立誌為革新社會培養人才。
1917年1月，北京政府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北京大學是清末時開辦的一所“老爺”大學。辛亥革命後，學生雖然不是京官老爺了，但仍然是學校腐敗，學風不振。蔡元培滿懷對教育事業的熱愛之情，下決心要對北京大學作一番認真的整頓。
為了變革學生的觀念，蔡元培在到校後的第一次演說中，就鄭重地宣布：“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這就是北京大學新的辦學方向，與舊北大截然不同。他對學生提出了三點要求：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礪德行；三是敬愛師友。隨後，他整頓了教員隊伍。
“我們教書，是要引起學生的讀書興趣，做教員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地都講給學生聽，最好使學生自己去研究，教員不講也可以，等到學生實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課時，才去幫助他。”這是蔡元培的傳世名言。
蔡元培改革北大教育正是一種求新、求真的體現。他不願陳舊腐化的思想一直禁錮中國青年的靈魂，將先進的教育理念引入北大。這對當時的教育界是一種震撼，更是一種精神上的洗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