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所說的“自我哀憐”，非自卑意義上的那種可以同情和理解的自我珍惜自我憐護，而是“自我膨脹”與“自我玩味”。這兩種情感是文人的曆史通病，於今尤甚。這或許是對時尚擠壓的一種自我抵禦，但終究是一種病態。這裏有極紛繁的病象——作家整日裏沉浸在個人的小悲苦、小情感、小氣氛、小圈子裏，寫不盡的身邊事，道不盡的一己情；於是，便出現大量的自炫文、瑣屑文、風月文……人說這是女性作家的專利，其實更有須眉不讓坤伶。日前，偶然讀到一有一定影響的雄性作家篇幅頗長的散文《珍惜惡名》，瑣屑不堪還不為惡，竟對自己身上的無賴潑皮氣津津樂道，不憚其煩地寫自己的耍賴經過，與其說是張揚一點文人身上的傲氣，莫不如說是炫耀自己身上僅有的一點資本為確。文人的這種自我摩挲自我玩味，正是文學與社會隔膜，生命力萎頓的一大根源。在文壇上，弄出幾本小書，贏得一點小聲名，便以“名家”自居，寫出的東西亦全是“名家”口氣；文人之間，不立足於“整體攻堅”，酷愛爭長道短，並且拉山頭，占地盤，稱尊，稱大師，“匪氣”彌漫；另，“霸手”之下必聚“庸眾”，抬轎，吹捧，“奴性”昭彰。“匪性”、“奴性”的雜合，使作家的文化人格“虛化”、“水化”，“含金量”頗為寡薄。
種種形狀，歸根結底均是文人“自我哀憐”的變種，貌似自我珍惜，實為自輕自賤。“自我膨脹”、“自我玩味”的深層背景，便是自我虛弱。喪失了自信和力量的群落，還談什麼大意誌、大境界和大建構？文壇若不驚警，便是文學的大悲哀；作家若不自省，便是作家文學人生的大虛妄。
其四，便是不要漠視作家的“自我解放”。
武斷地說，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作家，要有自己的獨立人格，有自己的思想架構，並且要有自己的文體操作。這就是獨異性，因了這種獨異性，才有其存在價值。所以，“自我解放”不是危言聳聽，不是口號與標榜，而是作家的實際需求。
人格獨立，才能不諂，不媚，不虛，不妄，這是精神創造者最本質的要求。任何形式的依附都妨礙你用良知發出公正的聲音，都妨礙你超越個人利益作高貴的道德評判。以上行文中所說的三個方麵，不都寄寓著對作家獨立人格沉鬱的呼聲麼！與其聽那些“精神不純潔”、不公正的文學聲音、不如直接聽取政治的和金錢的評判，盡管政治的評判殘酷，金錢的評斷勢利，但真實。
文學史證明，沒有自己思想架構的作家，是作家的贗品，時間會把他們合並，留下一個“模型”粘著於人類的有情，其餘統統淘汰。這是曆史的無情，因為它隻鍾情於真品、極品或者異品，或者說是鍾情於開創者、革新者或叛逆者，而不理睬因襲者、平庸者或附依者的哀哭。作家的思想架構，便是自己把自己造就成“異品”，自己給自己在時間深處點一柱紅燭，光雖弱弱，亦獨照幽幽。
至於文體的操作，實在不是小題大作，作家的個性很大程度依賴於作家的文體，其“思想解放”也期望著“文體的解放”。作家若選擇了適合“運載”其思想的文體，其思想的闡述將更淋漓、更透徹、更生動、更有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文體是作家的標識，文體就是作家本身。它使作家從茫茫文海中低呼一聲“我來了”而從容地登上人文精神的岸頭。所以，作家的“自我解放”，在操作上的第一步，便是“文體的解放”，從文體的因襲和“自我模式”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創造適合表現時代精神和“內心聲音”的文體，使作家的文體與思想一樣，同樣有分量。但我們的作家尚缺乏這樣的自覺。日前，在一家讀書報上，讀到一封作家來信，對另一位作家給別人作的跋中，稱著者為弟而非兄大加責難，認為這不符合序跋之道，為獨辟“邪”徑。不禁得到了周作人“五四”時期的那篇《思想革命》。針對當時文學革命的現狀，周作人認為，要想使文學革命真正有效力，推行白話文，作文字的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重要。但曆史發展到了今天，連文字和文體的改革都這般不易，更遑論思想的改革？久久沉味，不禁心冷，我們的作家什麼時候，才能真正從自以為是的因襲和封閉中“自我解放”出來啊。世道人心已進入商品世界，我們的作家卻還在封建的過於古舊的人文精神氛圍中沉迷不醒，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