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社會的文明程度是跟婦女解放的程度密切聯係在一起的，可以從當下許多文藝作品以及廣告裏看出目前是一個各種觀念混雜的時期，許多被擯棄的腐朽沒落的觀念及行為陳渣泛起，社會需要進一步改變對婦女的看法，而更重要的是，婦女自身的理想和解放，還需要自身的自覺自醒。有一位哈薩克女詩人寫了一首詩《這個男人的問話真有趣》，她說男人們對她的寫詩和理想冷嘲熱諷，她抱以反諷，堅持女性的獨立和追求。
我的許多小說有關於三峽女性的描寫，我曾在一篇文章裏說過，現今這個時代，雖然還是以男性話語為中心，但女性已經有了更多的命運自覺。女人骨子裏的堅韌與無奈，浪漫與現實，溫情與倔強，使她們在不同歲月裏卻有著相似的夢想，又因為性格的差異而走向不同的路徑，載著她們的一隻隻船兒各自漂流。我凝望著她們，猶如看著我自己的電影。我會不斷寫這些女人的故事，它們會承載著我的以及更多女性的理想。
問：就文學的某種意義而言，我總認為，最難把握的是“民族文學”這一概念，因為它太模糊、多義、泛化，因此容易被人利用為標簽。您就批判和審視過這一實際存在的問題。可同時讓我們看到的事實是，作為一種“旗語”，民族文學是極具集聚力和感召力的，作為《民族文學》的主編，您能談一下“民族文學”的時代新概念嗎？
答：過去我們談“民族文學”這個概念，主要是在說少數民族文學。將少數民族文學與漢族文學從民族屬性上並列為兩大類，在特定曆史背景下，對保護和促進處於弱勢中的少數民族文學，無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我們應該意識到，中國不是兩個民族，一個漢族，一個少數民族，而是56個平等相待的民族。從古至今，中華民族文化都是由56個民族共同締造的，新世紀中華文化的複興更是離不開多民族智慧的凝聚，我們在編輯出版《民族文學》刊物的實際中不斷意識到，少數民族文學不能自娛自樂，要向世界展示中國這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豐富和遼闊，避免工業化伴生的統一化和規範化在文化領域帶來的單調與刻板，“多民族文學”的概念十分具有時代性。
因此《民族文學》也會發表漢族評論家針對少數民族文學的評論，同時將漢族作家的優秀力作翻譯成少數民族文字，在母語版向少數民族讀者推薦，召開研討、評獎活動，都會邀請漢族作家、評論家來參與，他們的介入與表達，將會使少數民族文學擴大視野，走向更大的世界。鐵凝曾講道：“文學既展現著各族人民對真善美的共同向往，同時，又不是為了讓一切文化趨同，而是引導人們理性平等地認識、欣賞並尊重彼此的不同。”《民族文學》所倡導並力行的多民族文學，正是在探索和表現著這種同與不同，在今後的中國文化發展中，需從全球視野和文化軟實力的高度來認識多民族文學成果，從保持文化多樣性的角度來對此評價。
問：《民族文學》實際承擔的責任，相對許多文學刊物複雜得多，也重要得多。因為您的工作的廣度非常宏觀、壯闊；它同時還是一個跨學科、跨領域的。比如，你們所倡導的母語寫作，其意義可以用“偉大”形容。您以為呢？因為文學也是一種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形態存在的文化形態，特別是對少數民族而言。您認為這是您辦刊的最大難點嗎？
答：我們應當對母語寫作給予更多的尊重和珍惜。世界上7000多個語種，已經隻剩了一半，每天都有一兩個語種在消失。這引起人們深深的擔憂。每種文字都是一個文化物種，語言傳承了一個民族活生生的曆史記憶，是促進、彰顯各民族優秀文化的珍貴載體，同時撫慰每一個民族特有的尊嚴和敏感。有專家說，在某種意義上，它比金字塔、萬裏長城還要珍貴。我比較讚同這些觀點。保存語言，就是保存一個個“文化物種”，就像自然界中保存生物物種一樣，這樣才能維持文化生態平衡。
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用文學的形式，著力少數民族母語創作和翻譯，去傳承和保護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目前，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朝鮮族等人口較多民族中有大量作家用母語創作，據不完全統計，蒙古族文字創作的作家在省區級以上刊物發表作品的就達2000餘人，其質量更勝於用漢文創作；用維文寫作發表作品的作者已近萬人，新時期以來，維吾爾文長篇小說至少已達230部；藏族則涉及多個省市地區。他們的作品不僅在本民族產生了深刻影響，而且在周邊國家和地區也有一定的輻射作用。
母語創作不能僅局限於一個封閉的讀者群之中，需要借助翻譯的力量，來架起各民族之間互相溝通和交流的橋梁。目前我國不僅有一支龐大而富有朝氣的少數民族文字創作隊伍，而且有一支日漸壯大的少數民族文學翻譯家隊伍，《民族文學》設立了“百名翻譯家”的互動，又先後多次走進內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舉辦各類作家翻譯家筆會，所到之處都采用雙語進行交流，各族同胞倍感親切。不少青年作家、翻譯家表示：少數民族母語文學終於有了自己的國家級刊物，這體現了多元一體的格局，大家對這些刊物分外珍惜。
問：我注意到，也許就是因為宏觀責任所在，你們雜誌社常常舉辦各種各樣的交流活動，與作家和社會形成了挺有意義的互動。我認為，文學活動其實也是“文學潮”的一種方式。您說呢？
答：辦刊物，要重視作家的原創，也要重視作家素質的提高。所以我們提出：刊物要與作家同步成長。我們每年都要舉辦一到兩次多民族作家研討班、改稿班，還與各地創作基地聯辦一些筆會和采風活動，在全國不同地區建立的“民族文學創作基地”，有計劃地組織不同民族的作家去到相對開放的城市，或是特色濃鬱的邊疆，或是國家重點建設的工程現場等地采風座談，多向交流，使作家和當地社會各界彼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給許多作家帶來了機遇。比如，分布在祖國邊陲的人口較少民族作家，很多都是通過我們近年來的活動脫穎而出，走向文壇的。目前，我國55個少數民族包括22個人口較少民族的作家都在《民族文學》發表過作品，全國56個民族都有了書麵文學創作的作家，《民族文學》正是這一曆史潮流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今後，我們還將要利用各種方式舉辦少數民族文學青年評論家、少數民族翻譯家、人口較少民族作家、重點少數民族青年作家等筆會。這些活動的開展，不僅幫助作家搭建了更多的學習交流平台，也會興起一次次或小或大的文學熱潮。同時對於刊物質量的提升，有著明顯的積極作用，作家的創作水平提高會帶來刊物的成色的更新。
問：作為一個文學刊物，如何勝在“宏觀大節”，而不隻囿於“字眼”之間？您是怎麼做的？您的辦刊主要策略是什麼？是作家和作品的組織、刊物的發行，還是品牌的推廣甚至刊物的資本運營？
答：我以為，辦刊的主要方略首先是找準自己的位置，然後要做的是保持和不斷提高產品質量，讓消費者滿意（這裏我有意將刊物說成產品，將讀者說成消費者，表明我們在堅守刊物宗旨的同時，一定要具備商品意識）。開辟各種渠道盡量讓更多的讀者了解和喜愛，並心甘情願地訂閱。
少數民族作家麵臨著民族文化被同化甚至是走向消亡的問題，以文學的方式保留民族文化的記憶，促進民族間的理解和溝通。前幾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專門為《民族文學》題詞：“辦好《民族文學》，促進民族團結進步。”這是《民族文學》的曆史使命，但好的文學刊物不僅要有口號，還需要無數精美的作品來表現，需要我們全方位精心打造，從內容到形式，都需要很用心。我們有心將《民族文學》進一步打造成真正富有影響的文化品牌，以此擴大多民族文學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壯大和豐富中華文學。我們常在雜誌社內部說，大家一定要在“辦好”兩字上下真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