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說 紙命
一
我二十歲那年秋天，做了一個夢。夢見我生下了一個月亮。
那是1985年，觀音山上的杜鵑花怒放，染紅了整座山。我有個朋友叫七香，我在去多伊河裏洗衣服的路上遇見她，我把我的夢告訴了她。她咯咯笑著說，你是想嫁人了。我說，那些整天在打歌場上跟男人唱歌的人才想嫁人了呢。七香紅著臉想爭辯，可是又找不到合適的話，隻好認輸了。我來到多伊河邊，晚霞把河水映得金黃，幾尾魚在遊動，被我嚇得躲到石頭下麵。我觸摸到了河水，感覺水也變成一隻溫柔的手。夕陽守在山頭，像一個慈祥的老人，它就要耗盡生命，令人傷感。我在多伊河邊洗衣服的時候，會產生很多奇怪的想法，比如，順著這條河走，我會走到哪裏？難道觀音山以外的地方，地勢都比這裏更矮？要不然多伊河裏的水怎麼流出去？
算命先生說我是木命，可我一點也不喜歡樹林。甚至，我對土地也感到厭惡。那片貧瘠的土地出產石頭和洋芋，很多人長得像石頭一樣黑。我隻對水親近。我洗完了衣服，就把手伸進水裏，那時候，我的心像水一般清淨。
哪裏傳來的歌聲？越來越近。我四處搜尋，看到一個男人正朝多伊河走來。那個男人走到河對麵，看著我，綠軍褲、白襯衫，他的肩上挑著一副擔子，歌聲就是從擔子裏發出來的。我由此確定這是一個走村串戶的貨郎，他的擔子裏放著一架錄音機。我低下頭去，聽到那歌是這樣唱的，“又見炊煙升起/暮色罩大地/想問陣陣炊煙/你要去哪裏//夕陽有詩情/黃昏有畫意/詩情畫意雖然美麗/我心中隻有你……”那個時候，村裏隻有我家和村長家有錄音機，隻要音樂一響起，總會有人推門而入，前來聽歌。但因為村裏還沒通電，即使村長家也不能隨時放錄音機，兩對電池得節約著用，帶不動磁帶了，還可以聽聽收音機。
“妹子！”那個男人站了一會兒，跟我搭訕了，“能去你家借宿嗎？”像鳥兒一樣的貨郎，白天挑著新鮮稀奇的東西四處叫賣，到了傍晚，找歇腳地兒成了他們的頭等大事。在觀音山下，我家就是免費的客棧。我的哥哥在縣裏的水泥廠上班，是這個村裏唯一在外工作的人。我時常想，如果他的本事再大一點，他就可以把我弄進城做個臨時工了。我上到了小學五年級，整個觀音山，沒有哪個女人識的字有我多。我父親很樂意接受這些來自外麵世界的人，無論是尋礦的還是賣貨的，都可以在我家住一晚，吃頓飽飯。如果聊得高興了，還有可能喝到他的藥酒，他會神秘地告訴別人酒裏有珍貴藥材，但他從來都不透露具體是什麼藥材。我喜歡聽這些借宿者講話，他們操著不同的口音，講述山外麵的稀奇古怪事。然後，我又會將他們講過的故事，轉述給七香聽。我以前也見過郎貨，他們多半是些伶牙俐齒的中年男子，他們介紹起自己的貨物時，能把天吹破。但我第一次見到如此年輕的貨郎，他不像個貨郎，像個下鄉的幹部。
“村口第一家，梨樹旁邊的白房子。”我說著，站起來，給他指了大體位置。1985年，觀音山下的白房子，是象征，也是榮耀。他挑著擔子走了，歌聲越走越遠。
我端著衣服往家走，村裏的年輕人們正在打歌場上唱歌跳舞，跺得塵土飛揚。他們唱山歌，見啥唱啥；他們跳舞，圍成一圈，拉手才是主要目的。七香在打歌場邊攔住了我。
“你家來客人了！”她說。
“是個貨郎？”
“不是，你哥帶來的，穿中山裝呢！”
七香還想談下去。但我已經不想在打歌場上多做停留。在這裏唱歌跳舞的年輕人中，有很多人想娶我。有些是已經宣布了的失敗者，有的還欠缺勇氣。如果要把每一個提親過程都講出來，那估計得花上好些時間。但結果隻需一句話就能講清楚：這裏的男人，沒有一個我看得上。我讓他們一個個紅著臉，垂頭喪氣地離開。時間長了，便有人在村中散布謠言，說誰誰誰已經把我給“那個”了。我無所謂，我原諒他們用謠言來彌補自己的失落，隻是在心裏更加瞧不起他們。還有那些兒子被我拒絕了的母親，結成了統一聯盟，她們在暗地裏詛咒我“心比天高，命比紙薄”。
我推開家門，月光先我一步湧進屋裏，照亮了半個堂屋。堂屋一角的火塘邊，我父親、哥哥、貨郎和一個陌生男子正在喝酒聊天，火光映著他們的臉。那個陌生男子坐在火塘上方，禿頭，穿一件藏青色中山裝，兜裏插一支鋼筆，皮鞋很亮，像一麵鏡子，火光在他的鞋上跳躍，他一隻手夾著香煙，一隻手拿著茶杯，用一種混淆了平、翹舌音的縣城口音在談話。見到我，他突然住了口，抽了一口煙，表情有些不自然。我的哥哥介紹說，這是杜健峰，杜大哥。我勉強擠出一絲笑容，然後就進了自己的臥室。
杜健峰又開始說話了。他用一驚一乍的語氣談論著觀音山，說這裏山有多高，路有多難走，聽起來完全像是一種嘲笑。我的哥哥一直在附和，“是啊，是啊，村裏的很多人一輩子沒有到過縣城。”
我找出針線笸籮，開始繡一雙鞋墊。我準備在鞋墊上繡幾朵鮮豔的杜鵑花，但我不知道誰會穿上這鞋墊。自從村裏流傳我的謠言後，我已經不再去打歌場。我晚上的時間都在繡花或者納鞋底。有時候我會惡狠狠地想，出生在觀音山這樣的地方，是造物主對我們的懲罰。沒有公路、沒有汽車、沒有電燈、沒有百貨商店，有的隻是幹不完的農活和道不盡的家長裏短。我到二十歲的時候還沒有去過縣城，所有關於縣城的想象都來自於我的哥哥。有時候，他會從縣城給我帶回來一盒雪花膏，有時候是一塊紫色頭巾。他總是說有一天帶我去縣城玩，但這話說了三年也沒有兌現。
黃狗在門外狂吠起來，它把七香堵在了大門外。隔著窗子，我衝著黃狗吆喝了一聲，它立刻安靜了，帶著滿身的月光跑到我窗前來搖尾巴。七香進了屋，徑直來到我的房間。她被黃狗嚇得魂飛魄散，她喘著粗氣，使勁壓低了聲音：“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裏？”我朝屋外撇了撇嘴，她就笑了起來。她坐在我的床沿上看我繡花，但耳朵一直聽著外麵的談話。
“我們去烤火吧？”她提議。我笑了笑，說：“我不冷，要去你去嘛。”七香有點遺憾的樣子，“你不去，我也不去。”
後來，我和七香還是到了火塘邊。杜健峰還在談他的城裏生活：九點上班，五點下班，每個月領六十二塊錢，周末去逛街，不想做飯就去飯館裏吃。貨郎也開始說話了，他沒有工人生活可以炫耀，他的話題是擔子裏的雪花膏、安乃近、剃頭刀，還有磁帶。他說話的時候，眼神總是往杜健峰的臉上瞟，因為後者聽到這些滿臉不屑。
“你的這些東西，在城裏早就淘汰了。”杜健峰毫不客氣地說。這話令貨郎漲紅了臉，他像是為了證明自己一樣，起身從擔子裏拿了一盒磁帶出來。
“這個是最新的！”他的目光從我們臉上依次掃過。杜健峰不以為然，嘴角掛著譏笑。
“這是什麼？”七香突然問。這話把我嚇了一跳。
“台灣歌星鄧麗君的磁帶。”
“好聽不？”七香饒有興致。
郎貨想了想，熟練地將磁帶拆了封，拿出那個磚頭大小的錄音機，將磁帶放進去。鄧麗君的歌聲響起，所有人都不說話了。那晚我們反複聽那盒磁帶，直到月亮從觀音山上落下去。
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杜健峰的禮物，一盒雪花膏。我去挑水的時候，貨郎悄悄跟了出去，走到沒人的地方，他從後麵追上來，送了我一盒鄧麗君的磁帶。那個貨郎叫呂品。
“他怎麼樣？”在杜健峰和呂品離開以後，我媽問我。
我迷惑地看著她，不知道所指是誰。“那個工人，他看上你了。”我媽說。我習慣性沉默。隻是此刻，我的眼前閃現的卻是呂品在杜健峰的譏諷下那副可憐而又無辜的樣子。“他到底怎麼樣嘛！”我媽催問我。我說：“不知道。”
第三天，呂品又來我家了。可是我父母對他的臉色卻沒有上次那般熱情。他還沒有返回縣城，隻是去其他村寨繞了一圈。他的擔子裏隻剩下磁帶了。“有錄音機的人家太少，磁帶不好賣。”他對我們說。沒人接腔。沒有杜健峰在旁邊，呂品的話多了起來，於是我對他有了初步的了解。他是城郊的農民，家裏靠種菜為生，而他不喜歡種菜，改當貨郎。那天晚上，他還是在我家放鄧麗君的歌，七香踏歌而至，氣氛沒有前一次熱烈，沒放多久，我父母就催促我們睡覺了，說明天還要下地幹活。
沒有外人的時候，我媽總是對我提起杜健峰。當然，她並不了解這個禿頂的男人。所有的消息都來自我哥哥的口中，他是杜健峰的同事。盡管杜健峰小不了我媽幾歲，但她還是叫他“小杜”，我媽說“小杜有本事，家就在縣城裏。”“小杜有工作，人家是鐵飯碗。”……其實那天晚上我已經聽明白了，杜健峰的父母其實也是城郊的菜農，跟呂品家差不多。
杜健峰一個星期以後又來了，帶著一個滿麵酡紅的矮個子老頭。杜健峰介紹說，這個人姓金，是他們的辦公室主任——他的身份足以讓我的父母緊張得手足無措。但金主任看我的時候笑眯眯的，他叫我“采蓮同誌”。
我父親把家裏唯一一隻生蛋的母雞殺了。我心疼地看著那隻母雞被卷起翅膀，摘去脖子上的毛，它絕望地在空中掙紮，大叫，然後被一把匕首劃進脖子。它在滴盡了最後一滴血之後，閉上了眼睛。最後，它變成一盆香噴噴的雞肉被端上桌，被金主任送進他那鑲著兩顆金牙的嘴裏。
有了金主任在旁，杜健峰突然變得拘謹起來，金主任成了主角，杜健峰隻是謹慎地點頭或者微笑。而我的父母，特別是母親，幾乎就成了飯桌上的仆人，麵帶謙卑的微笑給金主任和杜健峰倒酒、添飯、加菜，直到將二人侍候得酒足飯飽。
火塘裏放上了幹柴，熊熊燃燒。鐵三角上的鍋裏正炒著瓜子，酒喝空了，換成了苦丁茶。金主任嘬著牙花子，進入了正題。
“老哥，”他這樣稱呼我爸，“我這人是直腸子，不會轉彎抹角，小杜是個好小夥，他看上了你家閨女。”
我父親其實沒見過多少世麵，金主任的一聲“老哥”就足以讓他受寵若驚。金主任開門見山，更讓他沒有思考的餘地。他的嘴唇囁嚅著，在喉嚨裏幹咳了兩聲，但始終不敢表態。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金主任呷了一口苦丁茶，“老哥你可不要為難我，我是給小杜打了包票的。”
“你自己拿主意吧！”我父親終於憋出了這句話，“現在是新社會，婚姻自由。”
所有人的目光像蒼蠅一樣落在了我身上。杜健峰臉上高傲的神情頓時全無，他的眼睛望向火塘裏歡呼跳躍的火焰，默默地等著我對他的判決。
“讓我考慮三天吧！”我對金主任說，“三天以後我給你答複。”
杜健峰如釋重負地抬起頭來，趕緊給我父親和金主任遞煙。金主任接過香煙，我父親和杜健峰兩個人同時為他點火，他選擇讓我父親為他效勞。我媽把炒熟的瓜子端在金主任麵前，並為招待不周而滿懷歉意。我在這時候起身離開，回到閨房去做針線活。杜健峰送的雪花膏，呂品送的磁帶，還放在我床前的櫃子上。
我是個信命的女子。冥冥之中，總是被一隻命運之手在操控著。那晚我無心做針線活，躺在漆黑的屋裏，聽到金主任仍在顛三倒四、口齒含混地說話，他喝高了。再後來，我墜入一個黑色的夢中。我是被房間門的那陣吱嘎聲給嚇醒的，農村的房門裏麵並不上鎖，一般情況下，進入我房門的隻限於女性。我翻身坐起，那團黑影已經奔到了床前。我叫了聲“媽”，但我分明感覺到那個人不是我媽，而是他。他顯然是做這件事的老手，他一把捂住我的嘴，身子朝我壓了下來。他身上硬邦邦的東西頂住我的雙腿之間，讓我一陣眩暈。我在他身下狂蹬雙腿，像晚飯時殺死的那隻母雞。我在掙紮著咬住了他的手，他疼得周身痙攣，但並未鬆手。
“想想你哥哥吧！”他在黑暗中低聲警告我。於是，我全身癱軟，下身一陣刺痛。他突然全身抽搐，一動不動地趴在了我身上。黑暗中的他，喘氣聲平息以後，像幽靈般地離開了。過了很久，我點亮床前的煤油燈，發現床頭的櫃子上留著十元錢。
“我同意你！”第二天早上，我對杜健峰說。
我和杜健峰在一個月以後結婚了。沒有鄉村婚禮的瑣碎禮節，在觀音山，人們第一次見識了城裏人的婚禮，擺著喜糖、喜煙，不是用轎子，而是用自行車（車在十公裏以外的鎮上）。杜健峰從工廠裏找來二十輛自行車。迎接我的是一輛嶄新的“永久”牌自行車，車龍頭上紮著紅花。緊隨其後的兩輛自行車上，載著兩個嗩呐手。再後麵的自行車後座上，綁了一架錄音機，放的是鄧麗君的歌。我在那時候再次想到呂品。
“我快嫁人了！”我對呂品說。那是十天前，我終於在小河邊等來了他。我知道他會在某一個霞光萬丈的時刻，挑著歌聲來到我身旁，沒想到這一等就是十天。
“我早想到了。”他頓了頓，“他是工人，我隻是個貨郎。”
二
1985年，一個漂亮的農村姑娘，嫁給一個中年工人，這樣的好事絕對不止我一個人遇上。我像一個新生的嬰兒，以婚姻的名義進入了縣城，每天都貪婪地呼吸著混合了硫黃氣味的空氣。我有了喇叭褲、學會了騎自行車，並且在縣水泥廠裏當起臨時工，一個月工資二十四塊錢。有時候，我恨夢想，它讓人著魔，在我們的心裏，夢想才是最大的騙子，它披著華麗的外衣；我更恨現實，它讓人沮喪，像個屠夫，將生活血淋淋地解剖在我麵前。我用一個月的時間，從夢想過渡到了現實。然後，我才發現，原來做一個城裏人也不過如此。
百貨商店裏確實有很多東西，但基本上隻能看看；菜市場上的雞鴨魚肉，是需要鼓足勇氣才能購買。結婚那年，杜健峰四十歲，每天早上起床，枕巾上都會粘著他的頭發。結婚以後，杜健峰並不高興，整天愁眉苦臉，心事重重。有天睡前我問他，他冷冷地說：“你自己知道！”這句話將我推進了冰窟窿，我知道，那件事情，終於發生了！我隻好請假去找我哥。
“他為什麼要這樣對你？”我哥聽了我的哭訴後大發雷霆。
我哽咽著不敢回答。他瞪著血紅的雙眼，把怒氣撒在我身上。
“說啊！這個畜生為什麼要冷落你？老子去宰了他！”
“因為我不是第一次！”我從牙縫裏擠出了這句話。
我哥先是愣了一下，緊接著，一記響亮的耳光扇了過來。我沒有躲避。鼻血很快從嘴唇上流了出來。我看著我哥。用一種近乎癡呆的眼神。
“說！誰幹的？”我哥顯然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一轉身，去到廚房，提著菜刀走了出來。他站在我身邊，右手緊握著菜刀，整個人都在顫抖。他的眼睛盯著我，恨不得先剁了我。
“你不要衝動了，你動不了他的。”
“這可是毀了你的幸福啊，說出來，我去劈了這個畜生。”
其實，我們的內心都虛弱無力。很多時候，我們的衝動隻是給自己壯膽，嚇唬身邊的人。所以，我並沒有驚恐地去拉住他。但是，我必須說出這個人的名字，因為這件事，隻有我哥能夠和我共同麵對。
“那個人是金主任！”我說。
菜刀掉到地上，隨著菜刀碰到水泥地板的尖銳聲響，我哥整個人像袋麵粉似的頹然癱在地上。“這個狗日的老孤寡，他怎麼能這樣欺負人啊！”我哥的咆哮中帶著哭腔。金主任三年前死了老婆，一直未娶，廠裏恨他的人背後都叫他“老孤寡”。
屋裏很安靜。陽光灑在窗外斑駁的紅磚牆上。樓下院子裏，一隻狗發出單調的叫聲。一群孩子在幼兒園裏唱《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
“你容我再想想辦法吧！”我哥麵無表情，一聲長歎後沉默了。兄妹倆呆坐在沙發上，隻有那台黑白電視機裏有聲響，但不太看得清圖像。我站起來說，“我得回去了，還得給老杜做飯，他快下班了。”
那天中午，我給老杜做了他最愛吃的炒豬肝，可他連筷子都沒動，隻喝了兩杯酒，便去睡午覺了。我也沒吃飯，將他的酒杯收起來，將菜原封不動地端回碗櫃裏。太陽當頂，廠裏的機器聲暫時消停了，隻有蒼蠅在屋裏飛來飛去。廠裏的宿舍通風不好，每天都得打開窗子，如此一來，蒼蠅蚊子也能自由出入。我躺在沙發上睡著了，醒來已是下午，老杜早走了。
我準備騎上自行車去街上散散心。這縣城其實沒啥好逛的，無非就是一橫一豎兩條街，像個十字架。稍微有點意思的地方是百貨公司，可是，我根本不喜歡那些售貨員的嘴臉。我覺得他們的眼神帶著鄙夷，因為絕大多數顧客都是隻看不買，而且還喜歡對產品吹毛求疵。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在百貨公司門口停了自行車，想了想，還是沒有進去。
我騎車朝護城河邊走。太陽斜垮垮地照在縣城周邊的山腰上，水泥廠的煙囪裏冒著濃煙，和天空一樣的顏色。去護城河邊要經過一個燈光球場，幾個十幾歲的小孩在爭搶一個癟皮球。我鎖上車，獨自在河邊走。那個時候，離人們逛河堤的時間尚早，河堤上很難遇到人。河水清澈，我突然想起了多伊河，想起它流淌著晚霞的黃昏，我的父母，我的鄉親，他們正在羨慕著我。我突然想嘔，毫無征兆。我趴在護城河邊的欄杆上，想將胃裏的東西吐出來，可我隻是幹嘔。就在這時候，我看到不遠處有一男一女走了過來，我的羞恥心告訴我不能在他們麵前表現出尷尬的樣子。我站起來，往前走時眼冒金星。那兩個人越走越近，越來越麵熟，直到她叫出我的名字，我才敢確認她是七香。
“啊？采蓮？”她像是在村中的某個地方遇見我那樣，叫得無拘無束，“我找了你好久啦，總算找到你了。”
“你在哪裏找我？”我看見她身邊的男人是呂品，我幾乎已經明白是怎麼回事。
“我在縣城裏找呀，”她抓住我的手，熱情得唾沫橫飛，“聽說你在水泥廠上班，我還去廠門口找過你呢。”
“你們？”我看了一眼呂品，他訕笑著，一言不發。
“我們結婚了，”七香說，“他家在城外邊，進城還要走半個小時。”
我一時語塞。
“還是你好，進城當了工人，”七香又說，“我就沒這個命，跟著他父母在家裏種菜呢。”七香這麼說的時候，呂品一臉慚愧。
我看了一眼手上的上海表，對七香說，“呀，我跟人約了打麻將，我先走了。”
我幾乎是掙脫了七香的手，然後各自朝不同的方向走。我偷偷回頭看了一眼，七香也在回頭看我，她朝我揮手，我沒理她。直到看不到他們，我才又原路返回，去燈光球場邊上推了自行車出來，騎在街上的時候總忍不住要朝人行道上望。回到家裏，已經是下班時間，可老杜還沒回來。我去廠裏找他，值班室的人說他早走了。我把飯做好，天已經黑了，我探頭朝院子裏望，路燈下麵一片冷清。老杜還是沒回來。我把飯菜擺在桌上，坐著聽了一會兒收音機，可啥也聽不進去。
出門的時候，我輕輕帶上了門。下樓，過道裏的燈壞了，我手扶鐵欄杆，走得小心翼翼。到了院子的時候，我朝四周望了望，沒有人。我進了旁邊一個單元，那個過道裏的燈是亮的，照得我心裏發慌。我到了三樓，在301前駐足，把耳朵貼在門上，沒聽到裏麵有動靜。我輕聲敲門，裏麵傳來了腳步聲。金主任打開門，一臉詫異。
“老杜在你家沒有？”我緊張得快要窒息。
“沒在。”他說。他站在門裏，愣了一下，突然伸出手來拉我。我甩開了他的手，他嬉皮笑臉，“進來坐，”他說，“總不能一直站在門口吧？”
我進了他的屋裏，他剛才正在吃飯，桌子上擺著一盤涼拌肉，還有一個白菜豆腐湯和一個酒杯。“要不要喝點酒？”他的語氣很輕，幾乎是要湊到耳邊才能聽清。我發覺自己在顫抖，想起那個在黑夜裏重重壓向自己的肥胖身體，突然有些想吐。他沒有再坐回飯桌旁邊，而是坐在沙發上陪著我。
“小兩口吵架了？”他從煙盒裏掏了一支煙出來，點上。
“他不要我了。”我說，“他現在對我冷得像冰一樣。”
“為什麼？”他吐了一口煙霧，聲音裏有一絲打抱不平。
“問你自己吧！”我激動得站了起來，“他又不是傻子！”
他恍然大悟，臉紅得更加厲害，“你回去吧，這事我來處理。”
他送我出門的時候，手像條蛇似的纏在我身上，被我甩開了，他若無其事地說：“方便的時候，就過來坐坐，我這裏沒人，我一個人孤獨得很。”
那天晚上，老杜回到家裏，已是爛醉如泥。扶他回來的人告訴我，是老金派人去找的他。“他在館子裏，喝了兩瓶白酒，還吃了一斤鹵肉。”那個送他回來的人費力地將他攙扶在床邊，然後像丟個口袋似的將他丟在了床上。
可是第二天晚上老杜又出去了，回來的時候卻容光煥發，從懷裏拿了一瓶酒出來，直嚷著讓我給他做炒豬肝。“金主任說了，下個月起讓我做他的副手。”那晚的老杜很興奮，像瘋了一樣地撞擊我，我隻是沉默。第二個月，任命真的下來了，老杜成了杜副主任。那真可謂是雙喜臨門，我的肚子也一天天大起來。老杜利用職權給我放了假，在家待產。
有一天，外麵有人敲門，打開門，是金主任。他大大咧咧地坐在我麵前，看著我隆起的肚子，問：“是不是我的？”我沒有說話。他又說：“你不說我也知道，是我的，他才沒這麼準的槍法呢。”他走的時候，塞給我五十塊錢，“買點補品吧，養好身子，我不會虧待你們的。”
三
我生了個女孩，老杜給她取名叫杜鵑。滿月以後，他的母親來照顧杜鵑，我又回廠裏上班了。偶爾，我會在街上遇見七香，有時候她的肩上擔著滿滿的一挑菜，有時候隻是空籃子。如果是前一種情況，她總會送給我一些新鮮蔬菜，但即使這樣，我們還是僅僅局限於偶遇。杜鵑在長大，我從她的臉上看到了老金的模樣，所以我總對她說：“你長得像你爸爸。”
1993年，杜鵑上小學了。老杜請人喝了三次酒，也沒法把她送進縣直屬小學。我隻有去找老金。“她到底是不是我的？”他又逼問我。我說，“你別喪德了，給他留點麵子吧！”老金笑了起來，又露出他的大金牙，“我明白了，”他說，“你其實已經承認了，對嗎？”尚不待我回答，他一下子把我抱起來，用腳踢開了臥室門，我抓他的臉，朝他吐口水，然而，無濟於事，他將我扔在床上，像座山似的壓了下來……
杜鵑如願進了縣直屬小學，但成績平平，像一滴水彙入了大海。那一年的寒假，杜鵑的語文成績61分，數學47分，想起為她的付出，我忍不住給她一耳光。她的成績不行，但脾氣卻不小，坐在家裏哭了半個晚上。自從當了副主任，老杜似乎覺得自己達到了人生的頂點，除了喝點小酒，隔三岔五吃上一份炒豬肝以外，已經沒了別的追求。他的頭發掉得厲害，他不得不把前麵的一撮頭發留長，用摩絲固定在沒有頭發的位置上，那樣子看上去非常滑稽。
那段時間，老杜經常對我提起兩件讓他驕傲的事情。第一件事是他花錢將我的農村戶口遷到了城裏，花光了當時的所有積蓄；第二件事是將我從臨時工轉成了正式工（這其實是老金辦的事），“你還想要什麼呢？你已經是城裏有工作的人了。”每當他這樣說的時候，我總會想起七香。
每過一段時間，我總能遇見她。有天我告訴她，可以打電話到水泥廠的值班室找我，這引得她一陣驚訝，“我去哪裏打電話呢？”她說，“我從來沒有打過電話。”我推著自行車，她挑著菜籃子，有時候站在街邊一講就是一個小時，我不停地看表，她談興很濃，完全看不出我的敷衍。“呂品沒做貨郎了，”她說，“你休息的時候來找我玩嘛。”“他去哪裏了？”我對這個話題稍微有點興趣。“去廣州，”她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在那邊收破爛。”那一瞬間，呂品在我心裏的印象完全毀了，我想象著他在那個叫廣州的地方，整天跟破爛打交道，然後自己也會成為一個破爛。老杜再差勁，也是坐在辦公室裏喝茶、吆喝人的。有時候我們也談起孩子，七香家的女兒在城外麵的一所小學裏上學，周末的時候她會帶著女兒來賣菜。一個黃毛丫頭，躲在人後麵，眼神裏露出羞怯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