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人的起居書齋間多有瓷品擺件、文具，上麵的描繪不乏士大夫階層胸襟與情趣的展露：伯牙彈琴，孔孟道上，東籬陶潛，竹林七賢……也常有反映其清高、俊雅的款識，如“高人逸士”“三老對弈”“抱琴訪友”“樹下讀書”“十八學士”“春夜宴遊桃李園”等；當然也有期待紅運叩門的款識，如“馬上封侯”“鹿鶴同春”“指日高升”等。
文人不但愛瓷賞瓷，也對景德鎮瓷的發展施予了深刻影響。
景德鎮雖偏處江西省的東北一隅，卻毗鄰徽州，臨近南京、上海和揚州，相距不過幾百公裏，在今日隻是高速公路上三到四個小時的車程。這些地方，在明清時期是富人們的花團錦簇之城，也是墨客騷人揮灑風流之鄉。許多文人畫家的繪畫被流傳到景德鎮，成為紅房匠人模仿繪製的重要樣本。鹹豐、同治、光緒三代（1851-1908年），以程門、金品卿、王少維為代表的皖南新安派畫家，就近加人景德鎮瓷藝界，將文人畫的藝術特色、表現技法及其審美旨趣，帶進瓷上彩繪。由於淺絳彩瓷畫就是瓷器上的中國畫，也吸引了一些海上名家張熊、吳待秋、王震等人，參與瓷上彩繪。此外，景德鎮的陶瓷繪畫明顯有徽州木刻版畫的痕跡，康熙時期五彩瓷的繪製風格，大抵就是在徽州版畫的基礎上形成的。元代以降，景德鎮的青花瓷則受文人的寫意畫影響很深，不少優秀的青花瓷洋溢著文人畫的意趣。
在支持官窯文化體係的帝國時代傾覆之後，景德鎮麵臨一個由權力美學向社會美學的大轉折。倘若無法與中國民間深厚的藝術精神重新呼應，景瓷便會在新舊之間發生斷裂。而在傳統中， 自魏晉以來，文人的詩書畫創作無不標新立異，執各代時尚之牛耳。此前，在景德鎮的陶瓷曆史上雖然出現過大量能工巧匠，誕生了無數雲蒸霞蔚的優秀製作，但在曆史上卻很少留下他們的名字。他們少有藝術活動的自我意識，更不會想到要向文人或者“大師”這邊靠。
麵對千年窯火的日趨黯淡與現代化日愈撲麵而來的雙重夾擊，一部分匠人有了藝術活動的自我意識，換一句話說，他們的筆下，有了文人畫明晰的色彩。這些人當中，有的是紅店學徒的出身，如當時的王大凡、徐仲南、何許人等；還有的是在設於都陽縣的原江西省甲種工業窯業學校飾瓷科受過一段正規教育，如汪野亭、程意亭、劉雨岑等；此外，鄧碧珊、畢伯濤兩人本身就是清末秀才，田鶴仙則是原江西省瓷業公司夜校的教員。他們成立了“景德鎮瓷器研究社”，有200多名會員。後來軍閥混戰．該社被衝垮了，但矢誌不移者仍聚集在一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月圓會”。該會1928年由王琦等人發起成立，取花好月圓人壽之意，每逢農曆十五聚會一次。成員輪流做東道主，飲酒吟詩作畫之餘，每人帶一件新作到主人家欣賞觀摩……這個群體被後人稱為“珠山八友”：“八友”隻是個泛稱。珠山則是景德鎮老城區中心一座獨起的峰巒，在古代有蜿蜒騰雲、俯視四境之勢。
“珠山八友”的出現，並沒有將景瓷從一片殘山剩水裏解脫出來，但在清末民國的亂世之中，保存了景瓷手工業的傳統技能，又在陶瓷美術上開了一條新途。王琦、工大凡、汪野亭三人的作品，曾在巴拿馬國際博覽會上獲得金獎。這是“康乾盛世”一百多年後，沉寂了的景德鎮再一次讓世界刮目相看。
中國文人給瓷以影響的最普遍的物化形態，便是茶具了。
水為茶之母，器為茶之父，“器具精潔，茶愈為之生色”。 綠茶與瓷器，可謂天作之合。當濃醉之綠，注人冰清玉潔的白瓷或青白瓷，碧芽輕浮，茶湯煙嫋，視感生動曼妙，嗅覺上有收斂而含蓄的暗香，再品味思接千載或自我安神的妙趣，這是茶之風雅、士之風雅，或許還有幾分禪的風雅。
茶在華夏地區的全麵興盛，大約起於佛教寺院的發達。大唐帝國弘揚佛法，導致古刹寺廟在國中星羅棋布，而茶受到禪宗的極力推崇，成為青燈黃卷邊徹夜談玄的最佳伴侶。到了宋代，茶葉成為“舉國之飲”。宋朝開國皇帝趙匡）1I，便是嗜茶之徒。他在宮廷中設立茶事機關，將宮廷用茶劃分等級。他還將茶作為籠絡大臣、眷J懷親族的重要手段，常以禮物的形式賜給功臣將士。宋代取“文治”的國策，心靈通透、無須“改造”的文人們，亦紛紛把飲茶作為詩詞、繪畫的主題，歐陽修、黃庭堅、蘇軾、陸遊……詠茶詩內容廣泛，數量驚人：僅陸遊一人保存下來的茶詩，就有300多首。
茶文化的興起，使一般的市民階層也蔚然成風，工安石曾雲：茶之為用，等於米、鹽，不可一口無。據說百姓們喜歡喝一種叫煎點湯茶藥的茶：一個人枯坐，喝茶。三五好友親朋相聚，更要喝茶。世道紛擾、身心俱疲時，得喝茶。手捧一壺，一脈線香蕩滌心底，虛乏之身頓時便有了著落。屋外淒風苦雨、黃葉滿地時，也得喝茶，一杯熱茶細品悠吸，心裏頃刻便會忘卻人生寄旅的煩惱，漫起一股生命如此美好的酥酥暖意……古人今人，莫不如此。
宋代景德鎮造有一種茶具，叫鬥笠碗。它斜壁小底，樣式比五代的斜壁碗更為挺拔秀氣。但從當代人的眼光看，其碗口大、底小、體高、壁斜的造型又透著幾分怪異。按理說，口大碗的容量相應減少，底小器物重心不夠穩，體高、壁斜，端拿不方便。景德鎮的工匠為何要燒製這有諸多不便的茶具呢？據學者考證，北宋時人們的飲茶習慣，是在茶餅中添人龍腦膏、構祀泥、綠豆、炒米、芝麻、川椒、山藥，混合碾碎後烹煮。飲用時，將茶汁和茶葉中的配料一道吃掉。用如此式樣的瓷碗飲茶，能使茶碗“易幹不留渣”。古人為什麼小拇指得留那麼長的指甲呢？大概就是方便把茶葉鉤到嘴裏去。這器型，用於“鉤”實在太順溜了。現在南方還有一些地方說喝茶為吃茶，可見這決不是無厘頭式的無來由。鬥笠碗就是“吃”茶的―喝光水後還得嚼進茶葉，毛澤東生前就一直保持了這種習俗。關於景德鎮賜名，坊間還有一種說法是，宋真宗可能是在吃完茶的那一刻，感受到了鬥笠碗好用好使，正合其意，一時龍顏大悅，便以自己的年號命名了景德鎮……
明清的飲茶習俗與唐宋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往的團餅茶，由於耗時費工、有損茶香等缺點，到明代被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廢止，改飲散茶，或稱芽茶，從此散茶流行開來。後世所熟知的綠茶、黃茶、黑茶、紅茶、花茶、白茶、烏龍茶，便是在飲散茶後出現的，散茶采用衝泡的新飲法。飲散茶注重茶色，“以青翠為勝，濤以藍白為佳”。為了突出茶芽的青翠之色，素雅瑩潤的白釉瓷成為最佳的茶具之選。景德鎮適時燒製出了甜白瓷。這一高級別的器具，胎質細潔，釉色白瑩，不僅是品味香茗的佳器，也是品位很高的藝術品。清代皇室盛行飲茶之風，涉茶之禮的活動很多。宮廷的茶具琳琅滿目，裝飾富麗濃豔、紋樣纖細繁緝，燒製時不惜工本，盡顯宮廷用器的氣派。
景瓷與茶的緊密聯係，還得益於老天的得意安排。“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白居易的一首《琵琶行》，讓浮梁茶美名傳天下。
唐宋兩代，全國設縣很多。唐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全國有縣1573個，分赤、A、望、緊、上、中、下七等。京都所治為赤縣，京之旁邑為瓷縣，其餘則以人口多少、資源與經濟情況而定。宋宣和四年（1122年），全國有縣1234個，分為赤、轟、望、緊、上、中、中下、下八等，大抵劃分標準與唐相同。並無地理優勢而言的浮梁，在唐代列上縣，在宋代前移為緊挨京轟的望縣，原因大概就是其經濟勢力應可躋身當時的‘’全國百強縣”了。浮梁茶葉，在唐代知名還並非因為江州司馬的那句“廣告詞”，事實上浮梁當時已經成為帝國時代茶葉的重要集散地。 自唐置縣後，浮梁“每歲茶七百萬馱，稅十五餘萬貫”，茶稅占到唐代全國茶稅的三分之一強。浮梁史料還記載，當地之俗“富則為商，巧則為工……摘葉為茗，伐褚為紙，坯土為器”。所謂“摘葉為茗”，就是種茶、製茶、販茶。（馮雲龍著《高嶺文化研究》，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年版）
不僅是浮梁茶葉飄香十裏，景德鎮周邊祁門、嬰源，亦盛產茶，即“聚於景德鎮者皆徽之休寧、祁門、婆源賈客所弩也”（乾隆《浮梁縣誌》卷五《食貨》）。乾隆間，多取道五嶺運至粵省精製加工，銷往國外。“光緒末年至民國元年之間，祁浮之產額共達十三萬餘箱，推銷即在漢口承受，半為俄商。餘則英、美、德、法、丹麥等國合為市場”（江西省社科院曆史研究所、江西省圖書館編《江西近代貿易史資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顧炎武在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說到這麼一件事：從江西挑到廣東去的商品多粗重笨大，比如一挑挑的瓷器、一馱馱的茶葉及夏布等為主。從廣東挑過來的商品多精細巧小，不乏鍾表、珍珠、瑪瑙等洋玩意。江西的挑夫壓得幾乎舌頭都要冒煙，隻賺到很少的錢；廣東的挑夫輕輕快快，不時哼上段小曲，卻可以賺到很多的錢。江西人不幹了，打起一場官司。結果，兩省的唯一通道―梅關所屬的當地官府下了一道令，兩邊一律在梅關頂上交接，即江西挑夫的笨重擔子到了關口交給廣東挑夫挑下去；廣東挑夫的細軟物件，到了關口則交給江西的挑夫接下去挑。這樣兩地挑夫的工作量都差不多，工錢也賺得差不多。此事足以說明當時廣東、江西間的瓷器、茶葉的商貿活動異常頻繁。
在景德鎮，古時除官窯外，民窯的大量工匠也利用手中的技藝，投人到茶具的研發生產之中。在新中國成立後出土的大量民窯遺址上，發現不少杯、壺、碗、盤等，其中相當一部分為茶具。與此同時，飲茶之風也漸漸衍生為一種業內習俗：每年年底，商家老板要請工人喝茶。並非人人皆到，那些沒請來喝茶的人，便是老板在第二年裏不打算留用的人，此叫“留人茶”；到了四月間，老板又請工人喝一次茶，倘若有未被請到的，則多半意味著老板對此人的技藝或勞動態度不滿，幹完這一季度，他就得辭工走人了……
經過文人的中介，與瓷進行如茶一樣偉大聯姻的還有酒。
古代文人常以酒為伴，不論是詩酒唱和的歡宴，或是“對影成三人”的獨酌；不論是“青春作伴好還鄉”的喜泣，還是“歸心日夜憶鹹陽”的鄉愁，都離不開酒。朱大可先生說：“茶與酒的輪值製度，是中國飲品文化的最大機密。文人交替飲用這兩種飲品，在清醒與癲狂之間擺動和漲落。這是耗散式的結構，它從對立的兩極出發，機巧地調節著中國人的心靈。”（《茶、瓷、絲的三位一體―華夏帝國的器物貿易》，《城市中國》2008年7月號）
在酒具中，無論古今，瓷器的品種與數量，肯定超過了銀器、玉器、玻璃器，更逞論什麼金杯、瑪瑙杯了。許多年裏，中國名酒的酒瓶，“茅台”“五糧液”“郎酒”“汾酒”“四特”……都在景德鎮生產，從最小的能裝二兩半的瓶子，到能裝30斤的大壇，一應俱全。據說，現在各種各樣的酒瓶已經有上百種了，可以滿足不同酒廠的不同需求。
在這座城市裏，做一個酒鬼是幸福的，能夠喝到未經勾兌的國內最好的原漿酒。
瓷光與佛光的交相輝映，也是瓷的重要特色。
佛教自東漢明帝時期傳人中國，兩晉南北朝時大興，至唐達到第一個高潮，玄獎西遊取經為鼎盛之際。五代十國、兩宋時期，已於民間廣為流布。隨著佛教文化和佛教思想的滲人，對陶瓷藝術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大大豐富了陶瓷的表現內容。
在裝飾上，先後出現梵文、“佛”字、蓮花圖、寶相花、纏枝蓮圖紋等。梵文，明永樂開始出現，成化宣德年間常見，之後見於曆朝。早期書寫工整，至清代雍正時期，有的器型外壁滿布一圈圈密密的梵文，字體變長且稍微變形。因為傳說佛祖生在七寶七莖蓮花上，蓮花被奉為“佛門聖花”。而我國自古即有愛蓮花的習俗，曆代文人墨客多有稱頌。李白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之詩；周敦頤更有“出汙泥而不染，澀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靜植，可遠觀而不可褒玩焉”的長句……蓮花，便自然成為一種理想的裝飾，以刻、印、繪的浮雕，堆、貼等不同的手法．廣泛地出現在景瓷上。在當今一般國人眼裏，蓮花已失去了其宗教含義，而成為中國元素鮮明的裝飾題材。
在器型方麵，陸續出現如來、觀音菩薩、彌勒佛、羅漢、淨水碗、佛家用作飲水或淨手之器的軍持等。因觀音菩薩最能適應眾生的要求，對不同的眾生，現化不同的身相，說不同的法門，在眾器型中觀音瓷塑最為民間所熟知和信仰。在中國的江、浙、閩、粵、台灣，以及南洋華僑間，觀音信仰極為普及，所謂“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觀音的造像中有千手觀音、送子觀音、楊柳觀音、龍頭觀音、持經觀音、圓光觀音、滴水觀音、白衣觀音、蓮臥觀音、瓏見觀音等。各類妙像，皆圓融無礙，莊嚴靜默。當代詩人舒婷曾有詩《滴水觀音》，寫道：
一臉安詳澄明
微塵不生
雙肩的韻律流動
僅一背影
亦能傾國傾城
人間幾度瘡疾
你始終眼鼻觀心
莫非
裸足已將大悲大喜踩定
我取坐姿
四牆綻放為蓮
忽覺滿天俱是慧眼
似閉非閉
既沒有
永恒的疑問傳去
也沒有
永恒的沉默答來
天空是一麵回音壁
——滴
——答
從何朝宗指間
墜下那一滴暢圓的智水
穿過千年，仍有
餘溫
再有，便是彌勒佛像了。和觀音不同的是，自從彌勒佛從印度傳人中國後，經過千餘年的演進，中國人在現實生活中創造了本土彌勒佛及其瓷塑形象。據說最早是依據唐末浙江奉化契此和尚的形象。到明代初年，出身寺廟的朱元璋，為家鄉彌勒亭題了一副對聯：“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笑口常開，笑世上可笑之人。”這副常見叢林的千古名聯，蘊含了為人處世的深刻哲理，廣泛流傳，家喻戶曉。它為中國化彌勒佛形象定型，使景德鎮的塑瓷工藝由此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境界。其圓頭大耳，腹隆如鼓，慈眉善目，笑容可掬，大智如愚，大巧若拙……具有很強的親和力和藝術感染力。其後又衍生出恭喜佛、思維佛、歡樂佛、五子登科佛、九子佛、掏耳佛、臥佛、站佛、坐佛等，幾乎無形不有，千姿百態。在清代和民國時期，景德鎮生產瓷塑彌勒佛的作坊、窯場多達幾百家，從事彌勒佛像製作的巧匠也層出不窮。
可以說，瓷塑彌勒佛是佛教文化與中國儒、道文化相融合的精品，也是瓷塑藝術與中國文化精神結合的精品。縱觀上下五千年，帝王將相車載鬥量，英雄哲人浩如煙海，但至今仍惟妙惟肖活在世人眼前，並婦孺皆知、深人人心者，除彌勒佛外，孰能有幾！
曆史煙雲，在瓷上中國演幻。
世世代代的子民，在瓷上中國生活。
瓷，已然成為人們生活中的道具，可以將住所裝點得古樸、風雅、溫馨、純淨、和諧……可以將精神裝演得高潔、清邁、安詳、圓融、通透……
究其實，瓷器不是道具，我們才是道具。人很難活過百年，紙的壽命不過千年。而瓷即使埋在地下，科學家分析可以曆經兩萬年。瓷的內蘊博大精深，遠非筆者能夠窮盡。
不妨借用黑格爾的一句話，他老人家曾說古希臘是“整個歐洲人的精神家園”，沉默而又美麗的瓷器，無疑可以視作中國人靈魂的底色。在瓷千年洋洋灑灑的敘事中，將其他工藝、美術話語空間中局部穿行的曆史意義、人文意義、審美意義，統統攬起來，彙成一條天高水闊、風帆正懸的大河。
這是一條瓷藝、瓷境、瓷品的大河，其畫麵、紋飾、色彩、光澤，穿越了時光和空間，成為中華民族生活中一個永恒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