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3世紀的馬可·波羅，在其口述的遊記裏粗略地記述了瓷器的製作：“從地下挖取一種泥土，將它壘成一個大堆，任憑風吹、雨打、日曬，從不翻動，曆時三四十年，泥土經過這種處理，質地變得更加純化精煉，適合製作上述的各種器皿。然後抹上認為顏色合宜的釉，再將瓷器放人窯內或爐裏燒製而成。”（陳開俊譯《馬可·波羅行紀》，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年版）如同《馬可·波羅行紀》一書問世以來，七百年來關於馬可·波羅的爭議就沒有停止過，一直不斷有人懷疑他是否到過中國；馬可·波羅對於瓷器製作的這番話，究竟是他在遙遠的東方實地見過，還是出於他的忽悠天才，同樣可以存疑。
1673年，法國魯昂陶廠的藝術家路易·波特拉，經路易十四國王的批準，秘密試產一種玻璃質軟瓷。這些試製成功的瓷器，外表白色。柔和漂亮，但與以硬質瓷為主的景瓷相比，在應用領域上受到很多局限。其坯體內含的熔劑較多，燒成溫度稍低，在1200攝氏度以下，因此它的化學穩定性、機械強度、介電強度均低。
法國是最早打中國主意的歐洲國家：
也是一名傳教士，法文名直譯為昂特雷科萊(1664-1741年）。他是裏昂一家貴族的兒子，屬天主教耶穌會。受該會派遣，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3月，他搭乘法國商船出發，次年7月到達廣州。從康熙三十八年（1669年）到五十八年（1719年）在江西傳教，其間在饒州一待就是七年，並取中國名殷弘緒。起初來中國的傳教士，“長著貓一樣的眼睛，嘴巴就像黃鵬，臉色灰白，胡子卷曲，像黑色紗布，而他們的頭發卻幾乎是紅色的”。（張燮著《東西洋考》，中華書局2000年版）傳教活動無不遭到官府阻撓，民間惕懼。殷弘緒也一樣。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裏，他隻為一個貧窮的泥匠工人做過洗禮。不久泥匠死去，殷弘緒為其舉行喪禮，“華人頗異之，時為新年，來堂詢問者不下萬人”。即便如此，當年人教信徒僅二人而已。然而到了1712年，經他受洗者已有80多人。（［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華書局1995年版）
殷弘緒傳教活動後來之所以得到開展，有分析認為與他很懂得與當地官員建立良好關係有關。他曾自道“與這些新官打交道我毫無經驗”。但為了獲得傳教的自由和新教徒們的安心，他必須盡快去一一拜訪，並送上一些歐洲的禮品以換取官府的默許。1712年饒州出現嚴重旱災，道台大人登門求助於殷弘緒，他利用此次難得的機會宣講天主教義。道台似乎人耳也人心了，隨即在全城貼出有關保護天主教徒的告示。殷弘緒還一度打起了康熙帝的主意―康熙四十七年，即1708年，康熙下詔廢除情L扔的皇太子之位。宣布完太子一黨威脅皇權、且太子本人失德的罪狀後，康熙老頭淚流滿麵，一頭栽倒，全靠大臣們將他扶了起來。聞聽此事的殷弘緒，察覺到一個讓一位異邦偉大君主阪依上帝的絕好機會，認為經受了這樣的打擊之後康熙有可能在宗教上尋求幫助。他在致教會的一封信裏說：“我深知逆境比順境更宜讓人反躬自省，因此，為使這位偉大君主阪依，我勉勵所有在華傳教士舉行彌撒聖祭，更新祈禱內容……”
在得知康熙喜好葡萄酒後，殷弘緒通過與其私交不錯的江西巡撫郎廷極，將66瓶聞名於世的法國葡萄酒進呈了康熙帝。因為上自朝廷，下到巡撫、道台，殷弘緒都能夠說上話去，浮梁知縣與督陶官都對這位洋人不但未敢造次，且都高看一眼。
在與中國官場打成一片上，似乎傳教士們都有某種特異功能。比殷弘緒早一百多年來華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期間在南昌待了三年，用的也是來自歐洲的自鳴鍾、三棱鏡、水晶雕像、玻璃器皿，還有經他改造了的以中國為世界中心的地圖，將當時的江西巡撫、南昌知府，建安、樂安兩位親王，還有半城的書生秀才，給哄得團團轉……
殷弘緒逐漸熟悉製造瓷器的各項工序與技術。
殷弘緒長袖善舞，還有兩個有利條件，一是他本人受過學校良好的科學訓練，和眾多傳教士一樣，除傳教以外，還負有法國科學院來華科學考察的使命，為此他掌握了漢語；二是他的教會堂區裏有不少瓷藝工匠。“除了親眼目睹之外，我還從教徒們那裏聽說了許多特殊情況，他們中的不少人是從事瓷器生產的，另一些人則做瓷器生意。此外，我還通過閱讀論述這一問題的中國典籍，核實他們給我答複的真實性，通過這一方法，我認為對這門技藝有了全方位的相當準確的了解。”他可以風一樣自由進出鎮上的大小陶瓷作坊與窯房，老鄰舍一樣與人搭腔，有什麼不懂的，可以隨時請教，“請教後隨手記在紙上”。（「法」杜赫德編，鄭德弟、朱靜等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第二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在地利人和這一點上，殷弘緒可謂要風得風，要雨來雨。
在這樣的背景下，當中國瓷器風靡歐洲的時候，殷弘緒先後給在印度的奧日神甫及巴黎耶穌會總會，寫了兩封長信。第一封信，寫於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9月1日，內有：
景德鎮有1.8萬戶人家。有些富商巨賈占據著寬敞的宅院，內有大批工人。 因此，人們都說全鎮有100多萬人口，每天消耗1萬多擔大米和1000多頭豬。景德鎮坐落在一條美麗的河邊，延伸長度足有1法裏。它並不是人們想象中的房屋群落，街道如一根根墨線似的筆直延伸，隔一段距離便縱橫交錯。城中沒有空地，房屋顯得太擠，街道也太窄。穿行其間猶如置身鬧市，四周盡是挑夫們要人讓道的吹喝聲。那裏還有許多耗資巨大的崇拜偶像的廟宇。有一位富商曾漂洋過海出外經商。據他說有一次正當暴雨最猛烈時，天後向他顯靈了，他認為天後保佑才使他幸免滅頂之災。為了還願，他新近傾其所有為天後造了一座廟，其宏偉程度超過了所有其他廟宇。上帝希望我對基督徒們說過的話有朝一日將得到證實，並希望這座廟宇真正成為聖母教堂。這座新廟宇是靠（這位富商）在印度吝地積聚的皮阿斯特（皮阿斯特為貨幣單位，幣值不詳―譯者注）興建的，當地對這種歐洲貨幣很熟悉， 因此不必像其他地方那樣將其熔化後再用於流通……
人們一定會驚訝，一個人口稠密、物產豐富、每天有無數船隻穿梭往來、根本沒有城牆的地方，居然隻有一名官員管理，卻又絲毫不見混亂。景德鎮實際上離浮梁僅1法裏，距饒州也僅18法裏。必須承認，那裏的治安製度很令人欽佩：每條街都有一個由地方官指派的地保，長一點的街道則有幾個地保；每個地保有10名下屬，每名下屬各為10戶人家擔保；他們必須維持秩序，一有騷亂就立即平息並向官員報告，違者將被杖責。這裏常常輕易使用杖責，甚至有的地保報告了剛剛發生的糾紛並已采取一切措施予以平息，地方官仍可能認為地保有錯，他就難逃懲處了。每條街道都有柵欄，夜間關閉；大街則有好幾道柵欄，每道柵欄皆有一個本地人守夜，隻有見到某些信號才敢開啟柵門。此外，地方官常出來巡視。浮梁的官員們不時也會來視察。再則，陌生人不得在景德鎮住宿，他們要麼在船上過夜，要麼住在為他們作保的熟人家裏。這種治安製度維持了秩序，在整個這片因其財富而引起無數盜賊垂涎的地區確立了完全的安全感。
信中概述了當時景德鎮的位置、地理、人口、城鎮、物價、治安等情況，記述了取土、釉料、成型、彩繪、色料、匣缽製造、燒成等瓷器生產過程和製作工藝。其中記錄了一件瓷器生產的全過程，這過程多達70道工序。殷弘緒如此描述瓷器生產：
一種非常美麗的藍花在一些時間後出現在瓷器上。瓷胎看起來非常潔白，當繪上彩料時，其色調呈淡黑色；等其幹燥後，再罩以釉，彩料似乎完全消失掉，埋藏在釉下麵了。但是通過焙燒，彩料變得幽靚的藍色來。這差不多像在太陽的照耀下蝴蝶變得美麗漂亮的情形一般，色彩繽紛，賞心悅目……
殷弘緒特別將景德鎮的製瓷原料―高嶺土和瓷石的使用情況詳細作了記述。他將一些瓷土原料的樣品寄回法國，由物理學家雷奧米爾進行了分析。這封長信以“中國陶瓷見聞錄”為題，刊登在《耶穌會傳教士寫作的珍貴書簡集））第12期，由此發行到世界上一些有耶穌會傳教士的國家。對瓷器感興趣的歐洲人士，第一次讀到有關神秘的景德鎮及瓷器製作技法的第一手材料，先睹為快，相傳不已。頓時，在歐洲掀起一股尋找高嶺土、仿製中國瓷的熱潮。而殷弘緒本人在信中充分表現出調查和搜集資料的才能，引起耶穌會北京教會的重視，他在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被調到北京。
第二封信，寫於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1月25日。大約是第一次書簡發表後，歐洲的瓷器製造商和工匠們還不解渴，紛紛來信詢問瓷器製作的進一步細節和有關的疑難問題。殷弘緒這時已一襲白發，年近六旬，但為了滿足歐洲大陸上的一片籲請，仍冒著南方沁人骨頭縫的嚴寒，再返舊地。這是康熙六十年的年底。他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考察，由此寫成第二封信，即《中國陶瓷見聞錄補遺》。這封信又是一萬多字，一共記述了他打聽到的20個問題。如冰裂紋瓷器的上釉。冰裂紋是因為上了用白色石子製作的釉，可使瓷器呈現灰白色，同時通體布滿各種走向的紋理，遠遠看去像是瓷器破碎了，但是碎片仍留在瓷上。還有關於防止瓷器口邊罐裂的方法、瓷器的色釉噴施方法、製成3尺多高的大花瓶需注意的問題、窯變瓷器的成因、如何解決瓷器上金彩光澤的亮度等，都是仿製景瓷的疑難問題。終於擱筆了，殷弘緒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他覺得歐洲上空那一串串的問號應該像窗外的雪花一樣悄悄落地了。
中文名為柯玫瑰的英國學者羅絲·克爾，在她的《英國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國立博物院藏中國清代瓷器））（廣西美術出版社1995年版）一書中如是評價：“顯然，歐洲人對中國瓷器生產方法的興趣，從來就不是一種純粹的學術現象……昂特雷科萊在18世紀早期忠實地記錄了他所看到的中國陶瓷製作過程，這些工業情報在19世紀末仍然需要。”美國著名曆史學家S.A.NI．阿謝德則斷言：``18世紀耶穌會士帶回更多的中國技術資料並被采用，歐洲才生產出真正的瓷器。”（轉引自李夢芝《明清時期中國瓷器對歐洲的影響》，《曆史教學》1997年第4期）
倘若據此說是康熙年間，昌江兩岸就有憧憧諜影，殷弘緒便有孫猴子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裏的戰術動機，這未免危言聳聽了。他身上主要肩負的還是上帝交下的使命，“到世界各地去，將福音傳播給每一個人”（《聖經·新約·馬太福音》）。但天朝大國對瓷這個新物種，這個改變了人類生活方式的當時的高科技，這個16-18世紀全球最大宗、最受歡迎的商品，十分大度，恍若魚兒在水裏撒仔一樣地漫不經心。如殷弘緒這樣披一件落滿煙塵的黑色長袍，在景德鎮的大街小巷、幾百間作坊裏自由行走，好似當下的幹部們忙於在年節之前去各處訪老探孤、噓寒問暖……這當是確定無疑了。
換一句話說，近代以來，知識產權保護體係是西方人製定的，其基礎卻是此前西方世界長期地、赤裸裸地侵犯了中國人的知識產權。中國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的國策以來，美國、歐盟為知識產權問題，與中國打了多少大大小小的口水仗。乍看起來，一次次理直氣壯，儼然視中國人為“小偷”，而自身則從上帝懷抱裏出來便是勤勞致富的標兵、道德高尚的楷模，殊不知三百年前一隻隻毛茸茸的手伸向中國人口袋的，正是西方人自己；發達的西方早已忘記這“不發達”的往事，中國人也仿佛早忘了，說起“仿製”來，總有些吞吞吐吐，言不及義。在筆者看來，在一顆“同此涼熱”的小小地球上，在某個曆史階段，對於某些關鍵、領先技術的共享與推廣，如早年的瓷器、當下的互聯網，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整體需要。
以殷弘緒而言，帶回歐洲的不僅是景德鎮的製瓷技術，其興趣還在植物醫藥上。無論在饒州，還是日後在京都，傳教之餘，他通過閱讀中國植物誌做過某些考察，抄有一大本中醫藥方，進而用中草藥為歐洲人治病。他尤其看重中國人種痘方麵的知識，通過送禮的方法，從宮廷醫生處獲得過三個“人痘接種”的處方，並親手給一個7歲的孩子做過接種疫苗。他發現比起英國式接種方法要直接切開皮膚接種，這個處方要溫和許多，危險也更小些……
殷弘緒介紹中國的主要信件，不僅僅有關在中國的天地間如何飄蕩起上帝的影子，其內容蘋葷大觀，皮裏陽秋．涉及當時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信件故多被杜赫德所采用，編人《中華帝國通誌》―18世紀歐洲最流行、也最權威的中國讀物，影響到了伏爾泰、孟德斯鴻、黑格爾等重要的思想家，在中國與歐洲的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筆。類似中國瓷器的硬質瓷生產，結果誕生在德國。
一個叫喬治·弗裏德裏希·波特格爾的年輕人，原本是藥劑師，卻沉迷起煉金術，聲稱他從希臘某教士處得到一個秘方，能合成黃金。普魯士國王胖特烈大帝得知此消息，要求他前去煉金，以期解決國內財政危機。他怕煉金不成，人頭落地，便逃亡至薩克森公國的威騰堡，被前文提到的奧古斯都二世逮捕。以後有兩個說法。一個是波特格爾被關進汙穢、高溫的地牢中。他被告知，煉出黃金之時，就是出獄之日。無奈之下，波特格爾不斷嚐試、分析、實驗，整整三年，歪打正著，沒有煉出金子，卻成功燒製出白色透明的瓷片。另一個說法是，在威騰堡波特格爾受到“禮遇”，結識了當時正在破譯中國瓷器密碼的學者契恩豪斯。在後者的勸說下，他放棄煉金術，轉而研究瓷器的配方。
在奧古斯都二世親自過問下，各地不斷送來各種原料標本。在不斷的試驗中，波特格爾先是發現了一種紅褐色的質地堅硬的非陶、非瓷、非石、非土的“四不像”物質，在成因上已接近中國宜興的陶。此後，他建大窯提高燒瓷溫度，不斷提高質量。1709年1月15日，過完26歲生日的波特格爾，終於用7種礦物混合燒出了白色、透明的瓷片。此事沒有馬上宣布．日耳曼民族做事謹慎、精細的風格，並不自今日始。一年後，1710年1月23日，奧古斯都二世用拉丁文、法文、德文和荷蘭文發表宮廷文告，宣布在薩克森大公國研製成功與中國瓷器一樣的瓷器，並頒布專利證明，在德累斯頓建立作坊，批量製作瓷器。同年6月6日，為了防止瓷器奧秘外泄，工廠從德累斯頓遷到德國東部古城德勒斯登近郊的麥森，麵臨易北河的一座山頭上的古堡內。瓷器的原料就采自麥森附近的地區。一直在這裏生產了150年，直到19世紀後半期，才遷到山穀中的現址。
當時為了壟斷這一“白色黃金”的生產秘密，原料配方由波特格爾、奧古斯都二世的私人醫生、宮廷內閣成員等人分別掌握，生產流程中各個環節相互保密。與殷弘緒在景德鎮可以大搖大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整整13年的歲月，為了怕製瓷秘方外流，奧古斯都二世沒讓波特格爾離開住所與工廠一步，不斷壓榨他的智慧與勞力，還貪得無厭地搜刮他的作品。當波特格爾終於獲得自由之身時，其身體與心理健康已瀕臨崩潰邊緣，幾年後便辭世了，來參加葬4L的人並不比墓地周邊樹上的鳥雀多……麥森早期出產的瓷器色調灰暗，裝飾圖案大都帶有明顯的中國色彩，中國神話傳說、花鳥魚蟲原樣照搬。後來經不斷地改良。波特格爾的繼承者赫羅爾特，開始以鑽藍做顏料，1739年設計出具巴洛克風格的釉下紅瓏紋和藍洋蔥圖案。一時間上至王室貴族，下至詩人名模，紛紛以其為室內、衣著的裝飾。該圖案的咖啡具，讓買家們如捧珠磯，愛不釋手，迅速打開了歐洲市場。僅奧匈帝國皇後茜茜公主，一個人就收藏了幾千件麥森瓷器。今天，這些瓷器身價已漲了數十倍，總價值在幾千萬歐元。
麥森瓷器的特別之處在於，每一件瓷器製品完全出自手工製作。它們雖通過不同的模具倒模製坯而成，但瓷器上的繪畫、裝飾的花瓣、雕像的關鍵部分，都是由工人手工進行。每一件都是獨一無二。一些設計、工藝複雜的製品．製作工程往往曆時幾個月。其次，麥森有自己的培訓學校，所有的技師上崗前，都要在學校裏經過三年半至十年的專業訓練。而每一名彩繪、造型師，更須經過數十年的藝術與技術培養，以便日後能在每件作品上融人不同時期的藝術風格，共同展現近300年來的歐洲藝術史。
再有，與景德鎮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商標相反，為了防止外人盜用麥森瓷器的名聲，粗製濫造，早在1722年，工廠就引人了商標的使用。這是兩把交叉的藍色寶劍，源自薩克森公爵的族徽，象征著其貴族血統。麥森瓷器在第一遍燒製以後，由工人手工繪上類似墨綠色的雙劍，然後再上釉進行第二遍燒製，雙劍就變成了永不褪色的藍色。這個知名商標300年來僅有過很小的改動。
毗鄰捷克的麥森小城隻有幾萬人口，卻是歐洲第一個破譯中國陶瓷密碼的地方。麥森工廠經受住了工業革命以來現代化與機械化的嚴峻衝擊，至今大部分產品仍手工製作。不過過去是用煤炭，如今用電燒造，整個工序經曆素坯、壓模修整、上釉高溫燒、加彩低溫燒等。令少、難以置信的是，目前在麥森工廠的地庫裏，還保留了自建廠以來的3萬多件模具。憑借這些模具，顧客甚至可以汀購200多年前瓷廠曾經生產過的瓷器。對一般工薪者來說，麥森瓷器顯然屬於奢侈品，連一個咖啡杯也要60歐元。但其白色底盤上，弧度優美的兩把藍劍交錯成麥森百年經典的象征，暗喻著至高無上的品位，仍有擋不住的魅力。今天無論在巴黎、倫敦還是紐約，頂尖地段的購物中心裏，總能見到麥森專賣店的驚豔……
盡管管理如此嚴格，瓷器製造的奧秘仍是長上了翅膀，翻過古堡的高牆，越過了易北河，首先傳到維也納，繼而到威尼斯……據說有關秘密是被一個窯工兼備料工出賣的。至1770年，歐洲已有將近20家硬質瓷生產工廠，其中以後在全球爆出大名的有幾家。比如荷蘭有一家，設在距海牙十幾公裏、滿是田園情調的代爾夫特鎮；英國有一家，在斯塔福德郡的韋奇伍德；法國也有一家，即利摩日。
皇家代爾夫特是從17世紀至今最具規模的陶瓷工廠，不僅吸收了中國瓷器的釉質特點和染藍技術，還借鑒了日本彩畫的畫法，創出具有荷蘭特色的精美圖案，秉承著曆經幾世紀磨煉的工藝，至今也仍以完全手工的方式製作瓷器。隨著時光的流逝，代爾夫特藍瓷，已成荷蘭的國寶。帶一套藍瓷回家，是許多到荷蘭的外國遊客的期待。
韋奇伍德是一個人的名字，全名是喬賽亞·韋奇伍德，出生在英國的一個陶工世家。從9歲開始，他就跟著兄長在父親遺留下來的家庭作坊裏製陶。1759年，他在斯塔福德郡創辦了自己的第一家陶瓷工廠，並以自己的姓氏“韋奇伍德”作為產品的牌子。韋奇伍德早期彩繪瓷大部分是青花瓷器，青花圖案大多模仿中國元素，如著名的柳樹圖案。此後，優美雅致具有古典主義特征的設計，一直是韋奇伍德產品的風格。直到今日，許許多多精美的韋奇伍德產品依舊完美診釋著這一品牌的傳統內涵。喬賽亞·韋奇伍德，被譽為“英國陶瓷之父”。 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出使中國，韋奇伍德瓷器就是獻給乾隆皇帝的禮物之一……
診岔匡馬戛爾尼使團來，還有一件不該埋沒的逸事：
盡管大禮包裏就有韋奇伍德瓷器，馬戛爾尼訪華卻還有一項特殊使命，就是請求大清援助英國建立一個瓷器工廠，並且在薪土、高嶺土、釉料等原料上給予支持。能夠想象得出乾隆爺在金蜜殿上汕笑洋人的模樣，他自然予以拒絕。期待滾成了一地雞毛，馬戛爾尼使團卻差一點到了景德鎮。據馬戛爾尼的《旅行日記》)記載，英國使團在返程時，是從北京到廣州，然後從廣州起航回國。他們從大運河而下，11月7日到達蘇州。翌日，從杭州出發，溯富春江而上，到達江山。從江山到江西的玉山，是一段陸路。到達玉山後，又取水路，由信江到南昌。這一段旅程幾乎與景德鎮擦肩而過。在11月27日（星期三）的《旅行日記》中，馬戛爾尼寫道：“我們在半夜月亮升起在天空時前進……景德鎮―這是大清帝國最著名的主要瓷器產地，距離我們的旅程並沒有很大的距離。我們最好能夠去拜訪這個世界著名的城鎮，這是最稱心如意的，但是我們不能如願。
在景德鎮瓷器沿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在全球都幾乎轉了一個遍以後，倘若遺漏了東鄰日本，那麼日本便不會是今天的日本了―總是覺得這世界欠了它什麼，總是要鬧出點什麼事情讓周邊難以心安，乃至鄰國睡覺時也得對盤踞在太平洋風濤裏的它睜著一隻眼睛。在拙著《情報日本》裏，我說過：‘舊本文化中一直被國人所忽略的一個強烈特征：以情報立命，視情報為島國生存、拓展的第一要義。”無論是安土桃山時代（1573-1603年），還是江戶時代(1603-1867年），日本對景德鎮瓷器的覬覦之迫切，怎麼樣估計也不為過。
還在安土桃山時代之前的1511年（明正德六年），當時日本陶藝匠伊藤五郎，隨日本僧人了庵、桂悟到景德鎮學習製瓷技術，在此改中文名為吳祥瑞。在親手燒製了上萬件瓷器的經曆後，一說三年，一說五年，他返回日本。隨大量的景德鎮瓷土和釉料一起帶回的，還有景德鎮經典的青花瓷器燒製技術。回國後，伊藤五郎改稱“伊藤五郎大夫祥瑞”，借以表示對在中國“留洋”幾年時光的懷念。“大夫”，是日本社會對手藝人的尊稱。其中少數是“人間國寶”，多數不過是為了養家糊口而勤奮勞作的普通人。可以稍稍說開的是，在曾主張“工業立國”的日本，在三四十年前，手藝人還隨處可見。一位作家曾走遍列島，傾聽了不同業種的手藝人的聲音，他在自己的書裏寫道——
隨著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廉價工業製品的大量湧出，手工的業種開始慢慢地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現在可以說是所剩無幾了。當沒有了手工業以後，我們才發現，原來那些經過人與人之間的磨合與溝通之後製作出來的物品，使用起來是那麼的適合自己的身體，還因為它們是經過“手工”一下下做出來的，所以它們自身都是有體溫的，這體溫讓使用它的人感覺到溫暖。應該說手工業活躍的年代，是一個製作人和使用人共同生活在一個環境下，沒有絲毫虛偽的年代。社會的變遷，勢必要使一些東西消失，又使一些東西出現，這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慣性。但是，作為我們，更應該保持的恰恰就是從前那個時代裏人們曾經珍重的那種待人的“真誠”。
其實，如果尋根求源的話，這些手工的業種和技術，包括思考問題的方法，很多都來自中國……（［日］鹽野米鬆著、英坷譯《留住手藝》中文版序，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伊藤五郎在九州島北部的伊萬裏開窯，世稱伊萬裏窯，大概是日本陶瓷發展史上的開篇之作。其創製出來的產品，與當時的景德鎮官窯非常相似，且當時使用燒製青花的青料非常昂貴。很長時間裏，伊萬裏窯生產的青花瓷器大多供日本皇室使用．落款也落“五郎大夫祥瑞造”。“五郎大夫祥瑞造”名揚天下，成為400年來後世仿造最多的瓷器。直到今天在景德鎮還有一些作坊在仿造，或有來自日本的訂單，或就在國內銷售。
緊鄰伊萬裏的佐賀縣有田，100多年後，也出了一個叫酒井田的陶藝家。因曾向藩主進獻繪有柿子圖案的瓷器，而得到“柿右衛門”之稱。據傳，柿右衛門也曾來中國“留洋”，從其流傳至今的作品來看，早期他所製的青花瓷受景德鎮影響很大，青花色彩比較清閑，畫工細膩，所繪翎毛花卉纖毫畢現，紋飾構圖疏簡，明顯有雍正青花畫的風格。後期，他融人景德鎮的粉彩，形成島上著名的“窩島燒”，一直到明治維新，都是日本的禦窯……
軍事強人豐臣秀吉在一一擊敗相互廝殺不已的島上各路大名（筆者注：日本古時稱封建領主為大名），完成日本初步統一後，從1592年到1598年，分兩次對朝鮮發動侵略戰爭，史稱“壬辰樓亂”與“丁酉再亂”。這兩場戰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就是“瓷器之戰”。在16世紀以前，全球隻有中國和朝鮮擁有係統的製瓷技術。當時的高麗是天朝的藩國，與宗主國分享了瓷的美妙。日本侵略朝鮮時，掠取這一係統的製瓷技術，便成為侵略者的重點目標之一。在朝鮮向明神宗緊急求援、中國首輪“抗美援朝”打響後，明朝和朝鮮陸軍及水師多次並肩作戰，中朝軍隊最終獲勝，朝鮮轉危為安，日本企圖侵占朝鮮並以之為跳板進攻中國的企圖破滅。但在日本俘虜去的I萬多工匠中，有3000名陶瓷工人。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其中，一個叫李參平的工匠，為了尋找製作高質量瓷器所必需的優質瓷土，訪遍了列島各地。公元1616年，在有田東部地區的泉山，他發現了接近高嶺土的瓷石礦。於是，他在此紮下根來，開礦設坊，成功燒製出細白瓷，從此開始了有田陶瓷的曆史。李參平所製的白瓷潔白無瑕，像是凝有他無限的離鄉之痛與鄉愁；而表麵所繪的蟲L鬆修竹，則像是在向人們顯示高麗民族的氣節。後來，在高純度的白瓷上用鑽顏料畫上圖樣，成為青花瓷，又融人明朝景瓷的五彩，形成了日本風格的“五彩瓷器”。明清換代之際，西部大陸狼煙四起，連年的內戰造成的經濟凋敝，動搖了中國瓷器在世界市場的重要地位。荷蘭東印度公司因此在日本采購了大量有田瓷器運到歐洲，島上的陶瓷作坊也紛紛向有田地區集聚，從此，李參平被日本人推崇為“陶神”或是“陶祖”。
至今400多年過去，有田瓷，因通過伊萬裏港大量出口，亦稱伊萬裏瓷器，在世界享有很高的聲譽。有田盯，依然是日本南部瓷器生產與貿易最集中的城市，每年5月都會舉辦陶藝節，4公裏長的街道上有650多家陶瓷店鋪出展，流光麗影。海內外遊客宛如一葉小舟，在一片壯闊跌宕、色彩變幻的瓷海裏行進。若走進有田曆史博物館，你可能還會聽到有人在輕輕地吟誦徘句：
眼前的房屋如梳齒般密集
窯中升起嫋嫋輕煙，
這蕭瑟之風是吹自古時嗎？
原來是李氏祖先在製作陶瓷啊。
大約300年裏，中國瓷器對於人類社會的生活、審美、科技等各層麵的改變或影響，大約隻有上世紀90年代以來覆蓋全球的互聯網可以比擬。與此同時，西方各國對於景德鎮瓷的熱捧、癡迷、仿製乃至超越，無不呈現了一部人類社會追求革新、追求美、追求詩意生活的令人心族搖蕩的曆史。
景德鎮是中國一個地名，又不完全屬於中國。
景德鎮是一個活生生的現實，同時又是一個永遠的美麗傳說。
去過德國麥森公司的朋友告訴我，在該公司的曆史陳列館，其序言開頭就寫著：瓷器起源於中國，我們深深感謝景德鎮……
世界上的陶瓷愛好者、研究者，無不視古代景瓷為人間珍奇，文明斷片，多少人一擲千金，甚至傾家蕩產，為著財富隻能是過客，而永恒的是文明。
1892年，帕西瓦爾·大維德出生在印度孟買一個猶太富商的家裏。1913年移居倫敦，在劍橋大學攻讀法律。1914年起，大維德頻繁從倫敦兩家主要經營中國文物的公司購買瓷器。為了讀懂瓷器上的款識，他開始自學中文。當時的英國幾乎沒有地方能夠係統地學習中國語言與藝術。憑著超常天賦和毅力，到1924年，他已具有相當的中文閱讀水平。隨著收藏的深人，他不滿足於像絕大多數英國收藏家那樣隻在本土從古董商手裏購買中國文物。同年，大維德第一次來到中國．被故宮博物院陳列在景陽宮的皇家禦窯瓷器深深地打動，從而確立以後個人的收藏標準。
1927年，鹽業銀行打算出售末代皇帝溥儀抵押在此的一批清室珍寶。大維德聞訊後，再次漂洋過海，決意傾全部家產為此一搏。經幾番周折，次年大維德才購買到其中40多件清宮舊藏瓷器精品，大部分為宋代名窯瓷器，多件上麵有乾隆禦題詩。由於這批精品的獲得，大維德獲得英國同行們的一致認同，獲準成為當時代表西方國家對中國陶瓷收藏和研究最高水平的東方陶瓷協會會員。也因為這批藏品．特別是器物上的乾隆禦題詩，他開始對中國古代傳統藝術鑒賞理論進行研究，並以乾隆的趣味來構建自己白勺收藏。
此後，大維德多次往返於中英之間。1929年景陽宮修繕，大維德捐贈5000多塊大洋，並被故宮博物院聘為顧問，參與了景陽宮宋元明瓷器展的展品遴選、展覽設計以及說明標簽的撰寫。這些工作使他對中國瓷器的淵源與沿革有了更深邃的認識。在此基礎上，他策劃了1935年的倫敦中國藝術展，不僅使故宮藏品第一次走出國門，而且聚集了大部分當時散落在海外的中國文物精品，成為中國文物展覽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絕唱。“二戰”爆發後，大維德的收藏和研究工作被打斷。他積極從事反法西斯的活動，到印度為同盟國修建機場籌款，途經上海時被日本憲兵拘押，在關押期間身體受到極大摧殘。1945年他到美國接受治療，病情未獲徹底治愈，至1952年最終不能站立。
其後，大維德將收藏的全部瓷器約1700件及與中國藝術相關的中外書籍，捐贈給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該校以此成立大維德博物館及中國藝術基金會，使之成為西方研究中國陶瓷的重鎮。1964年大維德去世，享年73歲。因為財務原因，2009年，大維德博物館轉到大英博物館95號展廳，其陶瓷藏品來自中國宋代到清代各個朝代，跨越將近一千年。其中兩件展品的名字，被西方收藏界公推為“大維德花瓶”(David Vases)，來自景德鎮，於元代至正年間燒造。它們是為道觀祭壇而造，其價值在於龍紋上方，瓶頸一側注明了日期的銘文。銘文記錄著，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一個來自江西玉山縣，名叫張文進的男子將這一對花瓶和一個香爐贈送給了位於浮梁縣的一座道觀。這段銘文證明了早在公元1351年之前青花瓷就已經在景德鎮生產。這對花瓶是陶瓷曆史上現存最重要的青花瓷樣品之一。也很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瓷瓶。
世界上的陶瓷愛好者、研究者，無不將踏訪景德鎮視為“朝聖”。
在虔誠的“朝聖”者中，曾有一位執著的老人，他數次探訪、考察景德鎮，足跡遍及湖田、高嶺和瑤裏。他是上世紀80年代曾任英國駐華大使、後執教於牛津大學的約翰·艾惕思先生。1980年，他為尚封閉的景德鎮題寫道：“要深人研究這一寶庫的全部重要展品，一個月，甚至一年也是不夠的！然而，允許我在此度過一天，是對我的極大關照，我對此深為感激。”1982年冬，他又寫道：“我已年近七十，來日無多，隻有抓住有限的時間，及早地寫出我對中國陶瓷的理解。”遺憾的是，三個月後，老人流然長逝。
2004年，景德鎮冠名建鎮一千年。這一年的世界陶藝大會在韓國召開，會前知道了此事的韓國有關方麵告訴中國方麵：在這值得隆重紀念的時刻，我們感到世界陶藝大會放在韓國開是不合適的。鑒於已經來不及通知與會代表，在首爾舉行的開幕式上，大會主席宣布：開幕式結束，全體代表即飛去中國……台下一片海潮般久久不息的掌聲。
英國、德國、日本的現代陶瓷業已各領風騷，但景德鎮陶瓷學院每年一期的國際陶瓷研修班，從來都是生源充足。這些來自國外、大多已經獲得博士學位的專家學者，無不將一張景德鎮陶瓷學院頒發的研修證書看得很重……
在德國的古地圖上，中國隻有三個城市：北京、長安、景德鎮。
又有外國朋友告訴我，世界各國出版的地圖中，即使再小比例的示圖，中國有四個城市是必定要標注的，那就是：北京、上海、西安、景德鎮。
因為景德鎮，中國不僅是曾經落後、恥辱的代名詞，更是曾經自豪、輝煌的代名詞。
有了這個曆史記憶，我們這個民族就能夠從骨子裏生發出自信、自重的力量。
14． 你若盛開，蝴蝶自來
沿南河朝上走，有一道山穀，叫三寶。有一座村，叫三寶蓬。
三寶蓬的村民，至今仍以開采瓷石和製作瓷泥為副業，他們的主要工具，仍是水雄。三寶蓬水雄建於宋代，最初由風車作動力，後來利用那裏的水流，改風車為水車，每個車輪可帶數個雄。作坊工人從高嶺運來瓷石，用手錘敲成不規則的小塊，放人雄臼粉碎，再淘洗濾渣，沉澱，風幹製成長方形泥木，成為可塑性強的優質製瓷原料。古代這裏製成的原料，即送往湖田窯使用。
古老的水雄已經很老了，村裏沒有哪個老人說得清楚，葉片最後一次置換是在哪個朝代。它上麵爬滿了墨綠的苔鮮，像經幾百年風雨的石拱橋縫一樣。下了車，可見遠處茂密的樹林在山丘婆婆著，宛如身穿綠球衣的球迷在揮臂呼喊，可惜有球場般平坦的大片良田上空無一人。走幾步，就是一道長百餘米的陶藝牆，牆上一片院內探出頭來的繁枝，倘若是夏天來，想必這裏濃蔭遮天，應有宋朝一代代蛻殼下來的老蟬在沐風飲露。被砌滿牆上的東西，都讓人想到“廢墟”兩個字：斷臂的觀音、有裂紋的領袖像、沒有頭的菩薩、大量渣餅、老碗的碗底、一口燒變形的龍缸……經過似乎馬馬虎虎的整理，卻有了某種後現代的意味。
原木的門上貼著大紅春聯：“水長流不分裏外；人來往難辨東西。”一人院門，一條清澈見底的小溪從院子裏蜿蜒穿過。小溪裏躺著瓷碗、瓷片，仿佛躺著的是千年的悠悠歲月。番鴨在小溪裏嬉戲。一條黃狗蜷蜷而坐，像是在等待溪邊一個洗衣服的老摳一起回家。小院牆角，隨意堆放著燒廢的瓷雕、瓷渣，還有傳統製瓷木質工具、燒木柴的窯。這裏宋代開始就有了陶瓷作坊，至今還生生不息。地上青石鋪路，間或有陶瓷碎片組成的圖案鑲嵌其中，小路將人們引向兩個部分：一邊是生活區，包括旅舍、餐廳、茶座酒吧、展廳及生活配套設施。我到的那天，正是中午時分，餐廳樓下有兩桌是外國人。他們都是在陶藝村居住的西方陶藝家，身上的T恤或工作服上落滿瓷泥、釉彩或顏料，看男女老少，金發銀絲，談笑正歡，融融樂樂。如果剝去這滿溢田園風光的古樸外景，會以為這是在巴黎、維也納的哪家餐館。用三寶國際陶藝村的創始人李見深的話來說：景德鎮人剛剛當了城裏人，這幫老外又跑來當鄉下人了！陶藝村為在這裏駐紮的外國陶藝家提供食宿和工作場所以及部分原料，每周隻需要繳納300美元的費用。
另一邊是工作區，是陶瓷創作、製胚、繪畫、燒製的場所。在這裏人們能夠充分感受最主要的陶瓷工藝：拉坯、利坯、施釉、畫坯和燒窯。有人認為，這些已被列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工序，好比少林七十二般絕技中最核心高深的五套，任何一套都需花費10年以上時間方能練成。近十名工匠在這裏用傳統的方法生產陶瓷和製瓷工具。藝術家可以與駐場的工匠進行交流；也可以向常來此客串的傳統陶藝師請教學習；如果有興趣，還可以申請交換藝術家項目來三寶工作一段時間，這樣便可以獲得部分免費食宿，還能有自己的工作空間。
李見深，1959年生於廬山腳下，家離采菊東籬的陶淵明的故地一箭之遙。1982年畢業於景德鎮陶瓷學院，獲碩士學位；又曾獲美國紐約阿爾弗雷德大學藝術學院碩士學位。先後在日本、加拿大、美國、荷蘭等國舉辦個人陶藝作品展。因其陶瓷雕塑的特有風格與廣泛影響，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陶藝協會成員。在景德鎮時，瓷對他來說，大約隻意味一種職業，一個謀生的飯碗；而在美國、加拿大旅居十幾年，除了非洲和南極，幾乎又跑遍世界後，瓷對李見深已然成了一種血液，一種隻能屬於中國人的血液。
1995年留學歸來，回到景德鎮，李見深用DV拍了一部紀錄片《景德鎮，我在中國的家》。此後竟一發不可收拾，又拍了《筆王》《泥的輪回》《尼西藏陶》《陶窯》等多部影片，用鏡頭記錄中國傳統的陶瓷文化，有作品在國際上得了獎。看片尾，別的作品都是一大堆的名單，他的則是：導演李見深，撰稿李見深，攝影李見深，剪輯李見深。在他一網打盡的名字之上，承載的不僅是家國之情、家園之思，也堆滿家國之憂、家園之痛。早在陶院讀研究生時，李見深已經視景德鎮為家園了。景德鎮，這個因手工藝文化傳承千年而馳名中外的瓷都，在那些年舉國追求GDP的狂潮下，又麵臨“十大瓷廠”轉製、大量工人下崗的雙重“圍剿”，正舉步維艱。李見深的影片或許就是“反圍剿”的第一槍。在其國際化、專業化的背景深處，是李見深回歸中國文化精粹與民窯手工藝傳統的強烈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