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業裏的包裝工，是技術含量低、進人門檻也低的工種。大約在馬路上隨便拉個什麼人來，即便是個殘疾人，也很快可以勝任。你卻不可小覷了包裝工。今人總好奇於這精美細膩、不能碰摔的瓷器，當年怎能人扛車拖，又先小船後大船，迢迢萬裏，半是暴土煙塵，半是波濤莫測，最後竟能纖毫無損，新美如月。原來在運輸前，所有的瓷器會根據瓷器的大小，做一個木盒，裏麵塞滿當年產的稻草，再撒上豆子。灑上水後，鼓脹了的綠豆、黃豆，就會將盒子裏的每一點縫隙擠得滿滿的。還要做一番實驗，確認盒子摔下去瓷器沒破才行。
現在的包裝與古代的差別在於，當年的包裝物，包括那麼些總算見到了大洋後“光榮犧牲”了的黃豆芽、綠豆芽．都是可回歸自然的樸素之物。今天內包裝的填充物，多是泡沫塑料，許多外包裝則極盡奢華。瓷器取出後，再也沒用了的盒子，留不是，扔也不是，唯一的用處是成了“買珠還犢”的當代注釋。
行幫，這個借地緣、藝緣關係聯係在一起的社會結構，雖未經官府冊封，卻讓十萬二十萬工匠規整有序，分工明確，技藝得以磨礪，鄉情得以慰藉。行幫既起到在本幫、本行業裏管理、約束、調控、獎懲與聯絡感情的作用，又在同業成員或同業利益受到他人他方侵害時，協調力量，擺平糾紛，乃至應對訴訟。
在行幫的治理下，景德鎮大抵就是個民間的自治社會。連一個短暫停留的洋人殷弘緒，都注意到了：一個人口稠密、物產豐富、每天有無數船隻穿梭往來、根本沒有城牆的地方，居然隻有一名官員管理，卻又絲毫不見混亂。在整個這片因其財富而引起無數盜賊垂涎的地區確立了完全的安全感。
行幫在自治了社會的同時，卻給製瓷業本身帶來一些陳規陋習。“工不作淫巧”就是其中之一。這裏的“淫巧”，指的是觀念與工藝的創新。一些守舊派視創新為“造反”，認為這會造成對傳統技藝的威脅，以致失去傳統的存在價值。行幫亦有排他性， 自築雷池，形成“所執之長，各據一幫，不傳他人”，“其業之精者，僅傳其幫，而世守其業”。為了封鎖關鍵技術，甚至“傳子不傳媳，傳媳不傳女”，顏色釉、鏤雕、原料、釉料配方等，從來被少數人壟斷。再有對女性的極端歧視，限製婦女進窯房。如有違犯，窯工即責其焚香燒燭、殺雞，鳴放鞭炮，以祭窯神……這些陋習，一直沿襲至民國。
各幫各行的規約，有些有文字記載，有的則屬約定俗成，世代相守。無妨擇錄幾條―
賓主製：燒窯、做坯、紅店、瓷行等行業，進行了一次交易後，即不得隨便更動。唯兩種情況可以解除賓主關係。一是一方或雙方都改行了；二是成品、半成品屢屢不合要求，或辦事不公道。倘有一方違反（主要是客方），行會便會出麵幹涉，這是所謂的賓主製度。一般的情況是賓主關係代代世襲。
開紅、黑禁：收徒年代最長的是燒窯，十年一收。其他行當都是三年一收。到了十年了，要用紅顏色塗裝坯籃，然後挑紅籃過街．沿途鳴放爆竹，吹號奏樂，宣告某窯把樁收徒了，這叫“開紅禁”。還有一種叫“開黑禁”。這是在人少活多的情況下，不到十年、隔個三五年想收徒，也要挑籃過街，但這回籃上不能塗紅。如在街上平安通過，無人尋釁，則表示同行默許收徒，可以開禁；否則，就不能開禁。
“砍草鞋”：作坊裏的任何東西，即使是一丁點釉果粉（可用來去汗爽身），也不得拿為私用。更禁偷拿工友的私人物件。一旦查實，首先將犯者個人衣物、金錢全部沒收、變賣；其次是請本幫師傅上茶館酒館，將變賣犯者所得的金錢吃光；然後，交大夥公議處理。情節嚴重者，“砍草鞋”（開除）、驅逐出境，永遠不得來鎮謀生。
“放排”與“吃蒸菜”：圓器作坊產品質量出現問題，選瓷的有權對工人提出。如多次未加改進，選瓷的要如實向坊主、領頭反映。此時，坊主可請領頭到家中來分析研究，領頭回作坊向大夥提出，行業中稱此為“放排”。如多次提出仍未改正，坊主將有問題的產品，派人送到作坊，請工人自己提出改進措施，行業中稱為“吃蒸菜”。坊主不可隨意就產品質量對工人說三道四，否則工人可停工不幹，一直待坊主放爆竹賠禮，方肯複工。
不準“打閑”：工人不能為坊主做私活，行話叫“打閑”。如坊主是該人的師傅，在學徒期內可以做，出師後則絕不可做。否則，將受到行幫處理。
“歇手”：農曆十二月十三，圓器行業規定這天停工，工人不再做坯，故叫“歇手”。歇手後，要做完架上的半成坯，工人方可回家過小年。有時生意好或窯內缺坯，坊主在征得工人同意後，可延長時間（最多不超過五天），叫“扯尾巴”。“扯尾巴”期內，每天得多發工錢外，還供給每個工人四兩肉。
綠牌子：坊主若無故克扣工人工資，行會給每個成員發一個綠牌子。工人們收到後即刻罷工。直到綠牌子收回，意味此事已然解決，方可複工。
喪事：工人因病死於作坊，由坊主買棺木辦理，請道士為亡故者做個“八折火”，全作坊停工一兩天，每人四兩肉。一些行會在景德鎮郊外買有墳山，掩埋本地籍死者。若死者留下遺孤，或父母頓時陷於生活無著之境，行會成員應捐款救濟……
行幫社會就是草根社會，不過他們是懷有一門技藝，有的還是一門絕活的草根。比起一般的草根，他們大抵溫飽尚可維持。他們不急不躁，不溫不火，性子穩穩的，像極了窯火，溫度雖高卻含而不發，小心翼翼地淬煉自己那一方瓷。他們幹活一絲不苟，吃飯快快活活。有了四兩肉的時候，再喝幾口本地產的老酒。他們中的一些人，因在禦窯做事而走在街上腰板挺得直直的。直到今天，當操著外地口音的路人問路時，當地許多老人的臉上還會溢出一種浸在骨子裏的豁達感，熱情地回答路人的詢問。
他們雖有技藝，乃至絕活，一般卻肚無文墨，口多木呐。在古代江西，宋代以降，書院葷葷，書香盈屋，書聲潑天，其情狀為“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洪邁《容齋隨筆》卷五）；在明代，則更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說法。在景德鎮，其子弟卻因“無一富戶”，或目光為“窯利所奪”，不足以棄瓷從儒，因科舉得功名，故“絕無登第者”，老城區內還沒有發現一棟進士第、大夫第；明嘉靖前後，因科甲而人仕的不過一人而已。（王世憋《二酉委譚》）大約這也是曆史上極少留下工匠名字的一個原因。僅見清末許之衡所著《飲流齋說瓷》裏，提及雕瓷筆筒“所雕花以竹林七賢、東坡赤壁、垂楊係馬之類為多。良工陳國治、王炳榮頗善斯製”。陳、王二人，是清道光、鹹豐至同治年間景德鎮饒有名氣的雕瓷藝人。
一代代消逝了的他們，好似葬在了一個無名的萬人大家裏，萬人家上唯有天朝一個個皇帝的年號。直至五四運動風雷聲猶在耳邊的1920年，舉國民媒蜂起，擁有30萬人口的景德鎮卻沒有一份報紙，這讓美國人Frank覺得不可思議。工匠話語的永久沉默，便在千百年後的今天，導致了一個嚴重的偏頗―“巧奪天工”的“天工”，往往被代替為與生俱來的“天分”。“這種偏頗在景德鎮尤甚，分明是一種材料與工藝的結合，卻屢屢被渲染成才情與激情的塗抹”；一位大師的背後應有一堆人的勞作，變成“市麵上有一種說法：一個大師能養活一堆人”（黃茂軍《手工勞動萬歲》，《瓷器》2011年11月號）。你看許多年裏，“大師”們靈動如蜻蜓，在景德鎮這片由工匠們撐持了千年的巨大荷葉上紛紛起舞，並在瓷都大道上揚馬奔車．花團錦簇……
《浮梁縣誌》裏記載，清朝做過浮梁縣令的沈嘉微，有詩曰：“景德產佳瓷，產瓷不產手。工匠四方來，器成天下走。”（《民窯行》）這反映的是景德鎮的工匠來自四麵八方，最多的是來自周邊地區貧困的農民，其身份轉為工匠之後，也不一定會在這座城市留下來。與中國所有來自農村的父老鄉親一樣，他們最大的夢想是蓋房子，生兒子，抱孫子。這房子一旦可以由夢想落到土地，首選之地還是老家。原因不僅是光宗耀祖，他們的選擇更在現實的考量：多數人的工種處於製瓷工藝的下遊， 日後能成為把樁等厲害角色的幾率太小。而這些下遊工種，不妨以四個字概括：“動物世界”―淘泥工人整天靠著泥桶默默淘泥，忙個不停，被稱為“牛”，說是“一條牛，江邊遊，江邊又無草，還說江邊好”；做坯工長年累月盤膝坐在陶車上，以致兩下肢關節變形，走起路來一跨一跨，被稱為“螃蟹”；摔坯工幹活時要不停地跑來跑去，被稱為“馬”；剮坯工天天得剮碗底，被稱為“土狗”（一種在土裏打洞的昆蟲）；大器裝坯工要常常兩肩扛著料板、坯胎往窯裏送，好似抬轎，被稱為“轎夫”；小器裝坯工挑坯使用的是兩頭翹起的扁擔，挑坯時不能走快，形同駱駝行走，被稱為“駱駝”；印坯工兩隻手需一天到晚朝模型上拍打，被稱為“鵝”；修坯工操作時需盤著雙腿撲在陶車上操作，久而久之，背駝了，腰伸不直了，被稱為“蝦公”……一這些綽號並不是來自外人的嘲弄，幾百年裏漸漸叫開的正是工匠們自己。
變形、畸形了的身體，卻生產出極具美感的瓷器。伴隨著工作環境惡劣、勞動強度大的，卻是低廉的薪酬。美國人Frank發現，當時景德鎮低級陶工薪酬一天在10美分至1美元之間，高級陶工一天則在12美分至3美元之間（《美國國家地理》1920年11月號）。城裏物價的漲幅也令人發提。殷弘緒便發現景德鎮的生活費用比饒州高得多，因為一切消費品均需從外地運來，甚至燒窯所必需的木炭也是這樣……他們隻能拿景德鎮的“綠卡”，卻不想成為它的“永久公民”。
寄居性，決定了他們的短暫性、散亂性、得過且過性。勞動就是生活，作坊挨著棚屋，生產與生活交織一起，從沒有佛羅倫薩那樣有著生產區、生活區、貿易區的劃分。一代代的工匠，製作了舉世無雙的精美瓷器，卻沒有使自己的日子和生活的城市精致起來。他們隻是把城市作為一個打工支薪的作坊，而不是一個親情永駐的美好家園。在景德鎮寫作的近兩個月裏，我住酒店的房間在七樓，正對著昌江，正是初冬晴朗的日子，每天都能看到：昌江兩岸步行道從南到北的欄杆上，曬滿了五顏六色的被子，江畔沒有被水浸到的邊邊角角，還見縫插針地種上了蔬菜，仿佛讓人一下穿越到上世紀70年代某個小縣城的市景……
多年來，人們在景德鎮市政、市容上見到的種種髒亂差之相，其深層次的文化源頭或許正在於此。
再有，工匠們隻會賺死錢，不會賺活錢；隻擅出，自力，不擅做買賣。放在眼前滿坑滿穀的最早、最大宗的全球化商品，其買賣至少做了三百年，卻未見曆史文獻記載有本地出了幾個有名有姓的大瓷商，逞論瓷商集團了。做了這百年買賣的不是徽商，就是粵商。真正發了財的是廣州“十三行”，眼見瓷器利潤很高，幹脆從景德鎮買來白胎，在口岸邊請人畫點什麼就賣了出去。景德鎮人如坐禪人定，不爭奪，不紅眼，隻出大窯主，看好自家的那團窯火就行了……雖也有人從事買賣，但景德鎮的商業，始終是被瓷業這棵蔽天的藏葬老樹覆蓋下的小樹。同由手工業起步的蘇州、杭州、佛山，早已濃墨重彩地載人中國的經濟版圖；而景德鎮留給世人印象的，仍是一座手工業城市。
曆代陶瓷工匠給予這座城市的某種精神、氣質烙印，有些究竟該作如何評價，在當下似乎還說不清楚。
比如．千百年來，製瓷工藝屢屢兼收並蓄，上有元代的青花，下有康熙年間的琺琅瓷，連青花的顏料也來自國外。他們應該是天朝歲月裏最早打開眼睛看世界的人，來自西方的訂單曾有雪崩之勢：荷蘭的風車、鬱金香，鹿特丹的街景，法國、德國皇室的紋章，（（聖經））裏的人物，美利堅的三桅大船，乃至19世紀早期在廣州的外國商人的洋行和宅邸……經他們的手下筆下，由來樣變為千萬件的商品。按理說，近代以來，他們應該是最有理由遭“西化”衝擊、被“現代化’亮化的群體。但在這之後，手工業傳統是一個烏龜殼，他們穩篤篤地守在這殼裏―在光線依然幽暗、粉塵飛揚的坯房、窯廠裏，仍是一張心無旁鶩的老臉，一方抹上歲月斑駁的圍布，一大海碗濃濃的老茶，看著滿大街上的人們都在心急火燎地趕車，人人都害怕誤了這趟車，但其實誰也說不明白，這車子究竟要開去哪裏……
這份有意無意的執著，是否就是抱殘守缺？就是九斤老太？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江西全省十一個地市的GDP排位中，景德鎮不是墊底，就是倒數。其A難移的腳步，是否正“遺傳”於這份執著？
抑或有另一種淦釋：在一場舉國“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的比快大賽中，景德鎮已經是輸家；但中國正由不顧一切、唯認GDP的高熱高亢裏醒來，在對小半個國中已是滿天沉沉灰霆的深思中，倘若因全社會曾普遍地焦灼焦躁焦慮而現在比起理性、比起從容、比起“慢”來，這座城市是否是如聖雄甘地那樣―“少見的用古典精神來對抗現代主義的偉人”？（於堅語）
景德鎮，這是一個若幹年前就有朋友約我做，卻不敢貿然去做的話題。
景德鎮，這是一個幾乎黃童白雯都可以說三道四，但要撥到弦上、切入骨裏，非得破題者有智有情，還得有一副好眼力。
17.“把樁師”的倒下
在景德鎮相沿已久的手工作坊生產方式遭遇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大規模的機械化生產衝擊的情形下，景德鎮的日漸蕭索，與昔日水運繁忙、人流物流稠密的江西，被京廣鐵路給清冷冷地甩在一邊。兩者的被邊緣化，似乎都是中國社會由近代向現代化轉型中無可追逃的宿命。
杜重遠先生在其調查報告中，如是描繪民國年間景德鎮的製瓷狀況：“社會所需要瓷器不會製，而出品皆是陳舊式樣，不知改良，以致不受社會歡迎。因此，國瓷漸被洋瓷打倒，尤以東洋瓷暢銷各省，而且漸漸銷到江西，銷到國瓷出產地景德鎮，這豈非江西人的大恥辱。”
憂心如焚的不僅僅是杜先生。
1912年，由日本留學歸來的張浩，首先提出以煤代柴燒瓷器的建議。次年，鄒如圭從日本學成回國，兩人合作研發，經過多次失敗，終於在饒州陶業學堂（今都陽縣），第一次建成一座八個火門的倒焰式煤窯。燒出的瓷器完全達到要求。然而，這項重大成果在景德鎮那些傳統的窯戶老板們眼裏，不過就是昌江裏浮出水麵、很快又沉了下去的一條大魚。盡管有吸引力，但自覺還抓不住這條大魚，他們不敢擔這個風險。這項革新一直未被采納，一直到1955年之前，景德鎮燒製瓷器仍然還停滯在用鬆柴的古老方法上。
杜重遠先生本製定有一係列改善景德鎮陶瓷業的規劃措施，也都成了一現的曇花……
“大魚”不敢抓，“小魚”還是有的。20世紀30年代，著名實業家黃炎培先生也到景德鎮考察，從他事後寫出的《景德鎮調查書》裏可以看出，當時景德鎮瓷器製作工藝的變革是多方麵的，兒乎涉及了瓷器除燒造外的所有工藝環節。
已出現腳踏轆護車、手搖碎釉機、石膏模型鑄坯、霧吹器施釉等設施，可以用於機械煉泥、製坯、成型，使得器物造型更加統一、規範，同時也顯得呆板。這在一般日用粗瓷器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再有是貼花紙的使用，大約不晚於！920年代後期。貼花紙裝飾工藝便捷省工，也把瓷器的裝飾工藝簡化到極點，很快成為當時瓷器的主要裝飾手段。在民國，禦窯製度隨著清柞的傾紀而壽終正寢，仿禦器品式再無顧忌。這批工匠“人還在，心不死”，仿明清官窯產品大量出現，多見粉彩、青花，也有五彩、鬥彩、琺琅彩等其他品種，還有仿明代以前的品種。其狀況，不亞於今日之樊家井。民國時期是景德鎮仿古瓷生產的一個高潮，有以作偽為目的的仿古者，更多的是一般意義上的仿製，僅仿其模式、仿其工藝而已。
在一片愁雲慘霧的逆境中，給民國景瓷抹上一層亮色的，正是如鄭雲雲所說的“那一群青衫飄然的身影”―“珠山八友”。他們‘“創造出富於個性和人文氣息的新粉彩，為瓷繪革新踩出一條新路”o 1928年，瓷板畫作為一個新門類大為暢銷，“／又友”之一的王琦的徒弟梁兌石， 日後成為南昌最大瓷莊“麗澤軒”的老板。他們是景德鎮最早把自己的名字寫在陶瓷上、也是最早把瓷藝作為一門藝術來創作、具有文人氣質的群體。這或許導致日後以繪畫水準論高下卻輕疏於工藝、技術改進的趨勢，瓷器實用與單純欣賞脫節，甚至成為專門的藝術品。這個趨勢在晚清已見端倪，民國時期更成風尚。
民國年間，景德鎮外有洋貨與醋陵窯、德化窯、佛山石灣窯的壓力，內有水患戰亂、人心浮動。僅日寇侵華期間，景德鎮多次遭日寇飛機轟炸，坯坊窯房大麵積破壞，全鎮瓷窯能燒的隻有33座，幾近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但靠著兩樣東西，一個是仿古瓷，一個是青衫飄拂下的名人名作，總算將一塊“瓷都”的金招牌扛到了新中國成立。
前文之所以視新中國的成立為公元1004年欽定立鎮的景德鎮的第二次大運，與一個人物有關―趙淵。
趙淵，山西昔陽人。1938年參加革命。新中國成立後，曆任中共都陽縣委書記、景德鎮市委第一書記、對外貿易部機關黨委副書記、中國糧食食品進出口總公司副總經理、對外貿易部生產基地局局長、對外經濟貿易部駐大連特派員辦事處特派員，中共‘“八大”代表。
1952年10月，趙淵來景德鎮擔任市委書記，並一度兼任市長。此時，全城兩千多個家庭式手工作坊，正逐步走向互助合作的道路。在那個“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的年代裏，趙淵的認識，無疑是必須打造一個社會主義的新瓷都。在將這種認識向省委和中央彙報和溝通後，得到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李先念等人的支持，將發展景瓷列人我國第一、第二個五年國民經濟發展討一劃。曾希望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也能看到一大排長煙筒的毛澤東，1956年在南昌特地召見趙淵，視他為新中國的唐英，交代他：‘’你是管理瓷器的，就得把瓷器的事管好。”
為了重振千年窯火，不負領袖重托，趙淵可謂墨突不黔，席無暇暖，在他任職的十餘年內，創建了國內至今還是唯一一所、培養陶瓷高級人才的陶瓷學院，促成原輕工業部在景德鎮設立陶瓷工業科學研究所；更建設了一個又一個數千工人的國營大企業：建國瓷廠、人民瓷廠、藝術瓷廠、周佳塑瓷廠、為民瓷廠、宇宙瓷廠、光明瓷廠、紅星瓷廠、東風瓷廠、紅旗瓷廠、景陶瓷廠、高壓電瓷廠等，簡稱“十大瓷廠”；此外，還有配套企業―原料總廠、陶瓷機械廠、瓷用化工廠、耐火器材廠等。
趙淵還雄心勃勃，指派得力幹部在考察學習蘇聯等國的先進瓷廠後，建成了當時最先進、規模最大、被稱為“全能瓷廠”的景德鎮瓷廠。而“十大瓷廠”中，每個企業生產的方向各有不同：藝術瓷廠生產粉彩古彩藝術瓷，雕塑瓷廠生產雕塑瓷，光明瓷廠生產青花玲瓏瓷，建國瓷廠生產顏色釉瓷，人民瓷廠生產青花梧桐餐具……“十大瓷廠”如同銀鐮，雪光揮舞，害I]遍了無數國內外獎項。其產生的效益非常可觀。據曆史記載：如光明瓷廠的青花玲瓏瓷，在單件利潤基礎上僅配套與加彩，都要各加10％利潤。一個時期，紅旗瓷廠四年賺回四個廠的利潤，建國瓷廠年利潤也曾達到90%0
在國內市場上，有景德鎮“為六億人民造飯碗”之說。
去西安出差，在大寒的天氣裏來一碗羊肉泡摸，一看碗底“景德鎮東風”的標誌，便知那是“十大瓷廠”之一的東風瓷廠生產製作的，一股暖流在身體裏流淌，以至於對景德鎮人那碗口味不甚習慣的羊肉湯，也被喝得稀裏呼嚕作響，盆幹碗淨。在北京有關部委開會，服務員送茶水過來，還是先看杯底―“景德鎮人民瓷廠製”，那份喜悅，恨不能在會場裏喊出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景瓷如同上海“永久”、天津“飛鴿”、蘇杭絲綢一樣，成了優質國貨與緊俏商品的代名詞。1975年，毛澤東的專用餐具、茶具―"7501瓷”的研製，景德鎮為不二之選。許多年裏，大凡來江西公幹的，總有家人或親朋、同事，托帶上幾套景德鎮青花玲瓏的餐具、茶具，這成為當下許多六七十歲的國人腦海中溫馨的記憶……
在國際市場上，景瓷也大行其道。
除了本市的景德鎮陶瓷銷售公司、中國工藝品進出口公司在此設立分公司經營陶瓷外，許多外省市進出口企業也經營景德鎮瓷器。在那個閉關鎖國的特殊年代，景瓷成為江西省出口的主打產品，每年為國家換得了3000多萬美元以上的外彙。1963至1978年間，國家每年的外彙儲備不過在1億至1.8億美元區間。這樣重量級的創彙數，對當時走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道路上的中國，無疑是極具意義的。
不過，在全球東西方冷戰格局的背景下，景德鎮的對外開放轉移了一個向度，而且是唯一的向度：與波蘭、民主德國、阿爾巴尼亞、蘇聯、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進行陶瓷技術合作、專家互訪、技術培訓等交流活動；支援越南、朝鮮、蒙古辦瓷廠，接受這些國家多批員工來景德鎮培訓；通過接受國家下達的中德、中保技術合作任務，對景德鎮千餘年的製瓷技術進行係統的科學總結和記錄，向對方提供陶瓷技術資料及實物資料……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家有著如此頻繁的交往，而且是“支援”，不是“被支援”；是“培訓”，不是“被培訓”，在江西省是唯一的，在國內其他的城市也不多見。
那年月，景德鎮人的臉上大約都像抹了一層淺淺的“祭紅”，自信，自豪，看得高興，幹得痛快。
看得高興的還有，“動物世界”被打碎了，普遍實現了機械化，勞動條件大為改善。工匠變為“工人階級”，《憲法》上莊嚴寫著：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以畫工為例，舊時的景德鎮，畫工被視為純粹的手藝人，人稱“紅店佬”“畫坯佬”。雖不至於備受歧視，卻通常與上層社會無緣。解放以後，在“勞動人民光榮”的口號下，他們被稱做“陶瓷繪畫工作者”，社會地位大大提高。1954年，王錫良等人進人原輕工業部陶瓷工業科學研究所，專業從事陶瓷美術創作研究；1959年，王錫良等人被景德鎮市人民政府授予“陶瓷美術家”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