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也在一天天壯大成長。曾經的紅旗瓷廠副廠長羅會壽，至今談到逝去的光輝歲月時，仍是‘“白頭宮女在”，烯噓不已。他翻開厚厚的《紅旗瓷廠廠史》對記者說：“鼎盛時期，我們廠有3000多名職工，下班口哨聲響，浩浩蕩蕩的工人走出廠門，那個壯觀啊……”那時候進“十大瓷廠”都要開後門，寧可不進政府機關都要進瓷廠工作。一些年裏，“十大瓷廠”工人的工資有上百元，而一般單位的工資才四五十元。
像雞生蛋，蛋又生雞，在計劃經濟的“雞籠”裏，原有的國營瓷廠又自辦大集體、小集體，廣泛吸納社會人員就業。在舉國饑謹的“三年困難”時期，多少安徽人、浙江人、福建人，滿臉菜色，跌跌撞撞，來景德鎮找碗飯吃。景德鎮以博大的襟懷養活了多少外省人！
有些官員如夏夜匆匆劃過的流星，怎麼來的人們不知道，怎麼走的人們不知道。他們做了些什麼，除了本地媒體熱烈地為他們報道“重要講話”“重要批示”等之外，人們也漠然。對當地百姓來說，他們隻存活在他們在位的那段日子裏。而趙淵，還有當年他的助手―日後也做了市委書記的楊永峰等一批幹部，顯然不是這樣。他們以自己與千家燈火萬戶歡樂密切相連的長遠謀劃、苦幹實幹，’當然也有那個時代無可避免的遺憾與局限，遠遠走出了他們在位的那段日子，走到了今天―在一代老人們的回憶與訴說裏，在千年窯火映照下的曆史中―
他們打造了一個工業化時代的景德鎮。
盡管把樁師早已為煤窯、煤氣窯、梭子窯的溫度自動控製所代替，但這個碩壯、一身古銅色肌肉的工業化時代，還是讓我想起了把樁師。雖然說指手畫腳有些不靈了，但架子還在，還有逢迎、聽話的徒子徒孫。還不著急，還有工夫喝兒杯老茶老酒。一直到1995年之前，“十大瓷廠”的總產值已然達到4億元以上。當時，景德鎮的人口占全省的3%，上繳的稅收卻占全省的20%，仍是江西省重要的工業基地。
“把樁師”的倒下，恍若就在一夜之間―
早的，在1995年10月間。晚的，在次年剛過完春節。一種情形是，一上班通知開全車間職工大會，會上車間主任宣布：根據上麵的政策，現在工廠停產，職工保留編製。能夠承包幹點什麼的，可跟廠裏簽訂合同；沒有能力承包的，那就各回各家，自謀出路……再一種是，會都不覺得有必要開了，一上班工人發現停電停水。次日再去，班組長說一聲：全體下崗了，咱們工友、同事的緣分到此盡了……
也不能說沒有一點征兆。
發工資不是到時間就能發的，這個月拖幾天，下個月拖幾天。生產任務也是有一陣沒一陣，餓一陣飽一陣。有的甚至停產幾個月了，因為機器不轉不虧本，機器一轉就虧本。計劃經濟年代裏，景德鎮瓷業是三足鼎立―陶瓷工業公司，管生產製造與科研教學；陶瓷出口公司管外貿；陶瓷銷售公司管內銷，前者是三足中最大的。三個板塊自成係統，生產與銷售分離，不根據市場需要拚命生產，拚命生產就造成拚命積壓。僅紅旗瓷廠庫存積壓就達到800萬元，其他瓷廠的庫存也不見減少。直至2012年，一些商家還在兜售的餐具、花盆和魚缸等產品，價格從幾十元到幾百元不等，他們總不忘介紹說：“這是老瓷廠的最後一批貨了。”在一個快速消費的年代裏，老廠貨也成文物了，這句話便成為商家招攬顧客的方式之一……
像是船艙裏深藏多年的老鼠，在沉船之前感覺氣息不對，早就開溜上岸了。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隔些日子就有熟悉的麵孔從工友中消失，不是辭職去了南方，就是脫離“革命隊伍”，自己去樊家井等處開了作坊。在工廠沒散之前，人心其實已經散了。再有，“十大瓷廠”的領導班子裏，市委緊急“空降”了一批有瓷業經曆的領導幹部，在這個非常時期準備來應對非常局麵。最高的職務是市檢察長，還有市政府副秘書長、工商局副局長等。22名幹部裏最年輕的是市青聯秘書長劉子力，當年隻有29歲。他被下派到紅旗瓷廠做廠長。
與東北等老國營大廠集中的地方比起來，景德鎮的“非常局麵”就是一場馬路風波：在市政府門口近千人靜坐著，一直漫到馬路上，大家很平靜，沒有誰鬧事，隻是希望政府給個說法。最極端的，不過有工人擠進了市委書記的辦公室，但很快就撤了。再有，便是很長時期裏對廠領導班子有影無影的抱怨與指責，說得最多並流傳至今的一句話是：“一年廠長，三年打搶！”
“怎麼共產黨說不管我們，一下就不管我們了……”一種棄）L的感覺，如冬日曠野裏寒冷透骨的風一樣在人們的心頭回旋。在政府方麵幾乎沒有任何後期準備和綜合考量的情況下，絕大多數瓷廠工人並無激烈反應地接受了一夜之間改製―隻有關停，沒有並轉，被民間稱為“碎死”。原來上下班常常塞車的瓷廠熱鬧地段―珠山路、朝陽路，一下子變得門前冷落車馬稀。曾容納外省人來此找飯吃的景德鎮人，現在有多少人家居然盼著有一袋大米、一掛豬肉和裝有200元錢的信封上門過年……有數據顯示，從1995年到2007年間，景德鎮的國有和集體企業數量從316家減少到157家，大部分原產業工人外出打工；而剩下的157家，也大多名存實亡。廠子留下一小部分人組織小作坊，進行低水平小規模的生產。景德鎮陶瓷乃至整個城市的經濟都陷人半停頓的狀態。
我問劉子力：當年有沒有老黨員、老模範這類人物站出來，喊一聲要帶領工友弟兄姐妹繼續在“革命路線”上走下去呢？劉子力告訴我，沒有人敢說這句話。以紅旗瓷廠而言，3000人左右的編製裏，脫產的管理人員有360多名，中層幹部有100多名，還要養活1200個退休工人。這是一個異常沉重的體製，大概從南亞的原始叢林裏驅趕來一百頭大象，也拖不動了……
為了不讓這場“碎死”太難看，或許是想著當年趙淵、楊永峰們，為這“十大瓷廠”怎樣地彈精竭慮、牽肝係膽，光明、宇宙、新華幾個廠還堅持了三五年；市委書記還盼著景德鎮的地麵上豎立有工業化的大地標，指示：宇宙瓷廠不能倒，要找個能幹的廠長帶領大夥兒幹下去！可走到1999年，堅持到最後的宇宙瓷廠，終於上不來最後一口氣，次年還是一個“緩死”。“十大瓷廠”裏，大約除雕塑瓷廠外，都變成了留守處，負責處理後續事務，能夠找到活幹的可組織部分人員生產。其中，最大、最火燒眉毛的事務，是籌集下崗職工的生活費。生活費包括菜籃子補貼、副食品補貼所有費用，統統加在一起，每月不到200元。
這筆錢的來源，一是想方設法處理庫存積壓，變賣設備。從劉子力當廠長三個月開始，就有人告狀，稱：本來4元錢的盤子賣了1.8元，導致國有資產嚴重流失。但幸虧他賣得早，賣得晚都是8角全掃。值8萬的鍋爐5萬元賣掉，這邊賣那邊告。但不賣，這個月就發不出生活費，他手上從沒有結餘過5萬元。每個月留守處能安靜十天，這是發完生活費後的十天。一卜天之後又要愁腸百結，去盤算下個月生活費的著落。二是在庫存、可賣的設備處理完後，再出租廠房或生產線。1995年到2000年初，是最艱難最痛苦的日子，都是紅旗廠倒騰自己，再養活自己。救濟款不是沒有，江西省政府下撥的整個陶瓷係統解困資金一年1000多萬，分到紅旗廠一個月4.2萬元，真正是杯水車薪。那幾年，不僅是劉子力，大多數瓷廠的新廠長都有股犯倔的驢勁兒，不管怎樣困難，不管情勢如何緊急，咬緊牙關，死守一條―堅決不能賣地。這是老廠房未在房地產商的推土機下全部推倒，並在今日能夠轉化為多個創意產業區的重要原因。
現為景德鎮市政府瓷局副局長兼江西省陶瓷工業公司總經理的劉子力，正在全力推進、擔綱有著一軸四片六廠的宏大布局的項目，名為“陶溪川一CHINA坊”國際陶瓷文化產業園，但當年他難有如此先見之明。這如同“把樁師”的驟然倒下後，曾普遍有著棄兒感受的“十大瓷廠”的工人們，誰也沒有料到，一種曆史記憶在上班下班的廣播聲裏被遺忘多年後，在他們的腦海裏悄悄複蘇；或者說，以為在流水線邊早就被磨滅了的一種手工業者的根性，在領著他們快速地回到50年代初的作坊時代。他們缺乏所謂產業工人的“團結”，也說不出“共和國長子”遭了委屈的偉詞雄辯。各人先想到的是，一技在身走遍天下，得趕快去找件事做。
一位下崗時30多歲的女士告訴我，當年她一個人帶著個十多歲的孩子，原來1200元的工資，隻有兩三萬元的積蓄。她本人節省到每天早餐不能超過2元，一碗粥、兩個包子，正好2元。一碗3元的粉都舍不得吃。最後幹脆最便宜的方便麵整箱買，一餐一包，還不到2元。她一天的開銷有10元就足夠了。她不節省行嗎？兒子讀書成績不好，日後想上一個好點的高中得交借讀費。父母還在世，身體不太好，每次回去多少總要給點錢·····一天找不到事做，她就幾近有阿拉伯女子被迫做了“人肉炸彈”的恐怖感。好在她原來在廠裏是注漿工，還當過市“三八紅旗手”、廠“勞動模範”，很快就在一個私人作坊找到活幹。
幹著，幹著，棄兒的感覺漸漸風吹雲散，取而代之的是幾分喜悅與踏實：在私人作坊打工，雖然比廠裏辛苦，但有時一天活幹下來，收人能抵過去一星期；本來就是作坊甚至家裏可以幹的活，幹嗎要派個黨委書記，設立那麼多車間、科室，還少不了班前班後開這個會那個會？沒有了“把樁師”，天上還有日頭，昌江畔還有輕風，瓷器依然精美，而且還銀河一樣布滿了大街，日子怎就暗淡無光了？
有能耐的，一個人或拉上幾個工友，去樊家井、老鴨灘開一個作坊。沒資金的，遠去國內的幾大陶瓷產區，那邊像祖國熱烈歡迎台灣同胞一樣歡迎他們的投奔。不久，很多人即成為車間主任或生產骨幹。家裏實在離不開的，去本地別人作坊裏打工。幾年後，景德鎮誕生了第一批小富豪―本地第一批拿高工資的師傅，街上開始有了掛外地車牌的小車一”。
這個過程有點像篩糠，先出來一些米頭，再出來一些細糠，最後剩下一些顆粒過大的，如當初在廠裏坐辦公桌或一些非瓷業的輔工―電工、鉗工等。是否做被倒掉的無用之物，就看自己在生活嚴峻的壓榨下，能不能將自己再榨上一遍。一次在的士上，司機告訴我，他原來是一家大廠團委的幹事，曾在中央團校學習過。當年和他在團校一個班的人，現在有不少已經做到廳局級領導了。聽他淡淡的口氣，人生軌跡上如此大的“失策”“失誤”，於他不過像聽車裏MP3時不慎“快退”了幾支曲子……
有的人硬是過不去這把“篩子”。
紅旗廠有一個政工幹部，年齡不大，下崗時35歲。他不會上街鬧事，也不找活幹，天天夜裏睡不著覺。在家裏就是一件事，睡不著覺就打老婆；打不到老婆就拿冰箱發脾氣，最後把冰箱都敲掉了。他很少出門，出門永遠是這般行頭：穿中山裝，連風紀扣都從不解開，帽子永遠戴著，見熟人也不說話，仿佛在執行中紀委的秘密任務。劉子力去看他，發現這人已經有了一點精神病的前兆。他以此為例疏導廠裏原來科室的一些下崗人員，但仍有人在孤獨於社會變革大浪的一座高台上下不來―名中層幹部曾找劉子力幫找一份工作。劉子力花了心思，真幫他找到了。他終覺得幹那工作沒麵子，最後自殺了。計劃經濟不但是低效的，養了一批懶漢，而且某種意義上說，計劃經濟還窒息性靈。明明生命之樹挪挪就可以再發新枝，他卻“矢誌不移”，非要栽死在那舊觀念的高台上……
越來越多的人，以越來越快的速度，離那滴過血的高台而去。
2006年，憑原廠和所屬居委會的證明，原“十大瓷廠”共有3700多輔工，開起了“摩的”。一天晚上，我坐上一輛“摩的”,50元錢拉我在主要城區轉了一圈。司機告訴我，旺季淡季平均下來，一個月2000多元的收人吧，每天得在馬路上紮上十個小時。已過“大雪”節氣了，看他一身臃腫的披戴，幾近“神舟九號”宇航員。為躲過那削麵而過的凜冽疾風，我低著腦袋緊緊地摟著他的腰部，在心存幾分敬意的同時，也有幾分明白―這已有四五十歲年紀的3700多輔工開的“摩的”，再加上周邊樂平、浮梁許多棄田農民開出的無照‘“摩的”，你想景德鎮的市街有花容月貌或如雁過長天一樣的規整，不營於要人們憑著一份薪水和勤勤勉勉的一生，指望在國內的一些大城市裏能買上一套房子……
還有的雖懷技藝，但年紀大了，不能再從事瓷藝，也不得不另找一份工作。男的轉行做物流、保安的居多。過去在瓷廠裏畫瓷器、填粉彩的多是女工，做到30多歲，眼睛就糊了。如同她們的好年華一樣，她們的好眼力都留給了那個工業化的年代。現在很多人都在酒店、飯店做服務員。聽說陶瓷學院某棟學生宿舍樓裏，有一個管理衛生的老阿姨。一天，一個大三的學生在寢室裏畫青花分水。在樓道上掃地的她，見了不禁過去，看了一會兒，說：“’（頭，不是這麼畫的。”
女學生說：“走開，走開。”
旁邊的一個女生嗆她：“你能？那你幫我們畫。”
她說：“好，我幫你們畫幾筆。 丫頭，你們真是沒有學到手啊！”
她接過筆，幾筆畫下來，不工而工，清簡而致遠，有鶴翔雲天之勢。
女生們驚了：“你畫得這樣好，還掃地幹嗎？”
阿姨淺淺一笑，又去握她的掃把了。學生們後來打聽，阿姨原是“十大瓷廠”技術競賽裏名列前茅的畫工……
現在回望這段歲月，日子過得最不容易的，恐怕還不是下崗人員，而是如劉子力這樣派來穩定局麵的、沒有了工廠的廠長。“把樁師”倒了。它綿長的“父愛關懷”還不能一刀割斷，它的餘溫殘熱還得有人體現。
劉子力便扮演這樣的角色，十五年裏廠子基本穩住，沒有發生惡性事件，十五年裏他能夠睡個安穩覺的日子卻屈指可數。
白天要削尖腦袋如何變出錢來發放生活費、應付債主，籌劃讓盡可能多一點的工人再就業；還要保證困難戶每個月得吃上一回肉，沒有一個下崗人員上訪市委市政府。晚上家裏幾乎夜夜有人敲門：有職工病了、死了要找他；廁所堵了、房子壞了要找他。有個柴窯的窯房燒了，窯房800來平方米住了16戶，住戶天天派代表輪番找他要房子，這一吵吵了一年半。1997年老婆懷孕八個月的時候，為求安靜，他住在紅光瓷廠宿舍丈母娘家。大熱天，大半夜，兩個小夥子喝醉酒來討債，說廠裏原來某車間主任在他們開的小館子吃飯，欠條打了已有6000元，躲著不見麵，這錢現在要劉子力負責。丈母娘家裏有張八仙桌，他們一個穿短褲頭往桌上一坐，一個跑廚房裏拿菜刀往桌上一砍。一個朋友打來電話：“你得趕快打110呀！”劉子力想，要是報了110，在自己家裏把自己廠裏的下崗職工抓起來，他有何顏麵再麵對廠裏的職工……
據說，當時“十大瓷廠”的廠長大都是這麼個狀態。
劉子力不是扮演角色，他就是本色出演。
他給我回憶：紅旗廠裏一位老工人，老人有一個兒子、一個孫子、一個孫女。“我是看著她的孫子、孫女長大的。媳婦早跑了。兒子是個文瘋子，不鬧事，天氣好時還能出去走走，冬天永遠不出門，裹件厚棉襖呆呆地坐在家裏。老太太獨自把孫子、孫女扯養大，忙完了廠裏忙家裏，在我印象中她從來就沒病過。她比我大很多，我30多歲時她70多歲。我當廠長後一直關注這個特殊家庭，每回廠裏發救濟款，年節時分一點肉，我都給她送上門。我沒那麼多無油鹽的話好說，什麼‘我代表政府來看你’，什麼‘黨不會忘記你們’……我進門喊她一聲姨娘，然後就拉幾句家常。2008年，我快要離開紅旗瓷廠，走前去看她。她孫女在學裁縫了，我看得好高興。她孫女沒上過學，有了一門手藝就好自立了。此前孫子已經在學手藝。沒過幾年，孫子孫女全都能幹活後，老人家就走了。人活著得有個精神支柱。如果還有個孫子得養，老人肯定不會死，還會繼續活下去。據說她兒子走得比她還早……”
劉子力的本色出演裏，給我們解釋了四個關鍵同：什麼是“同舟共濟”，什麼是“相濡以沫”，什麼是“百姓善良”，什麼是“生存意誌”。這四個關鍵詞，正是那些年裏80年代的改革氣息已經變味，標示著貧富懸殊的基尼指數開始如服了鴉片的狗一樣興奮地彈跳，而社會與經濟劇烈轉型的大船，卻勉為其難地通過“三門峽”，終於有驚無險、江山未破的基本原因。然而在今天，僅僅靠著這四個關鍵詞還有用嗎？
從2001年正式改製，到2009年最後一批結束，大約三分之一下崗，三分之一退休，共約瓷業職工6.9萬人，每人6000元買斷，再加十年養老保險和五年醫療保險。還有三分之一留在原企業維持。不滿意是肯定的，誰能說十年就是大限，五年後如服下仙丹再沒有病痛？更可說的是，在當下中國，似乎除了無法買斷壽命，其他的無不可以買斷。但為什麼在對人價值的判斷上竟如此雲泥之別：一個老工人的一輩子不過6000元，而一個國企老總一年的收人高達幾百萬上千萬？
不但“劉子力”們，工人們肯定也作了某種程度的“犧牲”。
但社會對於此種“犧牲”能理解、同情的不多，視為麻煩、甚至是包袱的不少。按說，這6.9萬人，與江西省陶瓷工業公司已經沒有關係，成為了社會人。但至今他們―其中包括5000多黨員，2658畝土地，10多個居委會，至今沒有安頓好。現在的情況依然是，有人上訪了，有關信訪部門第一個電話還是打給陶瓷公司。
事情像是顛倒了個。珠山廣場，昌江兩岸，隻要不下雨的日子，從早到晚，都有老瓷業工們聚集，拉琴、唱歌，跳舞、下棋……自娛自樂，渾然一片。猶如一群無啥可愁的老孩子，他們隻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裏，而劉子力卻成了這個大家庭的家長。
沒人再說“一年廠長，三年打搶”的話了。十八年來，“十大瓷廠”的廠長們也沒有一個發生經濟問題。若要說“打搶”，那便是他們都“打劫”了自己最好最成熟的一段年華，獻給了這個城市不平靜的一個年代。
王霧聽，是位住在北京宋莊的畫家。他對老的工業廠房一直有強烈興趣，在沈陽鐵西區畫了一批這個題材的油畫。有人對他說，畫沈陽不如畫景德鎮，沈陽不具有國際符號。2006年，他第一次到景德鎮。短短四天時間裏，他去了宇宙瓷廠、為民瓷廠、建國瓷廠，像是走進了一個滿布迷宮的巨人的體內。
原來這裏的一切都是火熱的、鏗鏘的、動感的，而現在都成了冰冷的、無聲的、靜止的。一個車間的大門口還見．‘工業學大慶全國人民學解放軍”的口號。一個車間內的一堵殘牆裏嵌置的黑板上，一條標語寫得龍飛鳳舞：“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八周年！”這個巨人倒下得如此匆忙：爐子摸上去似乎還有餘溫，瓷胎還晾在場裏，流水線兩旁是堆放整齊的匣缽和半成品。工人們仿佛隻是去食堂裏吃午飯了，隻要上班的鈴聲一響，機器還會隨時轟鳴一樣。上班的鈴聲卻從此再沒響起……
王霧聽的父親，就是一個新中國前半段歲月的老工人，王弄聽打小在這樣的廠區氛圍裏長大，深深懂得一個工廠對一個工人以及他的家庭、一個大工業時代對於一個百年來不懈地做著強國夢的民族來說意味著什麼。回到宋莊後，創作的衝動常常讓他難以人眠。2007年6月，王霧聽在景德鎮新都民營陶瓷園的一間畫室裏駐紮了下來。重新訪問了一遍“十大瓷廠”後，嘩嘩的一聲響，他毅然落下畫室的卷閘門，開始閉關創作。一年多時間裏，王霧聽根據所拍的6000多張老廠廢墟照片，創作了以《逝去的輝煌》為總題的景德鎮係列近40幅作品。
畫作診釋著曆史：衰敗的瓷廠舊址，工人們在這裏工作，也曾經是他們生活的中心。在這裏他們曾經憑借自己精湛的製瓷技藝而擁有安穩的生活，如今卻因為工廠的突然倒閉一切都不複存在，隻留下廢棄的“現場”。站在作品前，一股直逼人內心最柔軟處的悲槍撲麵而來，喚起世人對已逝去的高貴與優雅的深切憑吊。
畫麵上，淡淡的迷茫與凝重得幾近澆鑄的色彩不成比例。宏大的布局與細節的嚴謹之中，不時有傾瀉的白色光線出現，哪怕是在廢墟地麵上已長出小草的破敗的縫隙間，似乎在對抗著某種難以言說的宿命。還有幾幅畫裏，一道巨大的光柱穿透觀畫者的視覺。令人不解的是，這道光，看起來像是從畫作的背後直射出來，又好像是畫布表麵的色彩反射。也許正是這道神奇的光柱，為這個“現場”帶來了荒蕪卻是堅不可摧之美……
2009年，王弄聽的台灣經紀人，將《逝去的輝煌》這批作品拿到了奧地利展出，引起了歐洲文化界、美術界的關注。2012年，因為評論家的推薦，他人選德國社會民主黨“2011藝術與人民”的計劃，其設計初衷是思索與探求如何將當於七藝術融人現代社會，如何讓民眾（非藝術家或藝術收藏家）積極參與到藝術創作過程中。其運作模式是：民眾推出問題一確定委托人一尋找到合適的藝術家＊確定創作主題＊實施創作。這項計劃已經實施近30年，有20多個國家的藝術家被“鎖定”，參與到這一計劃中來。2011年，王霧聽被確認為2012年度的藝術家，他是第一位參與這項計劃的中國籍藝術家。
工弄聽問多年來活躍於《中華工商時報》《經濟觀察報》，近年來又蟄伏在景德鎮的獨立資深記者、陶瓷文化批評家黃茂軍：拿什麼作品獻給這個計劃？
黃茂軍回答：你繼續做景德鎮，畫工匠，畫那些平民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