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議員”
1983年5月31日，《華盛頓郵報》發表了這樣一條關於紅色中國的報道：
“新華社今天報道說，兩名個體勞動者被指定為私營企業的第一批代表，出席下周舉行的中國議會會議。另外幾位‘新資本家’已被選為省和縣的立法機構、全國婦女機構以及共青團代表大會的代表。
“人們認為，選舉個體攝影師白士明和個體酒店的經營者魏俊紅為人大代表，對個體工商業人員是一個重要的支持，使他們有了政治地位。
“人們認為，讓年輕‘資本家’參與國家政治大事以及讓他們的同事參加地方立法機構的會議一事，標誌著中國政權決心建立以消費為方向的混合經濟。”
這裏，我們暫不對《華盛頓郵報》駐京記者韋斯科夫這條發自北京的新聞做出評論，也不想去描繪華盛頓的市民和白宮的官員們怎樣對這條消息發出感歎。
讓我們的鏡頭從遙遠的大洋彼岸轉向大洋的此岸，在廣闊的神州大地上找尋這位引起世界輿論注意的中國“新議員”―個體攝影師白士明吧。
一
人們常用“人傑地靈”這個詞來形容某個出名人產名物的地方。可是白士明所在的這個北方城市哈爾濱，至今未出過舉世矚目的大人物。他居住的道外區，則更是名不見經傳，那裏人口稠密，建築陳舊，滿眼盡是沉悶的灰色。他家所在的那條街連個耐人尋味的名字也沒有―南十六道街。不過，這是一條相當繁華的商業街，不知從哪個年月開始，就總是這樣熱鬧，其程度並不亞於北京的大柵欄。你看，街兩邊的店鋪一家連著一家。你聽，叫賣聲、說笑聲，夾雜著收錄兩用機裏傳出的輕音樂聲，混合成半土不洋的交響樂。
就在前麵說到的那條消息發表的前後，這條街上有一家失去了往日的平靜。這家門牌193號，門上掛著一塊匾，綠地白字―“秀榮照像館”，業主就是我的這個故事的主人公―28歲的個體勞動者白士明。他感到奇怪，這幾天來店照像的人咋這麼多！這時又進來個姑娘，水汪汪的大眼睛望著他。嚇，小夥子真帥，眉毛這麼濃，眼睛這麼大，個頭也夠標準的。真象個體驗生活的演員。
“你就是白士明？”
“是我。”
“你當了全國人大代表了？’
“你怎麼知道？”
“報上登了。”
白士明被姑娘看得不好意思了。“同誌快照吧，後麵還有人等著呢！”
姑娘還沒走，賣冰棍的張大娘又來了，她還沒進門就喊：“大嫂哇，你們家老四這回可出息了，要進北京了，能看到金蠻殿嗎？”
不一會兒，回家午休的王老師也跑來了，一手拿著眼鏡，一手擎著一張《參考消息》，“士明你看，美國報紙都登你的事了，真是非同小可，非同小可！”
難道這是真的嗎？我當了全國人大代表，要上北京開會？從選舉到現在， 白士明總以為自己是在做夢！是啊，28年，他有過多少美好的希望，可都一個個地變成了泡影。這一次是真的嗎？
媽媽在流淚，她喃喃而語：“要是你爸爸活著，能看到這一天，他該多高興！"
二
“爸爸再見，媽媽再見！”
白士明穿著嶄新的白府綢上衣，戴上紅領巾，抓起一個熱烘烘的燒餅，連蹦帶跳地向學校跑去。他跑著，唱著，笑著。他怎能不高興，要去歡迎外賓，不是誰都能去的，挑的都是“三好”學生。
操場上同學們排好了隊伍，手裏拿著紙花，在有節奏地揮舞。白士明向同學們跑去，象隻歡快的鳥兒。突然，老師擋住了他，臉色很沉重。
“今天歡迎外賓，你不要去了。”
“為什麼？”
“你爸爸是照像的，小業主，政審……”
“啊!"
他手中的燒餅掉在地上。他跑了，頭也不回地跑了，淚水滴落在胸前的紅領巾上……
“爸爸，你為什麼非自己照像呀？!”他哭著撲上去，抱住了爸爸的腰。爸爸撫摸著他的頭，渾濁的淚水順著他臉上的條條皺紋流下來，他嘴唇顫抖，“孩子，你還小，不懂……”
是呀，士明太小了，他不知道爸爸13歲就失去了父母―他們是荒年餓死的。為了活命，爸爸跟著大人從河北來闖關東。沒想到，這裏更是饑寒交迫，十冬臘月穿不上棉鞋，幾乎凍掉腳趾。先跟人家學織布，起早貪黑，還混不上一個飽肚子。他又去焊洋鐵壺，滿街喊啞了嗓子也換不上兩斤苞米麵錢。他又去當喇叭匠．吹出的都是哭腔啊……
解放了，明朗的陽光也照進白家低矮的小屋。政府搞生產自救，扶植個體經濟。工作隊的千部挨家動員。“老白呀，這麼一大家子，也不能總幹臨時工，你還有什麼手藝？”爸爸白文增說：“我跟老毛子學過照快像。”“那好嘛，開個照像館吧！”工作隊的幹部說。“那行嗎？”白文增還有些不托底。“怎麼不行？自己勞動養活自己，政府正號召這樣做呢！”爸爸從破爛市買回了個舊像匣子，把屋子一間壁，就照起像來，掃盲班的先生給起了個好名“秀榮照像館”。開張不幾天，區上的幹部給白文增送來一個工會會員證。他高興地逢人便說：“你看，我也成了工人階級了！"
轉眼到了1956年，黨號召公私合營，白文增把像匣子一扛，高高興興地進入社會主義。這條街上的十幾家小照像館在鞭炮聲中結合成了新中華照像館。當了國營職工，白文增著實高興了幾天。可“大鍋飯”並不好吃，一個照像館養不了這麼多的人，後來人家又動員股金少的戶退出來，白文增接著辦他的“秀榮照像館”。
可是隨著中國政治運動的風起雲湧，白文增的日子也越來越不好過了。不是沒人照像，而是人家不讓你好好照。三天兩頭的開會，又是批判，又是改造。他一天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惹出點什麼事來。他對顧客笑臉相迎，對幹部點頭稱是，開會蹲牆角，走路看人家的腳後跟。
最難受的是，回家還要看孩子的臉色。是呀，孩子們都要求進步，可就因為他，這個不光彩的“小業主”，孩子們入隊、入團都那麼難！唉，我真對不起孩子呀，我是哪輩子造孽了，非幹這一行！他時常對老伴叨咕。小戶人家的孩子沒見過大世麵，老四為了去歡迎外賓，現買的白上衣，高興得好幾天沒吃好飯，可今天……唉，都怨我呀，都怨我呀! 50多歲的漢子，摟著孩子哭了起來。
哭聲並沒有改變白家的命運，幾年之後，他們和全國人民一道遭到了更大的厄運。“文化大革命”的暴風雨襲來，這個小照像館風雨飄搖。街道的造反派把大字報貼到門口，白文增被揪去辦學習班，子女成了名副其實的“黑五類”。人家的孩子穿著黃軍裝，戴著紅袖標，在街上耀武揚威。他們家的孩子躲在家裏不敢吱聲，就象害了傷寒病。
白文增顫微微地把“秀榮照像館”的牌子摘了下來，狠狠地往地下一摔，“不幹了，餓死我也不幹了！”第二天，他病了，著急上火得了中風，一躺就是8年。臨終前，他斷斷續續地對老伴說：“快!快把像匣子給我砸了，以後可千萬不能讓孩子們幹！”
命運呀，你是不是在有意捉弄人？幾年以後， 白文增的愛子白士明又支起這個像匣子。
三
白士明拿著中學畢業證，低著頭走進家門，媽媽在唉聲歎氣，待業多年的姐姐擦著眼角的淚。
生計何在？白士明環視這個破敗的家，一眼看到了立在牆角的像匣子，好象望見了頂著一塊黑布的骷髏，心裏一陣發悸，“不，我決不能……”
能靠媽媽養活自己嗎？不，她太苦了。為了養活一家人，老人白天賣冰棍，晚上為人家做針錢活，有時還去拉人力車。有一次往幾十裏外的孫家站拉木材，把腳趾甲砸掉，在炕上躺了半個月。
白士明用細嫩的肩膀拉起粗重的麻繩，給一家商店送貨，汗水滴落在馬路上。晚上，點起燈，他又拿起纖細的針，和姐姐一起給一家服裝廠鎖扣眼，手不知紮破了多少回。白士明還在許多單位幹過臨時工，他幹活踏實，又有組織能力，人家都想留下他，可他不是本單位的職工子女，沒法接班。有人給他出主意：“現在時興送禮，你別太死心眼了！”他不願意幹這種沒骨氣的事，再說用什麼送？家裏淨吃一毛錢一堆的爛菜！
可他還是攢了一筆錢，是媽媽給他每天吃午飯的錢，整整用了兩年的時間攢了84元。不過，他沒去送禮，而是買了一把二胡，是上海出的敦煌牌。這是一個老師出的主意：“士明你不能這樣傻幹了，還是學點什麼樂器，將來考個文藝團體，也是個出路！”哈爾濱這個城市出音樂人才。當時的文藝名流被趕下舞台，每人門下都有幾個徒弟，為國家培養人才，也是可以聊以自慰的。白士明也拜了一位老師，登門求教，回家苦練，通宵達旦，手都磨出了老繭，功夫不負有心人。在眾多的考生中他出類拔萃，可因政審不合格，被刷下來了。真是命運多鮮呀！白士明眼淚往肚子裏咽，他還是拚命地拉呀，如癡如狂地拉呀，拉阿炳的《二泉映月》，拉《江河水》，拉《病中吟》，淒婉的琴聲在街上回蕩，動人心懷，催人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