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幾時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蘇軾：《水調歌頭。中秋》
一
我坐在辦公桌前，拿起一張還散發著油墨芳香的《哈爾濱日報》，以報人特有的目光，從一版看到四版，又從四版翻回一版。
這時，一個女人輕輕推開我辦公室的門，懷裏抱著一個女孩。她衣著的樣式和顏色都很陳舊，未經任何修飾的臉有些微黃，兩隻很大的眼睛深陷在帶有黑色暈圈的眼窩裏。
“您是報社的總編嗎？”她帶著歉意的微笑，十分優雅地向我躬了躬身。她的聲音明朗，清晰，親切，很有些魅力。
我請她坐在沙發上，為她倒了一杯茶。她把孩子放在兩膝之間，輕輕地拂摸她那淡褐色的柔發。那女孩用很象媽媽一樣的大眼睛，好奇地看著我桌子上的電話，窗台上的花。
“同誌，您有什麼事兒嗎？”我坐在她對麵沙發上，客氣地問。
“我想登一個廣告……”
“好，請您先喝茶，然後我送您到一樓的廣告部。”
“廣告部我去過了，是想請您說一聲，能早一點發出來。”她用近乎懇求的目光望著我。
“您是哪個單位的？”
“不，我是個人辦學。”
“您沒有工作單位嗎？”
“過去有，可現在―被開除了。”
她遲遲疑疑，吞吞吐吐，可終於說出了口。
一個被開除了公職的女人！我心裏不禁一悸，從她對麵的沙發上站起來，回到我的辦公桌前。如果說，剛才對這個女人還有點什麼好印象的話，現在這美好的圖畫一下子被撕破了。
她看出我表情的變化，“我沒犯什麼錯誤，隻是因為計劃生育·一我多生了一個孩子！”說著，她的眼窩裏湧出了淚水，“原來有兩個孩子，後來我又生了這個女孩。”
國家提倡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可你竟生了三個，真是愚昧！我甚至有些氣憤了，可還是忍住沒說出口。
“我三十五歲才結婚，愛人是離婚的，前房留下兩個孩子，按著政策規定，我隻能和他結婚，而不能生育，可我真傻，非又生了一個……”她好象在向我解釋，又象在自言自語，目光呆滯，淚水順著她的臉頰流下來，滴落在女孩的頭上。孩子抬臉兒驚奇地望著媽媽。
“不過，省委有補充文件，象你這樣的大齡女青年是可以再生育一個的。”我想起來了，我們報紙還就此問題發表過答讀者問呢。
“晚了，在我生下孩子兩個月後，文件才下來，晚了！”她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後來，我就自己辦學了，不完全是為了生計，我還有點事業心。”說到這兒，她興奮起來，盡管她臉上還掛著淚珠。“你不知道，我開除前是工廠幼兒園的副園長，我們園還是先進單位呢！你沒注意嘛，我們小朋友演的節目經常上電視呢！我早就想搞幼兒英語教育，可在廠子搞不起來。現在我自己辦的學校專門有幼兒英語班，最小的三歲，大的五六歲，他們會查英漢詞典，會唱英語歌，有的還能用英語接待外賓呢！”
說著，她笑起來，似乎年輕了許多，露出幾分少女般的純真和開朗。“哎呀，看我白話起來沒完，耽誤您的工作了！我們該走了。”她抓起孩子胖胖的小手向我擺了兩下。
我把她們母女倆送到樓梯口，她轉身向我鞠了一躬，“請多多關照！”她笑了，我也笑了，她抱著孩子急匆匆地下樓了。
對了，她剛才告訴我，她叫侯明月，37歲，現在的身份：哈爾濱市私立培德文化技術學校的辦學人。她曾就讀於本市最著名的重點中學，“文革”中，到一個大工廠托兒所當保育員。現在她已獲得了哈爾濱業餘文學院和哈爾濱師範大學中文係函授本科班的畢業文憑。她的愛人是清華大學的畢業生，在一個研究所裏當工程師。
二
兩天後，在本報四版的廣告欄裏登出一則火柴盒大小的招生廣告，上麵寫著私立培德文化技術學校近期招收日本原型服裝剪裁班、普通裁剪班和兒童英語班學員，報名地點是道裏區西頭道街三十二號。
也許是因為新聞記者職業的習慣吧，我忙中偷閑竟去登門拜訪了侯明月。按著廣告上的地址，我找到了這座破舊的小樓。昏暗中，我摸索著晃晃悠悠的樓梯，伴著吱吱呀呀的聲響，爬上了二樓，找到了培德學校的報名處。這裏是侯明月母親的家，一間10平方米的小屋被人擠得滿滿登登的。這裏有衣著華麗的姑娘，也有領著孩子的母親，還有上了年紀的老人，大概是給孫子、孫女報名的吧。侯明月被圍在一張木桌前，時而回答人們的問題，時而為報名的人填寫登記表。牆上花花綠綠的壁報吸引了我，這是侯明月學生的作業展覽，有的寫的字母，有的寫的單詞，還有的抄寫的句子和課文，字跡都很工整，使你很難相信這是學齡前兒童的手筆。
“哎呀，讓你見笑了！”侯明月終於發現了我，馬上走過來和我握手。今天，她容光煥發，下身穿薑黃色的薄呢喇叭裙，上身著乳白色的絨線蝙蝠衫，頭發是經過梳卷的，大大的眼睛也更有精神了。
“你也是來給孩子報名的嗎？”
“不，我來看看，如果你有時間的話，想和你談談。”
“那太好了，歡迎采訪，我可是願意出名的，你要登了報，我就不用花廣告費了。不過今天沒時間！ ”她攤開雙手，做出無可奈何的樣子。
“那麼，哪天你有空請到我家來玩。”
她一直把我送到樓下，還是那樣深深地鞠躬。
可惜，侯明月來我家的那天晚上，我去會見一位回家鄉探親的華僑。我趕回家，侯明月剛走，妻子說，她與侯明月談得很知心。是呀，女人和女人嘛，畢竟思想感情更容易接近些。
妻子讓我聽聽剛剛錄下的磁帶―
唉，我這個人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從胎裏帶來受苦的命。我媽媽家裏窮，一分地也沒有，17歲嫁給一家，男人是癆病鬼，第二年就死了。她又被婆婆賣給一家做小老婆。媽媽到了這家沒生育，又被轉賣到另一家當小老婆。這家的男人，就是我爸爸，一家小服裝廠的業主，他對我媽一點也不好，從我記事時起，我天天看他們吵架，他打我媽可狠了。我媽跳過江沒死了，我親眼看她把頭使勁往牆上撞。我10歲的時候，他們終於離婚了。媽媽領著我們兄弟姐妹4個孩子頂門單過。
我從小情神上就壓上一個沉重的擔子，因為是小老婆生的，總覺得抬不起頭來。我們住的那個大院，50多戶人家，幾百個孩子，誰也瞧不起我，我小時候長得又黑又瘦，象個醜小鴨，一見人就想躲起來。後來我大了，懂事了，我有什麼錯，我不能象媽媽那樣一輩子窩窩囊囊！我要好好念書。沒上學之前，我就識字了。我的第一本教科書，是一本連環畫，記得叫《金色的房子》，是蘇聯兒童故事。
一上學，我學習就拔尖，什麼功課都好，特別是語文。我參加過全市的朗誦比賽，是念自己寫的作文，我得了獎。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有一次我一篇作文寫了15頁，王文煥老師對全班同學說：“高，真是高，一個小學生就能寫15頁，就是胡說八道也是高！”數學我也冒過尖，一次解一道應用題，我的作法特別，全校就我一個，同學們說我“神”了，有兩個大腦。其實我不一定比別人聰明，不過我很要強，不甘落後，要爭一口氣。人要是自強，能幹成許多事。
小學畢業，我考上全市最好的重點中學第三中學，我們全班考上兩個人。到了重點學校，我更不敢鬆勁，學習還是尖子，我特別喜歡作文和朗誦，我的語文老師高成慶（現在是特級教師）特別賞識我，他經常在全班朗讀我的作文。我永遠感謝高老師，因為是他讓我認識了自己的價值，這對我一生都有意義。
我當時是學校物理小組的成員，老師給我講過女物理學家吳健雄的故事，我非常崇拜她，立誌要當吳健雄第二，發誓一輩子不結婚，要得諾貝爾獎。正當我作著浪漫、幼稚的美夢時，“文革”開始了。我沒事幹，一個十七八的姑娘整天在家裏呆著太難受。當時有地位的，能走後門，工作是第一等。沒有地位，有錢能送禮，分配工作是第二等。象我們這樣既沒地位，又沒錢的，自然是第三等了。我沒有走後門的本事，但我能幹，天天幫著安置辦抄抄寫寫，跑前跑後，千方百計討人家喜歡。一直到1971年4月，我才有了一份工作，被分配到離家很遠的大軍工廠。
誰知道，一到工廠報到，我傻眼了，讓我去工廠托兒所！我作夢也沒想到這輩子幹這個活。我是流著淚被托兒所所長領走的。那時的托兒所根本不象樣子，阿姨都沒文化，整天在一起閑扯，滿嘴髒話。她們的教育方法很簡單，就是管孩子，把孩子管得服服貼貼的，不敢說，不敢動，她們的麻煩就少了。這樣壓製了孩子的天性。我天天領著孩子們玩，教他們唱歌，教他們跳舞，自尋快樂，以求精神上的解脫。過了不久，我就挨整了。我從省圖書館借了一本《資治通鑒》，休息時沒事翻著看。書是老版本的，紙是黃的。“為什麼不看紅色的書，非看黃色的書，這不是資產階級思想嗎？挺大個姑娘怎麼不走正道呢！"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他們很認真地批判我。我成了托兒所“臭知識分子”的典型，差一點沒被開除團籍。後來經過反複檢查才轉為正式工人。
在工廠我也有知音―各大學分配來勞動鍛煉的大學生，他們有學問，和他們在一起談天說地，好幸福啊！我和他們成立了業餘文學小組，其實當時也不想寫什麼，無非是想利用這種形式，過一過文學沙龍的高雅生活。一湊到一起我常給他們講巴爾紮克的小說，什麼《歐也妮·葛朗台》了，什麼《高老頭》了，什麼《貝姨》了，他們聽得滿有味道，說我講得活靈活現，管我叫“侯爾紮克”，真有意思！有一年“學習雷鋒”紀念日，我們幾個人編了長詩，讓我到廣播站廣播，宣傳科發現我是個材料，要調我當廣播員，一找我們頭兒，他不同意，說我“偷吃孩子們的蘋果餅幹！”我一聽，炸了，找他澄清事實，他說：“我不這麼說，他們非要調。你好好幹吧，將來我提拔你！”真搞得我哭笑不得！
“四人幫”一垮合，我吃香了，從托兒所調到幼兒園抓教學。這下子，我的積極性來了，起早貪黑地幹，又是編教材，又是給老師們上課，又領小朋友們排節目。有的節目還上了電視！主管副廠長一高興，給了我一個官，口頭宣布我為幼兒園副園長，主管教學工作。我這個人就想有職有權，要不什麼事也幹不成。給我權就用，我搞的第一項改革是保教分開，保育員和老師各司其職，各負其責。
十年惡夢，把什麼都耽誤了。一晃都快30歲了，考大學的年齡過了，再搞什麼也沒戲了，我當時下決心在兒童教育方麵搞出點名堂。一有空我就往各大學、各大廠的幼兒園跑，向他們請教。哈爾濱的各大圖書館，凡是有關幼兒教育的書，我幾乎都看了。在哈爾濱船舶學院的圖書館我找到一本書，是瑞士人皮亞傑寫的《幼兒的語言與思維》，內容就是對幾個孩子的觀察日記，通過他們的語言，說明他們心理的發展過程。我第一次發現，兒童心理研究的天地是這麼廣闊，簡直就是大海，我願意在這片海洋裏暢遊一輩子！你知道，國外是多麼重視幼兒教育呀！過去有一種觀點，人的一生關鍵是小學教育，後來有人說關鍵是6歲以前的教育，現在最流行的觀點是3歲以前的教育最關鍵。因為人兩歲時的腦重和成人的腦重已經差不多了。 日本的一個企業家有個觀點，人在1歲以前布的是硬件，以後布的是軟件。如果硬件不行，軟件再好也無濟於事了。這個觀點是有道理的，
當時，我有個怪念頭，中國的老一代，被“四人幫”整倒了，青年一代，被“四人幫”耽誤了，少年一代都被“四人幫”毒害了，我要重新塑造一代新人，他們才是中國的未來和希望。你看，我是不是太狂了？
1981年，我參加了省國防工辦召開的一個會，好象是研究如何搞好工廠後勤工作。我在會上做了個即席發言，大講了一通應該重視幼兒教育工作，援引了一些國外的新觀點，沒想到在會上引起了轟動。下午討論，我的發言成了他們的議題。第二天，他們到我們幼兒園參觀，當即決定，第二年在我們這裏召開全國八機部係統幼兒園工作現場會。為準備這個會，我大賣其力。在現場會召開之前，廠裏下來一份紙單，正式任命我為幼兒園副園長。現場會開得很成功，我們幼兒園和我都出了名。那兩年我確實搞出了點名堂。幹得挺順的，可是過不久就開始倒黴了，就怨我，非要找張加強這個對象！
侯明月的錄音聽完了。妻子說，侯明月說到傷心處，幾次掉了淚。關於和張加強搞對象的事，她實在不願意說，她說那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如果實在要談，可找市婦聯的魯佳臨，她是穿針引線的“紅娘”。
三
在這個城市，我還算個消息靈通人士吧，我知道，魯佳臨在本市婦女界知名度很高。她為人仗義，好結交朋友，專愛為婦女的事抱不平。有一回，為了一個女同誌工作問題，她深夜去敲副省長的門。此人還是婦女新生活的倡導者。她是市婦聯的宣傳部長，在本市最早搞時裝表演，把市委書記請來開眼界；也是她最早在本市辦起女子健美班，報名者絡繹不絕，不僅有妙齡少女，還有半老徐娘。我找到了她。
“哎呀！怎麼記者頭親自來訪！”她嘻嘻哈哈地把我迎進她家的客廳兼臥室。她一米七多的個子，穿著一身淡雅寬鬆的連衣裙，寬邊眼鏡後是一雙熱情和善的大眼睛，說話朗聲朗氣，一談起來就滔滔不絕，這樣的采訪對象，是受記者青睞的。我還沒說完來意，她就開講了―
你要寫一寫侯明月，這太應該了！你別總盯著什麼大人物，什麼名人了，多寫寫小人物，多寫寫我們女同誌。別以為女人都是弱者，侯明月可是強者，她有才華，有能力，幹什麼事都拔尖，失敗了從不向命運低頭，太難得了。
對，她的對象是我介紹的。其實我們早就認識，初中時我們是同學。她聰明，學習好，長得漂亮，又是班上的文娛委員，經常拋頭露麵的，學校許多同學都認識她。“文革”後我們沒見過麵。記得八一年，我到動力區參加一個會，會場上見到她，當時她正在工廠當幼兒園副園長。真是“爹親娘親不如同學親”，我們倆在下麵開起了小會，嘀嘀咕咕，說起沒完。她說，現在在幼兒教育方麵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從小教唐詩，教外語，培養小神童；一種是著重培養小孩的感情、意誌，提高他們觀察問題的能力，啟迪他們的智慧，讓他們自己去認識世界。她說她讚成第二種觀點。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在這一點上，我們倆想到一起了。我們倆嘮得正歡，突然會議主持人說：“下麵請侯明月同誌發言。”她大大方方地走到前麵，連個講稿也沒有，可講得那麼生動、自然。她講她們幼兒園怎樣根據兒童心理特點通過直觀教學、形象教學、電化教育啟發幼兒的智力，她邊講邊做著動作，簡直成了一台戲，可你一點也不感到做作。真叫她講絕了。搞婦聯工作，什麼有本事的女人我沒見過，可我一下子讓侯明月震服了。她有本事，有魅力。我要是男人，準會愛上她。從此，侯明月成了我們家的座上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