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解凍 第二章 綏芬河：繁忙的口岸
告別黑河，我又來到綏芬河。
到了綏芬河，我卻找不到綏芬河。
這是一座清幽秀雅的小城，像一顆明珠鑲嵌在長白山脈太平嶺群山起伏之中。全城所有建築有層次地排列在山坡上。雖然是個邊塞小鎮，可建築物卻相當講究，多為兩三層磚木結構的小樓，都刷上淺灰或淡黃的顏色，間或還有尖頂或房頂有飾物的別致建築， 十分引人注目。小城街道直且寬，建築新穎而不擁擠，一切都好像按圖紙建設的，不像中國其他許多地方由村落發展起來的、缺乏全盤規劃的城鎮，擁擠而雜亂。早上六點我從牡丹江市乘上火車沿濱綏線東進，中午十二點到達終點綏芬河。隨著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站台，整個小城就像掛在我麵前的‘幅油畫。早春時節，山還沒有綠，可小城還是別有一番風情。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高聳的蘇聯紅軍解放記念碑，碑前有幾棵鬆樹。穿過站前小廣場，順著石階登上小山坡，看見一座米黃色的東正教堂，鍾還在，隻是教堂屋頂已沒有十字架了。教堂後麵是一棟棟淡雅別致的俄式小樓，樓前樓後有樹木環繞。一路上我在想，為何明明一座山城卻以河命名？
我請市委宣傳部的同誌找來史誌材料查閱，有關的記載不多。一九三四年一月日本人嘉村龍太郎在《綏芬河事情·綏芬河曆史》上寫道：“綏芬河乃是鋪設鐵路同時形成的所謂新開地街，到鐵路開工的一八〇〇年代末，這裏連一個中國居民都沒有。現在係赤俄人住在南邊的山上曾經是很深的森林地帶。”而同年出版的《滿州地方誌·綏芬河市政概觀》) 有不同的說法：“綏芬河為中國人自古的稱呼，在中東鐵路未通車，距今四十年前，就見到采人參、割鹿茸或種鴉片的中國人遷居到這裏。”無論怎麼說，綏芬河作為一個城市的誕生還是和這條鐵路聯係在一起的。
一八六0年十一月，中俄《北京條約》簽訂後，劃定了綏芬河市東側的中蘇邊界。一八九六年三月，沙俄政府迫使腐敗的清政府簽定了不平等的《中俄密約》，輕而易舉地奪取了在中國領上修築東清鐵路（民國後稱中東鐵路）的特權。第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以海參崴為起點的鐵路進入中國境內，在今東寧縣三岔fI的小綏芬河畔舉行“第五站”開工典禮。可惜“五站”因地質情況不佳在綏芬河畔並未修成，隻得移到距原址一百多裏的現在的位置，與蘇聯境內的“第四站”格羅捷闊沃城相連，而站名卻保留了“綏芬河”。當時從海參威招募而來的居住在那兒的五千個中國山東籍勞一1'.，在哥薩克騎兵馬刀鐵蹄的驅趕下，辟山伐木開路，以築路工人為顧客的山東商人開始來往，俄國商販也在這裏擺設攤床。開山辟路的炮聲，打破了山民們田園經濟的迷夢，隨著兩條鋼軌的延伸，小城展現出殖民主義的畸形繁榮。一九0一年十一月火車通車，一部分勞工返籍歸鄉，有的在這裏定居下來，一些俄國鐵路員工也把家眷接來在這裏落戶。一九0二年，鐵路機關己建成，進行了城市規劃，有了水道、電燈、還修建了教堂和俄語學校。這個原本毫無名氣的小城在本世紀初就顯示了現代城市的文明。“火車一響，黃金萬兩”。作為中俄鐵路的連結點和物資集散地，這吸很快成廠商埠。沙俄把大批商品運到綏芬河和內地傾銷的同時，又把東北的資源及綏芬河周圍大量農副產品源源不斷地運回俄國境內。外國列強豈容俄國人獨吞這地肥肉？接若,日本、英國、法國、美國等十個囚家的商人紛紛湧入，他們在這裏辦廠開店，把中國廉價的原料加工成能賺大錢的產品，然後通過鐵路運往國外，或把外國廉價的商品在這裏高價賣給中國商人，再通過鐵路運向中國內地，許多冒險家在這裏發了大財。為這些外國商人服條的旅店、飯店、茶館、妓院應運而生，啤酒、白酒、糕點、麵包、礦泉水作坊瘋狂發展。
到一九二六年，彈丸之地的小城商戶竟有四百九十多家，各種作坊四十六處，人口達到七八萬。英法德日俄等十八個國家在這裏設置領事館，當時從火車站向山上望去，櫛次鱗比的樓上五顏六色的各國國旗隨風飄動，蔚為壯觀，此城遂有“旗鎮”之稱。那時與中東鐵路一線相連的海參威、哈爾濱也都是知名的國際商埠。待到三十年代日本侵略者的膏藥旗也伴著槍炮聲飄進了這個城市，與蘇聯相通的鐵路被封死，外國商人逃之夭夭，中國老百姓躲進深山，綏芬河變成了一座衰微凋敝的死城。
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蘇聯紅軍跟隨坦克馳過離綏芬河五公裏的中國邊境，衝進火車站，盤距在東正教堂的日本關東軍用機槍掃射，紅軍一炮炸掉了這個據點，教堂上的十字架也隨之飛上天空。兩個月後蘇聯紅軍組織當地中國老百姓在火車站前修了個紀念碑，紀念那些為解放這座城市犧牲的年輕的紅軍戰士。
崔鳳成老人回憶說，蘇聯紅軍進城時還受到隱蔽在小北山工事裏的日軍的抵抗，紅軍的坦克向小北山工事猛烈衝擊，掩護紅軍士兵衝上山去，工事很快被摧毀了。一九四五年十月初，蘇聯紅軍在火車站前修建紅軍紀念碑，十二歲的崔風成也參加了。工程進度很快，大約一周就落成了。一九四六年蘇聯紅軍撤退時，在紀念碑前開了歡送會，許多老百姓參加了，蘇聯紅軍向天鳴槍，以壯行色。
這之後．中蘇火車相通，綏芬河成為我國向蘇聯開放的一個陸路U岸。五十年代，雙方每天有四趟車對開，平均日換裝量為一百節車皮，年過貨量最高達二百萬噸。小城又繁榮起來。無奈好景不長，到了五十年代後期，中蘇貿易萎縮，最低的年份過貨量隻有七萬噸。綏芬河成了東寧縣一個公社所在地。附近的“友好村”變成了“反修大隊”，俄語譯音的地名一律改起漢語新名，邊境鎮與鎮、村與村的交往停止，連接兩國的公路長滿篙草。幾乎一夜之間友好之城成了“反修前哨”和政治邊防的“凍土帶”。這裏沒有人再敢來了，雖然每天還有一列客車從牡丹江開來，可旅客稀少，有一次整整一列車僅有七個人。一九六九年珍寶島打響之後，這裏和黑河·樣，機關和群眾大撤退，綏芬河幾乎成了空城，隻有那座當年外國商人喝茶談生意的“人頭樓”（樓上雕有外國美人頭而得名）還有點點燈光，兩國的軍人外交官在那裏唇槍舌劍，在他們各自身後的山林裏坦克已發動，炮彈已上膛。人們告訴我，綏芬河險些成為第二個珍寶島。
綏芬河車戰像中蘇關係的溫度計，從一九八0年開始，這裏的過貨量越來越多－一中蘇貿易的額度在增加，友好的熱度在增加。一九八三年過貨量為二十七點四萬噸，一九八四年為五十一點三萬噸，一九八七年為七十一萬噸，到一九八八年達到一百一十九萬噸。我走進綏芬河車站，隻見車場上二十七條線路上擠滿了火車的長龍，來自格羅捷闊沃城的蘇聯火車上裝滿了木材、水泥、化肥，駛向格羅捷闊沃城方向的中國火車上裝滿了紡織品、農副產品。因為中蘇火車不同軌（蘇聯比中國寬八點九厘米），兩國貨物要在這裏換裝，於是車站的三一百名職工和五台掛吊都加班加點，然而還有許多貨車出不了站，他們向哈爾濱告急，向北京告急！國務院的一位副秘書長親自來這裏現場辦公，鐵道部的專家正在起草和論證擴建站場和增加綏芬河至牡丹江的鐵路複線的方案。客運比貨運更緊，從牡丹江到綏芬河的客車天天爆滿，已從六節加掛到九節，還是有許多人連站票也買不到。每天中午十二點三十分，有近千人從火車上下來湧進這個隻有八千人口的小城，其中許多是穿西裝扛皮箱的商人．他們要吃、要住、要談生意。於是，綏芬河能住人的機關都成了旅店灑家，一百一十多家個體旅社也應運而生。那座“人頭樓”也被 位有見識的哈爾濱青年企業家以年租十一萬元承包了，掛上了“哈爾濱飯店”的顯赫招牌。於是駐在原俄國中學和教會那兩座淡灰色小樓的綏芬河市委和市政府向全市二萬八千名父老鄉親（包括三個農村鄉）發出“北聯南開，通貨興邊”的號召。這下子能穿西裝的都穿上了西裝（但領帶都係得不地道），隻會兒句俄語的也成了翻譯，他們堂而皇之的和等候在這裏的中外商人們談起生意來了；能掛牌子的房門都掛起了牌子，僅外地在這裏的辦事處就有五十三家，外地的公司企業就有二十三家，該鎮從此又有廠“牌鎮”之稱。小城的官員們雄心勃勃，他們立誌要在三五年內恢複綏芬河昔日“國際商埠”的繁榮。黑龍江省政府已批準在這裏建立“通貿興邊”試驗區，市裏已計劃要在山城坡下的那片二點五平方公裏的平緩地帶建設新區，設計方案已投標，天津、沈陽、哈爾濱、牡丹江二的六家設計院正在激烈爭奪。如果新區建成，“綏芬河市”可就名正言順了―小綏芬河的一條支流就在那裏流過。
在綏芬河的上地上，也曾留下大人物的足跡。一九二四年的一天，一列火車緩緩進入霧沉沉的綏芬河站台，從車廂上走下一位戴黑邊眼鏡穿長衫的商人。他就是李大釗，作為誕生不久的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五大”，在這裏換乘蘇聯火車。
一九五0年八月的一天，一列來自蘇聯的火車開進戒備森嚴的綏芬河車站。身穿黑色西裝的中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作為戰犯，在蘇聯軍人的槍日下走下火車，在這裏被引渡回國。這一：幕在三十多年後出現在電視劇《末代皇帝》裏。
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在濛濛細雨中，兩節專列悄無聲息地停在綏芬河市郊的一個小山坡1:。胡耀邦同誌走下專列，呼吸著新鮮空氣，伸展一下身腰，把前來迎接他的綏芬河的黨政軍領導請到車上，仔細聽取他們的彙報，然後又和他們一起乘坐汽車，冒雨眺望邊境線，登上邊防哨所和戰七們談笑……一路上，他對綏芬河的領導說：
你們一定要做好中蘇兩國人民的友好1幾作。
要解放思想，要前進，要搞好對蘇邊境貿易。
說著，他做了個手扣手的動作 。“這就要做這種手扣手的以貨易貨的貿易。這件事我給你們做後台，省委給你們做後台。”說到這兒，他笑了，陪同他的領導都會心地笑了。
後來，戈爾巴喬夫在離綏芬河最近的蘇聯遠東城市海參崴發表了那篇有關發展蘇中關係的講話。
因為有了他們的講話，才有了我後麵說到的故事。
1、小站故事多
·老站長是“外交部長”
·又一個“西瓜事件”
·淚灑格羅捷闊沃
因為修了鐵路，才有了綏芬河市。說鐵路是綏芬河的命脈和希望是毫不過分的。這樣一來，作為管著鐵路的綏芬河火車站站長的地位在小城就很顯赫了。
老站長徐君術的名聲決不比市委書記、市長小。這裏的地方長官不知換了多少茬，可徐君術已經在這個車站工作了四十八年。一九O三年中東鐵路通車，幾乎同時這條鐵路的第五站被正式命名為綏芬河車站，到現在也不過八十多年的曆史。可徐君術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老態龍鍾。他梳平頭，濃眉下的兩隻眼睛像年輕人一樣有神采，鼻子高而挺直，透著一股剛毅，臉上刀刻一樣的皺紋標記著他度過的不平凡歲月。他言談舉止相當莊重，日音裏聽不出一點當地的土味，間或還可以說出幾句熟練的俄語。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徐君術是綏芬河市的“外交部長”，因為來到這個城市的外國人幾乎隻有蘇聯人，都是順著鐵路來的，總是他出麵和他們打交道。他又是最權威的蘇聯問題專家，隻有他才有機會到蘇聯去，能說清蘇聯現在是什麼樣子，連胡耀邦同誌來這裏視察時還把他找到專列上談了兩個多小時。小城裏也隻有他能和蘇聯人說上話，離這裏二十六點五公裏的格羅捷闊沃車站有他許多好朋友。
徐君術是當地農民的兒子，家境貧寒，隻念到小學畢業就回家種地了。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十八歲的徐君術考進鐵路，在日本人管的綏芬河列車駐寨所當清掃站台的雜役，後來又當了列車員和行李員。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蘇聯紅軍攻克綏芬河，一百多名關東軍落荒而逃。徐君術和工友們從山林中鑽出來回到火車站，紅軍戰」：看他們衣不遮體，為他們找來更生布的衣服，有人還把自己的軍裝脫下來給他們披上。九日開始，車站的四十多名中國鐵路員工陸續上班，鐵路由蘇聯鐵道兵接管，中國職工幹輔助、雜務工作。一九四六年蘇聯紅軍撤退，鐵路又交回中國員工管理。一九五0年二月簽汀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確定中長鐵路（原中東鐵路）由中蘇共管，綏芬河車站設中蘇兩個站長，蘇聯人為正站長，中國人為副站長，主要技術人員都由蘇聯人擔任。當時徐君術任運轉副主任。
“那是‘一麵倒’時期。”老徐回憶說，“當時，一切都老大哥說了算，並不是輪流執政，規章製度全是蘇聯的，辦什麼事都要照他們的規距，說話要用俄語，填貨單要用俄文。關係不平等，心裏不痛快，又不能亂說，當時反蘇就是反革命。車站有個，中國翻譯賈文元，他說好東西都讓蘇聯人拉走了，後來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不過，當時我們和蘇聯員工關係還是不錯的，從他們那裏我們確實學到不少東西。”
一九五二年中長鐵路完全交中國管理，這時徐君術和他的同事們真正當了主人。按規定，中國火車到了格羅捷闊沃要遵守蘇聯的規章製度，蘇聯火車到了綏芬河要遵守中國的規章製度，雙方站長每月會晤一次，這個月在蘇聯，下個月在中國。那時這條鐵路相當繁忙．蘇聯援建的大批設備物資在這裏入口，中國償還蘇聯的豬肉、水果和大量紡織品經這裏送到格羅捷闊沃。兩國員工你來我往，關係相當密切。可到了六十年代初期，綏芬河車站卻是陰雲密布了。
“此時正是中國遭受嚴重困難時期，赫魯曉夫突然撤走專家，又向中國逼債，我們真是心裏有氣！抗美援朝，我們中國人付出多少生命，你蘇聯支援槍支彈藥也完全應該，結果還要中國人還錢，實在不像話！我們和蘇聯的關係也緊張了，同誌關係變成對抗關係，互相共事都很謹慎。我們有事 一向上清示！”徐君術回憶說。那時他已是副站長了。
這個邊境小站也未躲過文化大革命的狂瀾，因為這肚是遣責克裏姆林宮為什麼把紅星熄滅了，聲稱要防止中國革命紅旗變色。小城的人們陷入一種狂熱，本來這個淡黃色的磚木結構的小站很雅觀，一下子都塗成紅色，候車室裏安上了大廣播喇叭，凡是在這裏過往的中國旅客都要“三敬三祝”；凡是這裏過往的蘇聯鐵路和外貿人員，都要立正站好，接受“毛主席語錄”的再教育，什麼“蘇修！‘：我之心不死”，“反動派你不打他不倒”。開始蘇聯人漲紅了臉向中國人提抗議，可“造反派”的調門更高。後來蘇聯學會了“對著幹”，他們大聲朗讀列寧語錄。
當時站長讓“造反派”打倒了，讓徐君術主持車站的運輸工作，他起早貪黑戰戰兢兢，生怕出什麼問題。“造反派”根本不聽他的，越鬧越凶，造反造到了蘇聯的格羅捷闊沃城。兩個出差的貨運員在那裏到處散發印有“反修文章”的俄文電訊稿，被蘇聯邊防軍沒收。他們勇敢地向邊防軍司令部裏衝，後來成了‘’不受歡迎的人”．被人家驅逐出境。我們這麵在站台上隆重舉行大會，熱烈歡迎“反修戰士光榮歸來”，他們一下火車就被人抬起來，為他們披紅掛彩，又是領導接見，又是講用報告，大肆宣傳後把他們從貨運員提升到值班員。
“我們太‘左’了！如果說過去中蘇關係緊張他們有責任的話，‘文革’中緊張加劇，我們是有責任的。那時強加於人，唯我獨左，和蘇聯人打交道，越硬越好，都是漫罵，不講什麼道理。我們都怕犯右的錯誤，讓‘造反派’當蘇修特務揪出來，所以都得裝得很左很硬。”徐君術說，“後來事態發展得更尖銳了。”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莫斯科紅場發生了中國留學生和蘇聯警察衝突的事件。二月初的一天，蘇聯格城站的站長要來會晤，一早火車站造反派的宣傳隊舉著兩個稻草人在站前遊行示威，兩個草人上分別掛著用俄文寫著的“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柯西金！”的標語。要和蘇聯會晤的徐君術看到這個場麵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馬上向省外辦打電話請示，沒有人敢答複，他又找邊防站的科長向上級請示，答複是：“群眾的行動是革命的，會晤口徑可參照人民日報社論。”八點鍾，蘇方副站長柯紮史，交接所長紮馬列夫和一名翻譯，一下火車就看到這個場麵，臉色都變了，他們低著頭裝著什麼也沒看見，接著徐君術走進會晤室，隻談了三十分鍾關於交貨的業務問題，按慣例蘇方人員在這吸吃午飯，但他們心情沉重，象征性地吃了一點就走了。三月份，徐君術又到格城車站會晤，蘇方站長伊林接待的，雖然不失禮節，但相當冷淡。四月份應該蘇聯站長來中國會晤了．他們打來電話：“稻草人事件傷了我們的感情，我們不再到中國會晤了。”中國方而也打去電話，態度強硬：“雙方站長每月會晤是有協議的，你們單方撤毀協議，我們表示抗議，並決定不再到你站會晤！”從此，雙方站長不再會晤，業務上的事情通過電話聯係，你打來電話，我記下來；我打去電話，你記下來，雙方不直接對話，待研究後再電話答複。徐君術記錄的每一個電話，要向軍代表彙報。他要回答的每一個問題要請軍管會研究確定，他隻是一個傳聲筒。
“現在聽起來很可笑，可當時就是這麼幹的。‘文革’這場鬧劇不僅給中國人民造成空前的災難，而且在國際上給中國人丟了臉，一想起來心裏還難受。從一九六九年四月開始雙方站長不再會晤，最嚴重時有一個星期連車都不通廠。我的處境也不好，造反派信不過，讓我燒了兩個月鍋爐，又組織專案組對我查了兒個月。”綏芬河搞深挖蘇修特務，和黑河一樣曆害。僅僅數百人的“反修”大隊， 一夜之間就挖出七十多個“蘇修特務”，然後批鬥，毆打，監禁，折磨……造反派要把徐君術打成蘇修特務，又找不到什麼材料，後來把他調到穆棱車站工作，每天上下班要坐通勤火車。一九七二年，又要恢複中蘇兩個站長的會談，誰也不敢談，誰也不會談，隻好又把老徐請回來了，對外叫站長，對內是革委會管生產不管運動的副主任。
兩國站長的會晤是一九七三年五月恢複的，徐君術中斷四年以後又出使格城了。小城隻有六七萬人，街道整潔，樓房秀雅，全城在綠樹掩映中顯出一種寧靜和安詳。這裏並不像國內的人們想象的那麼森嚴和恐怖。在站台上迎接他們的笑容可掬的蘇方新站長，矮個子、黑頭發的烏克蘭人瓦古連柯，與他是同齡人，也是老相識了，五十年代初，他曾在綏芬河車站當過值班員、交接員，對中國員工是有感情的。瓦古連柯迎上前和徐君術握手，老徐感覺得到他手心的溫暖。
蘇聯方麵對經過兩三年的千呼萬喚，站長會晤才得以恢複，是有意見的。寒暄中瓦古連柯話中有話：“徐站長你會釣魚嗎？請間在什麼地方能釣著大魚？”徐君術並不示弱，他笑著說：“釣魚的事，你可問你們的列檢主任斯達拉切克‘我問你會不會打獵，在什麼地方可以打著……”瓦古連柯馬上岔開他的話，他知道徐君術要問他在什麼地方能打著“北極熊”。會談的氣氛平緩下來，雙方就貨運的具體業務問題交換了意見。
當徐君術第二次來到格城會晤時，受到瓦古連柯異乎尋常的熱情歡迎。他從城裏請了十幾名廚師，為徐站長和翻譯準備的相當豐盛的午餐，在大餐廳裏的長桌上擺滿了佳肴和美酒。瓦古連柯請徐站長和他請來的許多陪客一起進餐。老徐為難了，上級有明確要求對蘇要不冷不熱，而且規定在蘇聯隻能吃一頓飯。他馬上對瓦古連柯說：“謝謝你們的好意，我們已在綏芬河吃飯了！”瓦古連柯雙手一攤，現出失望的神情，他又說：“請您喝點茶總可以吧！”沒有辦法，徐君術硬著頭發，喝了幾口茶，馬上退出來，他看到在場的蘇聯人都很尷尬。下午會談，瓦古連柯麵容嚴肅，晚上按規定，徐君術可以在這裏吃飯了，可酒席撤掉了，隻有簡單的飯菜了。徐君術知道，他傷了蘇聯人的感情，可他隻能照章辦事。
可有一次，徐君術也“違章”了。也是一九七四的事兒，他又來參加會晤，在晚宴上他碰到了烏蘇裏鐵路局國際聯運科科長巴賓斯基，這個熱情的胖子和他握手，並對在場的人說：“我知道徐站長很能幹，認識他我很高興。按著俄羅斯人的慣例，和朋友第一次見麵要贈送禮物的！”說著他接過工作人員遞過的一個用紅飄帶紮著的禮品盒，恭恭敬敬地舉到徐君術麵前，這時在場人起立鼓掌。徐君術三次鞠躬謝絕，可巴賓斯基還把禮品舉到他的麵前，全場有節奏的鼓掌一。徐君術隻能示意翻譯李尚德把禮品接過來。回到住地後，他們打開一看，裏麵有一台電子鍾、兩瓶酒和一盒巧克力糖。這回徐君術犯錯誤了，地區鐵路局黨委書記帶著他到哈爾濱鐵路局檢討，到省外辦檢討，最後綏蘇河市裏又出麵做了工作，總算沒有給徐君術處分。
“當時，我們的外事工作太僵化了、太死板了，吃兒頓飯，收什麼禮都規定死死的，還要不冷不熱，讓我們十分為難，不知怎麼個分寸才算不冷不熱。和蘇聯人打交道，總是提心吊膽的。這麼多年，上級讓怎麼「就怎麼幹，不能有一點越格，就怕在政治上犯錯誤。到了蘇聯幾點兒分於什麼了，和什麼人談了什麼話，回來都要記錄彙報，把我的記憶力都練好了！”
徐君術說出許多人的心裏話。一位外交部的幹部曾對我說過，從事外事工作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每個幹部兒乎是按程序辦事的機器人，不能帶有個人的感情。你經常可以聽到那個人在外事工作中犯了什麼錯誤，受到什麼處分，可很難聽到誰在外事工作中有什麼創建，受到什麼表揚。我想，違反了外事紀律，喪失了國格、人格當然要處分。可是我們沒有注意到，由於外事工作的僵化、死板，給國家造成多麼大的影響和損失。我們不能把睡一個和外國人打交道的中國人都變成謹小慎微，沒有個性、沒有活力的木偶，這樣做隻能在國際舞台上給中國丟臉掉份兒。人的個性的解放是社會進步的標誌。外國人也是人，人和人的交往應該真誠。有人說中困人十分善於在外國人麵前裝像，這也是一種劣根性。還是多來些真誠和實事求是吧！
胡耀邦同誌的一九八四年八月的邊疆之行打破了這裏發展對蘇關係的禁區。那天綏芬河市委書記劉源東等同誌陪同胡耀邦視察邊境。一路上，胡耀邦談笑風生，開始大家還有些緊張，一會兒就像老朋友一樣了。劉源東把想了很久的問題提出來了。
“我有一個長期不理解的問題，想請教胡總書記一下。”
“你說好了！ ”耀邦說。
“多年來，上邊一直要求我們同蘇聯接觸中，堅持不冷不熱，這讓外事工作的人很難掌握分寸，中欠是否能明確一下，怎樣才算不冷不熱？”
胡耀邦同誌笑了，他吸了一口煙，徐徐吐出，說：“中央有中央的考慮，你們下邊對蘇聯人民要熱情，要大膽和他們來往，積極發展邊境貿易。”
車上的人都笑了，他們深深吸了一口氣，好像獲得一種解脫。
胡耀邦同誌走後第二天，劉源東早起跑步，在街頭上碰到了正在散步的徐君術。他們站在道旁的樹下嘮起來。竟不知不覺嘮了三個小時，都是憋了很久的心裏話。劉書記說：“繁榮綏芬河的出路就在於發展對蘇聯的貿易，你能不能打開對蘇聯的關係？一次不行，二次，我給你六次機會！”徐君術笑著說：“你能給我一次就夠了！”
這又是一次西瓜外交。
幾天後的早上，徐君術和翻譯李尚德乘坐的“摩托卡”順著閃光的鐵軌向格羅捷闊沃站駛去，車上十個筐裏裝著一千斤滾瓜溜圓的大西瓜。對徐君術來說，來往格羅捷闊沃是家常便飯，可這一次不知為什麼這麼激動，也許盼望了二十多年的中蘇和好的日子真的來了！行前，他給瓦古連柯打了電話：“今年中國西瓜豐收了，我們請你們品嚐大西瓜！”瓦古連柯連說了好兒聲歐欽赫拉少（非常好）！他聽出，蘇方老站長比自己還激動！
當他們的“摩托卡”駛進站台時，瓦古連柯和格城所在的波格拉尼奇內區的執委會副主席、蘇中友協主席庫堅克夫等許多同誌正列隊等候在站台，這是一次超越規格的接待，仿佛在接待重要的國賓。在歡迎儀式上，徐君術說：“中國有句老話，遠親不如近鄰。中國人還有一個習慣，叫做豐收不忘老朋友，西瓜不多，表達我們點心意吧！”
庫堅克夫說：“中國人民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你們給我們送來了最珍貴的禮物，這是兩國人民友誼的象征。我們決定把西瓜送給城裏的五個幼兒園，讓孩子們記住你們的友情，讓友好的種子在孩子們的心中紮根、開花、結果！”徐君術堅持送給了區執委會（當地最高行政機關）一筐，送給了老朋友瓦古連柯和車站的員工一佳。當晚庫堅克夫、瓦古連柯設盛宴歡迎徐君術和他的翻譯、“摩托卡”的司機。徐君術破例喝了酒，瓦古連柯比他喝得還多，他們相識三十年，第一次喝“知己”酒。
幾天後，徐君術再赴格城，這次他的身份是綏芬河市中蘇友協副主席，他正式邀請格城蘇中友協訪問綏芬河市。
不久，格城以庫堅克夫為首的七人友好團訪問綏芬河。這是三十多年來蘇聯對這個城市的第一次高規格的訪問，自然受到熱烈隆重的接待。近在咫尺，又幾乎隔絕的兩個城市的領導人終於坐在一起，在綏芬河國際旅行社的會議室裏出現了兄弟團聚般的動人情景。綏芬河市市長、中蘇友好協會會長劉海濤向蘇聯同誌介紹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和發展對蘇邊境貿易的良好願望。
庫堅克夫發言：“我們今天來到綏芬河，中國人民對我們非常友好。你們的開放政策太好了！發展邊境貿易好，我們非常讚成！我回國後，要連夜向第一書記彙報。”
細心的翻譯做過統計，庫堅克夫不足十分鍾的講話，連說了十七個“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