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菜農耕種的這片土地吸引了農場的職工，地頭前總有人參觀。開初，他們看到菜農們在土地上覆蓋了一層塑料薄膜，有點迷惑不解。在中國，地膜技術幾年前已廣泛推廣了，而在蘇聯遠東地區還屬於“新技術”。蘇聯朋友打著手式問中國農民地上鋪蓋了塑料膜，菜苗怎麼能鑽出來。菜農用手在塑料膜上挖了一個洞，告訴他們，這樣苗就可以長出來了。鋪膜以後，一可以保持地溫，二可留住土壤水分，三不讓雜草生長，僅此一項措施，就可以提高產量百分之三十。蘇聯朋友聽了大為驚訝。下種以後，開始由於氣溫低，苗隻長出一半。一場雨之後，地表結了層硬殼，細弱的小苗拱不出來。菜農們就用手指摳開地皮，補種補苗。過了幾天，氣溫升高，菜苗紛紛鑽出來，遍地齊刷刷一片嫩綠，出苗率達到百分之九十，蘇聯朋友更為驚訝！中國菜農事事抓緊搶前，隻用了二十二天，到六月上乍小全部完成整地、施肥、播種、移栽等活計。接著大家又齊心協力戰勝了低溫、草荒和蟲害等自然災害。隻見田壟成行，秧苗翠綠，菜地如錦似繡，令蘇聯朋友讚歎不絕。海參崴報社電台的記者聞訊趕來，又是照像又是錄音，連莫斯科中央電視台的“時代”節目攝製組也來到田頭攝製專題節目。海參崴、伯力、阿穆爾州的農業專家也來現場考察，有性急者要當場簽訂明年種菜合同。這時，你看“203首長”頭戴巴拿馬草帽，身穿白府綢小褂，與各位來賓握手寒暄，好不風光。
瓦洛比耶夫場長天天在現場觀察，農民們如此熱情勞動，如此精耕細作令他驚訝更令他不解。他當場向“203首長”取經，李樹臣笑而不語，他請隨隊的農藝師陳書禮回答。
瓦問：“你們用什麼方法使農民這樣積極勞動，效率這麼高，質量這麼好？”
陳答：“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
瓦搖頭說：“太籠統，太大……”
陳說：“就是多勞多得。”
瓦問：“能不能詳細解釋？”
陳答：“就是土地承包，以產計酬，也就是包產到人，交多少產品給多少錢。”
瓦洛比耶夫連連點頭：“這是好辦法，好辦法。”
十年前，中國安徽省鳳陽縣梨園鄉小崗村的十八戶農民冒著坐牢的危險，率先包產到戶，―當時他們的想法很簡單：為了能吃上飯，由此引發了中國農村的又一次偉大的“土地革命”。十億人民吃飯的問題，是大得不能再大的問題了。為此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有過成功，也遭受過失敗，現在終於找到了比較符合中國國情，符合中國生產力水平的一種辦法―承包責任製，於是中國農村發生了曆史的巨變，連我們的敵人也承認我們基本解決了十億人民的溫飽問題。現在中國綏芬河的農民，把他們承包的力、法帶到了俄羅斯的土地上，它神奇的效果令蘇聯同誌為之振奮。
農業問題對蘇聯並不輕鬆，盡管他們土地占世界六分之一，拖拉機的拚作機械墩：片世界第一。化肥生產量也是第一，但是他們未能解決二點八億人的糧食問題，征年要進口四五千萬噸糧食，副食品更是嚴重短缺。為解決這些問題，共月蘇共中央召開全會，提出了蘇聯現階段的農業政策，其核心是：改革農村經濟關係，擴大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權。在這次會議＿L，蘇聯人也認識到，蘇聯農業落後的主要原因在於農村經濟關係不合理，它忽視了人的利益，導致了“人與土地、與生產資料的脫離”，使農民“從土地的主人變成了打短工的”。因此，農業政策的關鍵問題是“根本改造農村經濟關係”，給農民以經營的獨立自主權，恢複其真正的“土地主人”的地位。
說實在的，"203首長”和他的“農民軍”本來是“打短工的人”，可是承包製卻使他們成為“土地的主人”，這無疑對將要推行新的土地租售製的蘇聯農民是個啟發。
大自然在有意考驗中國農民。七月六日到九日，連續不斷的大暴雨下了四天四夜，整個巴拉諾農場的土地一片汪洋，農場的大田和中國菜農種的綠茵茵的菜田全部被黃澄澄的大水淹沒了。瓦洛比耶夫場長趕到現場一看，兩眼發直，垂頭喪氣地說：“完了，完了，徹底完了！”當即心髒病複發，被送進醫院。
蘇聯農場的大田擱荒了，我們菜田怎麼辦，中國農民中也引起一場騷動，有人痛哭流涕，有人想打起鋪蓋回家。."203 首長”馬上召開臨時黨支部會議統一思想，然後召開全體農民大會。他振臂一呼：“要堅持陣地，千方百計抗災奪豐收，用實際行動為國爭光！”當即，"203首長”和大家一起拿起鐵鍬，鑽出帳篷，下地挖溝排水，搶救秧苗。
他們在泥水裏滾了一個星期，終於搶救出六十四公頃菜地。對於這些菜地上的秧苗，他們象母親護理病兒一樣精心侍弄。功夫不負有心人，到八月份，這些菜苗開花結果開始上市。綏芬河菜農的蔬菜新品種為冷清的遠東蔬菜市場增色不少。紅色小燈籠似的西紅柿“北京紅桃”樂煞了蘇聯朋友，他們買來舍不得自己吃，還做為禮品捎給外地親人；別號“絆倒驢”的蘿卜，因個頭太大，人們竟不知是什麼東西，吃起來又脆又甜，他們權當水果；名叫“特大新紅寶”的西瓜，個大（最大的達十八公斤）皮薄，甘甜可口，不僅在格羅捷闊沃受到歡迎，還運到海參崴、哈巴羅夫斯克、烏蘇裏斯克，那裏的居民們說：“我們從沒吃過這麼好的西瓜！”過去他們吃越南的西瓜，運到這裏要麼爛一了，要麼還是白瓤的。巴拉諾農場的職工對"203”和’‘農民軍”真正服了，他們真想喊：“‘中國農民，烏拉！”
當然，中國菜農心中也銘刻下蘇聯同誌的情誼。當兩國農民都苦於春天缺少副食時，農場給每個帳篷的中國菜農送去幾十斤的雪魚，還派尤拉和謝遼沙每天為中國農民送牛奶。農場一位女副場長親自動員居民用雞蛋換我們的土豆，幫助我們的菜農調劑生活。農場還派醫護人員為他們免費看病和檢查身體。菜農張學森腰上長了癤子，副場長彼得洛維奇多次親自為他敷藥。星期天，中國菜農照樣勞動，使他們很過意不去，他們常來和中國朋友進行體育比賽，邀請他們看電影。“朋友來了有好酒”，中國菜農拿出酒請客。蘇聯朋友欣喜若狂，有時蘇聯拖拉機手主動幫助他們幹活―他們知道中國朋友的酒對他們是有情分的。酒過三巡，常常是又說又笑，有時熱情的蘇聯朋友還要引吭高歌。歌聲出帳篷，飄蕩在晚霞中，為寧靜的小河增添幾分詩意。
九月三十日，"203首長”帶領“農民軍”回、他們在雄壯的樂曲聲中走進站台，一個個步伐矯健，落落大方，‘們主動和蘇聯朋友握手擁抱，顯得親切自如。他們見過世麵了， “怯懦和自卑留給了昨天。綏芬河的中國農民沒有給祖國丟臉，五個月裏他們用自己辛勤的汗水澆灌出九十二萬公斤西瓜、西紅柿、黃瓜、胡羅卜和甘藍，平均畝產一千零六十八公斤。當然他們也得到應有的報償，五個月人均收入四千二百元，最高者收入七千元。 "203”領導的種菜指揮部還盈利一萬元。他們終於實現了“用外國土地，富裕中國農民”的日標。可“203首長”並不滿意，他說：“若不是受了澇災，蔬菜產讚還可以提高一倍，每個人的收入也可以翻一番。”當然他們也付出代價，在異國他鄉的四個半月裏，他們不僅要每天上幾個小時麵朝黃土背朝天地勞作，還要忍受艱苦而枯燥的生活，在寂寞中度過一個個夜晚。這對習慣於“老婆孩子熱炕頭”的農民真是不小的考驗。有幾個年輕人還因想家哭過鼻子呢！
無論怎麼說，‘中國農民終於走出自己的家園，在異國上地上顯示了他們的價值，為祖國爭得了榮譽。
在他們離開蘇聯的前一天，波格拉尼奇內區的朋友們為他們舉行了慶功會。羅仁克主席說：“我們的合作和相處加深了我們彼此問的了解和友誼，這種了解不是紙上的宣言，而是來白實踐。中國人民在蘇聯的國土上能以頑強拚博精神戰勝多年不遇的自然災害，創造出災後意想不到的豐收成果，這是最值得我們學習的。你們是我們最信得過朋友！”
網國以後“203首長”李樹臣向市委市政府寫了題為《解放思想．銳意改革．致力於開拓出一條外向型經濟技術合作的新路子》的萬言書，總結出農民的勞務出口有十條好處：一，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發展，在與國外的技術合作中雙方可以互相學習，互相交流，互相提高。二，有利於國際市場的競爭，通過競爭帶動各地經濟繁榮。三，有利於創造最佳經濟效益，使合作雙方能獲得較多利潤。四，有利於解決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問題，使勞務出國人員先富起來。五，有利於優化產業組合，使部分勞務出口人員的責任田向種田能手集中，有利於機械化作業和集約化經營。六，有利l“引進合資或聯營企業，促使“北開南聯”格局的盡快形成，並帶動地方工業和鄉鎮企業發展。七，有利於吸引和結識更多的貿易夥伴，擴大易貨貿易。八，有利於雙方取長補短，互通有無，解決雙方各自存在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短缺問題。九，有利於促進兩國人民的思想文化的交流，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十，有利於加深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增進兩國人民的友誼。
李樹臣的概括未必準確和全麵，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綏芬河農民對蘇首次勞務出口的成功，終於為中國農民走向世界打開了一扇大門。
在我采寫這篇稿子的時候，“盲流”問題正困擾著中國，幾十萬尋找工作的男女農民的洪流正湧進廣州、流向新疆、奔向東北……不同鄉音彙進了這股洪流，引起一係列連鎖反應和社會問題。本來緊張的鐵路運輸已不堪重負。這一次“盲流”與久違多年的流浪乞食性質的“盲流”不同。現今的“盲流”是一支龐大的生產性流動的“勞動力後備軍”。解決這種“盲流”的根本辦法在於給這些勞動力找到出路。在我們被人口問題、“盲流”問題困擾的時候，蘇聯正為勞動力的貧乏而著急，盡管他們采取多種方法鼓勵生育和向西伯利亞移民，可收效甚微。與綏芬河對麵的濱海邊區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裏十三點一人，與黑河對麵的阿穆爾州人口密度僅為每平方公裏二點八人。廣裹無垠的西伯利亞已告別了荒漠、流放、罪惡的時代，那裏有占世界總儲量二分之一的煤需要人開采，有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天然氣需要開采，有占世界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石油需要有人開采，有占全蘇百分之七十七的森林需要有人去開采；當然那裏的城市需要有更多人幫他們蓋房子，幫他們種菜……
中國農民走出中國吧，走向西伯利亞吧，像“203首長”帶領的“農民軍”一樣。遠東在向我們微笑。那裏有許多美麗的城市，也有寒冷、空曠、寂寞和開創業績的痛苦艱辛。這絕不同那種既可以觀光旅遊，又可以帶回幾大件的“出國”。前不久，遼寧省有一批到蘇聯庫頁島伐木的工人，由於不堪忍受那裏長期作為犯人流放地的惡劣氣候環境，不堪忍受伐木的繁重勞動而提前回國了。
逃避艱苦畢竟是少數。冰雪還未消溶的初春，綏芬河近鄰的東寧縣的三十三名農民沿著去年“203首長”帶領的隊伍走過的道路開進了勃克洛夫和西尼洛夫兩個國營農場，他們受到更高的禮遇一農場為他們準備了粉刷一新的住房，每人一張席夢思床和一套全新的被褥，還有一條毛毯，並為他們準備了煤、拌子和液化氣罐。講究禮尚往來的中國農民，到場四天後就為兩個農場完成了早熟藍的育苗播種任務。
兒乎與此同時嘉蔭縣的農民，經黑河海關越過黑龍江進入遼闊的東西伯利亞大地，進入猶太治州首府比羅比詹市三十八公裏處的彼得洛夫農場，承包了一個上質貧瘠、十分荒蕪的漫崗，他們在這打井、育秧、蓋大棚，竟驚動了比羅比詹市委第一書記，他來現場接見中國農民，讚揚他們出色的勞動。
現在有九千四百多名黑龍江人進入遠東，其中有種菜的農民，伐木的工人．搞基本建設的工人，還有在蘇聯工廠搞機械加工的工人。當然進軍遠東決非黑龍江人的專利。沈陽的工人開來了，大連的農民也來了，還有內蒙古的、吉林的……
中國人在遠東拉開了陣勢，要和在那裏出勞務的占巴人、越南人、南朝鮮人、本人比試一番。
4、北疆哨所靜悄悄
·箭拔弩張的過去
·投挑報李的今天
·軍人談戰爭與和平
我在尋找軍人，在這個離國境線隻有幾公卜找的邊境城市。我很失望，這裏的軍人異乎常地少。偶爾碰到兒個軍官和士兵在街上走路，也和其他行人一樣，在和熙的春風下邁著輕快的步子，露出愜意的微笑。那綠色的軍衣像流動著的綠雲在這個城市飄動。綠色象征和平。因為有了綠色，這個城市似乎顯得更合諧，更靜謐，也更富有生氣。
我總算找到一處軍營，磚牆圍成的大院，門口掛著“綏芬河邊防檢查站”的牌子。院裏有一個藍球場，十幾個戰士排著隊形在練一種又像拳擊，又像武術的操一一在哈爾濱的公園裏我也見過。穿過操場，走進一座三層的紅樓，在二樓的一間屋子裏，一位少校軍官接待了我。他叫瞿日紅．三十八歲，檢查處處長，圓胖臉，絡腮胡子，戴著很斯文的眼鏡，眼鏡後麵是一雙充滿溫情的眼睛。他不像個軍人，更像個教員。他在這個邊防站服役十八年了，主要是和蘇聯人打交道。
“現在想起來很可笑，那時對過往的蘇聯人進行檢查，首光是對著他們念毛主席語錄，然後再檢查，發現問題無限上綱，讓蘇聯人難堪，低頭認罪，不講什麼友好，而是針鋒相對地鬥爭。我們檢查從蘇聯方麵來的列車，發現運送的木材中夾雜著糞便和動物屍體，馬上提出抗議，說他們是有意破壞。有一次，在運送木材的車箱上發現一幅用粉筆畫的女人像，馬上把押運的蘇聯人叫來，對他們的‘政治文化侵略，妄圖腐蝕我偉大的中國人民的罪惡行徑’提出強烈抗議，並逼著他們寫出認錯書、保證書。那時對來往的蘇聯人控製很嚴。有一天四個蘇聯鐵路員工離開火車站往街裏走，我們馬上把出站口的鐵柵欄門鎖上，把他們（三男一女）堵在外麵，逼著他們承認錯誤寫出書麵材料。那天下著大雨，他們都澆成澆湯雞，就是不認錯，有一個女的幹脆坐到泥裏了……雙方一對立，什麼事都能幹得出來。蘇聯那麵靠著大兵壓境，對我們更強硬，整我們的時候也不少，這樣越整越敵視。一九六九年春天，這裏比珍寶島還緊張。蘇聯軍隊在邊境線中國一邊蓋了一個小板房，中國提出強烈抗議，並且做了打的準備，後來蘇聯趁著一個霧天，把小板房撤了。才沒發生武裝衝突。但是那時候，我們也是枕戈待旦的，時刻準備大打。”
“到了八十年代，邊境的緊張局勢緩和下來，雙方檢查站也客氣了。”瞿日紅接著說：“一九八七年一月，蘇聯格羅捷闊沃檢查站站長馬蒙托夫少校來信，向中國邊防軍祝賀新年和春節，並期望能恢複雙方會談會晤。三月十四日雙方正式簽訂協議，恢複了終止了十四年的邊防檢查會談會晤，到現在已會談會晤六十次，電話聯係一百四十五次，每次接觸態度都比較友好誠懇，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誰也不節外生枝。我們每次過去，他們都待若友人，領著我們遊覽市容，參觀商店、幼兒園，甚至還領到自己家裏喝酒。我們發現，蘇聯的邊防部隊從今年開始不過二月二十三日的建軍節，隻過五月二十一八日的邊防軍節了，邊防軍已從武裝力量中分離出來。我們到對麵看到，蘇聯的許多軍營都空了，許多軍事設施都拆除了。看來，他們真是從邊境撤軍了。”
蘇聯終於開始撤軍了，從靠近中國邊境，從蒙古人民共和國，當然最為世界關注的是他們從阿富汗撤軍了。從去年五月十五日開始，十一點五萬駐阿富汗的蘇聯軍隊，越過終年積雪的興都庫什山，穿過曲折的山間公路，躲過雪崩、導彈和火箭的襲擊，沿當年入侵之路回到殷殷南望的親人中間。今年的二月十五日上午九點五十五分，駐阿蘇軍司令格羅莫夫中將隻身來到阿富汗北部地區，率領剩下的蘇軍徒步越過阿姆河上的鐵橋，他十四歲的兒子跑上前去緊緊抱住父親．至此九年零五十天勞而無功的戰爭結束了，蘇聯為它付出了二百多億美元和一點五萬蘇聯軍人的生命。俄國人自己大刀闊斧地卸掉了這個沉重包袱，這段曆史又證明了列夫·托爾斯泰的論斷：“外交家解決不了的問題，用火藥和鮮血更難解決。”
時代畢竟不同了，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戰爭是國與國之間解決政治、經濟等矛盾的最後手段，戰爭的結局不是全勝就是全負。但在戰後的局部戰爭中，幾乎沒有出現過全勝或全負的情況，而且最後基本都是依靠政治解決。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印尼戰爭以及阿富汗戰爭、柬埔寨戰爭、兩伊戰爭都是如此。有資料說明，伊朗和伊拉克的戰爭，兩國總消耗在五千億到九千億美元之間，而且使兩國的發展推遲了二十―三十年，他們不得不停火了。越南的侵柬戰爭不僅沒有消滅民間抵抗力量，相反卻使自己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成為全世界第三個最窮的國家，除了灰溜溜的撤軍，別無選擇。現在越南人天天叫嚷要撤軍，也做出幾個動作，是真撤還是假撤，隻有天知道。
“作為軍人我們不怕戰爭，我們隨時準備在保衛祖國、保衛和平的戰爭中獻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同時我們也認為，鄰國間的分歧和領土糾紛，應該堅持通過談判來解決，力避兵戎相見。非要打，我們也是先禮後兵。”中國人民解放軍綏芬河會晤站站長少校朱景文這樣對我說。別看他隻有三十八歲，可對蘇談判卻是老手了，一九六九年就在這個站工作，後來到大學學俄語，回來後給站長當翻譯，現在他也當了站長，為了邊境事宜，他不知和蘇聯對手晤談過多少次。他在綏芬河邊防線上渡過了二十個春秋。
他和蘇聯軍人打交道的地方，在綏芬河市區五公裏處的國境線旁。這裏是兩山之間平緩的地帶，一條黃色沙石公路蜿蜒其間，連接著兩個國家的領土，公路被一米多高紅自相間的木柵欄截住。這一麵的公路旁的草地中有一個木製的油刷成紅黃藍綠多種顏色的小房，那是蘇聯的會晤房。如果中國方麵要求會晤，就在油彩的小房頂升起一麵旗，一小時後，蘇方的白色的小房上升起一麵旗，兩小時後，蘇方會晤代表準時趕到中國會晤房。反之，如果蘇聯方麵要求會晤，也要重複這些程序。
我來到國境線上，站在那紅白相間的木柵欄前，初春的陽光為兩邊灑下一樣的燦爛光輝，遠山是深褐色的剪影，近處的灌木和草地在泛青，風輕輕地吹著，四周一片寧靜。我又走近中國五彩的會晤小房，門上著鎖。透過窗子看到綠色的地毯上擺著一長條桌，桌子的一端上有中蘇兩國國旗。遙想當年，兩國代表在這裏唇槍舌劍如風雨雷電一般，火藥味不亞於刀槍相交的戰場。那時會晤很勤，對方的探照燈光過了國境都要提出強烈抗議，跑過去一隻狗，都可能造成國際事件。這兒年，會晤室裏時常傳來笑聲，交涉事宜還是有的，互相提示，通報情況，態度平和，吵架不必了，漫罵更不會有了。雙方是對手又是朋友，連每個人的生日都記在心裏，過生日那天見麵總要贈送禮品。去年朱景文過生日，蘇聯站長送給他一套餐具。友情發展到體貼入微的程度：誰這次會晤沒來，雙方還要打聽一下，是不是病了？需不需要什麼藥？一次會晤，朱景文說話不多，蘇聯站長發現他病了，非要把藥片送到他的嘴裏，方才放心。蘇聯軍方的主動態度令人吃驚，他們多次和我們商量，如何共同保衛邊境線，並說他們與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的邊防部隊就是這樣聯合行動的。現在蘇聯那麵過“聯盟節”、“邊防軍節”、“十月革命節”，我們這麵過元旦、春節、“八一”、“十一”都要互相邀請做客。宴會、酒會更不必說。有時候還向親朋好友一樣一起去打獵、釣魚，還要就地野餐，燒魚湯喝。經常接觸，有時還會鬧點小笑話。黑河會晤站的同誌說，一次我方一個代表參加對方的酒會，一位蘇聯姑娘前來敬酒，說了許多熱情祝願兩國人民友誼的話，我方人員贈送她一瓶香水表示感謝。這位姑娘激動得抱住中國軍官就親了一口，看到他臉上一塊明顯的口紅痕跡，雙方軍人都大笑起來。
黑河的情況和綏芬河相似，從一九八二年開始，蘇聯邊防軍開始邀請我們的邊防部隊參加他們的一些重大節日的慶祝活動，像蘇聯的“聯盟節”、“邊防軍節”、“反法西斯紀念日”、“十月革命節”，我們邊防部隊都應邀前往。慶祝活動之後，還請我們參觀他們的體育館、少年宮、商店和書店，或到郊外遊玩。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從一九八四年國慶節開始，黑河邊防部隊也請蘇聯邊防部隊來中國觀摩慶祝活動。以後，每逢元旦、春節、八一、十一等節日，都請蘇聯邊防軍的代表來參加節日活動，如看冰燈、參加焰火晚會、參觀群眾舞會等。黑河電視台還錄製了專題節目，我們這麵播映，他們在江那邊也收看。再會晤時，蘇聯邊防軍的代表還提出希望再播放一遍，以便讓他們更多的親屬看見。看來，他們是以和中國人在一起為榮的。
我不甘心對軍人的采訪就此打住。我還要找帶槍的軍人，找執行戰備任務的軍人。我乘車進山，尋找戰略重地，終於在一個無名高地上找到了一個前沿哨所。這是一個磚牆砌就的小院，門兩旁寫著這樣一副對子：樂在高原戰風雪 愛在哨所獻青春。我看到院內有一個二層樓高的瞭望哨，樓下有混凝土的掩體工事，上麵已長了篙草，間或有幾隻麻雀和叫不出名的鳥兒在這裏追逐戲嬉。這裏是解放軍某部605哨所。我走進哨所，順著窄樓梯鑽進觀察室，看見幾個軍人正在看電視，中央電視台正在播出一部好像是有關體育的電視劇，他們看得興味正濃。我真不好意思打擾他們。一個戴少尉軍銜的英俊的小夥子向我敬禮，說接到營裏的電話，知道我要來采訪。他叫孫德忠，二十四歲，排長，哨所的最高負責人。他向我介紹在崗的三名戰士：十八歲的沈陽兵餘國臣，十九歲的沈陽兵王玉海和十八歲的河南兵金殿民，他們都是去年入伍的新兵，一樣紅樸樸的娃娃的臉，唇上是淡淡的茸毛，說起話來還童聲童氣，真像下部隊軍訓的中學生。
孫排長領我到十七倍潛望鏡前，指點著，讓我向國境那一邊望去。我看見了蘇聯邊防部隊的奧斯特拉亞山哨所―山頂上那座綠色的小樓，和這裏一樣清靜，很長時間沒有人走下來，倒像一座被人遺忘的古堡。他又領我到四十倍的觀察鏡前，我看到了格羅捷闊沃城―那一棟棟灰色的樓房和煙囪裏冒出的白煙，似乎近在眼前。
我仍然不敢相信，這裏就是最前沿的哨所。我又環視了這個軍事偵察要地。牆上掛著他們榮立集體三等功的獎狀，窗台上放著他們自己栽的既可作為盆景觀賞又可當菜吃的兩盆綠盈盈的蒜苗，桌子上放著雙卡收錄機、“華聲”牌電子琴和那台十四寸金星牌電視，戰士們說，電視機是沈陽軍區劉精鬆司令員贈送的。
我對這兒個年輕的戰士，也可以說是對幾個“大孩子”進行如下的采訪：
問：你們希望打仗嗎？
孫排長笑著反問我：你希望打仗嗎？他說，我知道你也不希望打仗。作為軍人我們時刻保衛著祖國，我們不怕打仗，準備打仗，但也不希望打仗。愛好和平的人民，誰也不希望打仗。
問：中蘇關係正在走向和解，你們高興嗎？
沈陽兵餘國臣答：當然高興了！中蘇和解對兩國人民都有好處，大家都搞建設，都搞改革，這多好！一打仗，損失物力財力，還死人，沒意思！
問：你們想家嗎？
河南兵金殿民說：不怎麼想。
大家都笑了，說你還是想，每月給家寫四五封信。他說，你們也不比我少寫。
問：你們看，蘇聯現在能打我們嗎？
沈陽兵徐國臣說：我們天天觀察，沒發現什麼反常動向，打不了。
其他幾位讚成他的意見。
這幾位戰士的意見竟和北京的軍內外的國際問題專家的意見相同。在去年年底，軍事科學院舉行的“中蘇關係正常化與中國國防”學術討論會上，絕大多數與會者認為，中蘇關係正常化後，至少在今後若幹年蘇聯不會構成主要軍事威脅，其主要理由：第一，蘇聯改革不是權宜之計，改革需要安定的國際環境。蘇聯不會蓄意惡化中蘇關係和對我采取軍事行動。第二．蘇聯改革雖然困難較多，但大勢所趨，將繼續一下去。隻要蘇聯堅持改革，中蘇共同點就會多於分歧點，蘇對我進行武力威脅的可能性就小。第三，蘇聯已嚐到七十年代前後對外擴張的苦頭以及惡化中蘇關係給蘇造成的巨大損失，加上出兵阿富汗的慘痛教訓，對偌大的中國吏加不會輕易動武。
據日本的《產經新聞》報道，蘇聯將兒乎是全而地“廢除”在中蘇邊境地帶的戰鬥部隊。這是蘇軍總參謀長莫伊謝耶夫在外交部辦的《國際生活》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表明的。除了已經宣布的從蒙古人民共和國撤出其兵力外，還將大幅度地削減位於對華最前線的外貝加爾、遠東和土耳其斯坦三個軍區的兵力。這位參謀長說，這樣一來，在中蘇邊境地帶留下的僅僅是邊防部隊。東京的軍事分析家認為，如果這一削減兵力得以實現的話，那麼蘇軍就會在軍事上失去對華發動突然襲擊的可能性，歐亞大陸的軍事形勢必然發生根本的變化。
在離開綏芬河邊境的605哨所時，我又看見那條鐵絲網拉成的國境線，兩麵的山是一樣的，樹是一樣的，土地也是一樣的。我們都是“地球村”的村民，頭頂是同一個太陽，都生活在一片藍天之下。和平與陽光、空氣一樣，都是我們共同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