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解凍 第三章 哈爾濱：“東方莫斯科”
如果說綏芬河有點洋味的話，那麼哈爾濱就簡直洋化了。當你第一次走進這個城市，望著那一座座穹隆和尖頂的教堂上指向藍天的十字架，聽著那悠長深沉的鍾聲；當你漫步在這個城市著名的中央大街那石塊拚鋪成的道路上，看著路旁那巴洛克式的外文書店深邃變幻的光影，那法國新藝術運動式的馬迭爾賓館雋美流暢的曲線，和那折衷式的秋林商店滑稽乖巧的帽頭屋頂；當你在晚霞中站在閃著桔紅色光環的鬆花江畔，看著太陽島綠林深處那古堡式的別墅和具有神秘色彩的獵人小木屋，聽著從江心蕩漾的遊艇上傳來歡暢的手風琴聲，你會感到猶如身處異域他國。人們說哈爾濱是“東方的莫斯科”，並不是毫無根據的誇張。
中國沒有哪座城市像哈爾濱一樣和俄國發生這樣深遠的聯係。若幹年前，有人對我解釋說，“哈爾濱”翻譯過來就是滿語“曬網場”的意思。一百年前，這裏還是鬆花江畔的一個漁村―在江畔的樹叢中有支起的窩棚，江邊金色沙灘上曬著滿族漁民的網，這裏水域平緩，魚餌豐富，盛產鯿花魚，是滿族人勞動和生息的地方。
後來，又有人說，不對了，“哈爾濱”是女真人“阿勒錦”的轉譯，阿勒錦首見於《金史·本紀第二》三年丙子，即公元一0九七年春初。“阿勒錦”是女真語“名譽”“榮譽”“聲譽”的意思。按照推算城史紀元的國際習慣，哈爾濱的城史紀元目前可認定為一0九七年，後來一度是成吉思汗之弟斡赤斤家族的領地。遙想當年．這裏也是金戈鐵馬，多有征戰。
再後來，又有人說了，哈爾濱的曆史又提前了。一九八二年考古工作者在哈爾濱市西郊閆家崗發現一大批重要的古生物化石，有猛碼象、披毛犀、東北野牛等二十多個種屬，更重要的是發現了一塊人類頭骨的化石殘片，經專家認定它是舊石期的晚期智人，並正式命名為“哈爾濱人”。這樣，這個城一市的人類曆史提前到二萬幾千年前。
現代的哈爾濱人，並沒有因為遠古的“哈爾濱人”和周口店“北京人”齊名而自豪。更多的人知道，哈爾濱作為一個城市是近代工業的產物。中東鐵路蒸汽機車的一聲笛鳴，宣告了這個城市在鋼軌上的誕生。更粗俗地說，哈爾濱是個雜種，它帶有明顯的殖民主義的胎記。那是沙皇俄國留下的。
如“綏芬河”一章所述，一八九六年六月三日，沙俄政府使用各種卑鄙手段，迫使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中俄密約》，攫取了中東鐵路的修築權。一八九六年九月二日，在沙俄的威逼下，清政府又簽訂了《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十二條。第二年三月成立了“東省鐵路公司”，總部設在彼得堡，分部設在北京。同時對鐵路幹線進行了勘測。一八九八年五月，他們又確定以哈爾濱為鐵路中心，接著成千上萬俄華修路勞工湧來，各種築路機械開來。從此這個滿族人的漁村和闖關東漢子聚居地的傳統生活方式被打破了。一九0五年，俄國政府公然在這裏設立“特別市”，使其成為“國中國”。日本、德國、意大利、美國也在這裏插足，享受和俄國同等的待遇。於是列強爭相在這裏用中國的勞動力，用中國的磚瓦沙石在美麗多姿的鬆花江畔修築他們窮奢極欲的“天堂”，也為中國勞動人民製造了地獄。一八九九年五月一日，俄國人在這個城市的中心廣場修築了以尼古拉命名的亞洲最大的天主教堂，教堂的鍾聲整日在這個城市上空回蕩，數以萬計的俄國教徒湧來，祈求主給他們幸福與安寧，其中也夾雜著半信半疑的中國人。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尼古拉教堂成了這個城市的象征。那時的哈爾濱，一邊是沙俄洋馬車鈴與手風琴薩克斯管交織的異國情調的浪漫曲；一邊是乞丐沿街苦求與妓女蕩淫哀鳴混合成的痛苦呻吟。
殖民主義掠奪和剝削的副產品是這個城市的現代工業文明。沙俄等帝國主義在哈爾濱開辦數以千計的工、商、金融企業，並設立商業會議所，專營進出口貿易的商行，其分支機構遍及全國，同東京、大阪、倫敦、巴黎、柏林、紐約等世界大城市都有直接聯係，於是哈爾濱成為中國東北最大的商品市場和物資集散地。哈爾濱通過兩條鋼軌走向蔚藍色的海洋，走向世界，實現了超世紀的飛躍，在中國北部最早閃現了資本主義都市的火光。
當然這裏也最早聚結了無產階級大軍，是由中俄兩國工人組成。當時工人最集中的是為裝修火車機車車輛而成立的鐵路總廠（因其有三十六個工棚，俗稱三十六棚）。這裏有三千多名中俄工人，加上其他鐵路員工，共有一萬多人。其中的俄工是沙皇政府從國內招募來的窮苦工人，而中國工人大部分是從山東、河北和遼寧等地招募來的破產農民和小手工業者，他們在沙俄的皮鞭下，長年累月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俄國工人首先揭竿而起。一九〇七年一月中旬，三十六棚的俄國工人為了紀念一九〇五年彼得堡罷工工人流血兩周年，準備舉行一次罷工。由於走漏了消息，沙俄軍警逮捕了十名俄國工人領袖。中國工人得知消息，義憤填膺。“他們要殺害俄國工人兄弟，我們也不給他們幹了！”一月二十二日這一天，中國工人舉行了總罷工。隨著白色蒸汽汽笛發出的震耳的響聲，各分廠工人齊向大帳房湧來。大總管巴切羅夫嚇得臉色蒼白，結結巴巴地說：“被抓的人在霍爾瓦特局長那裏，我說了不算”。上萬名工人又集合起來，直奔鐵路局，霍爾瓦特企圖誘騙工人上班，當場被工人代表嚴辭拒絕，不得不答應工人條件，釋放被抓的俄國工人代表。俄國工人一放出來，就和中國工人熱烈擁抱，高呼烏拉，他們說：“中國工人兄弟友好地支援了我們，才取得罷工的勝利！”
一九〇七年五月十四日（俄曆五月一日），三十六棚的中俄工人又發起慶祝“五一”大遊行。一清早，全市各界工人學生打著紅旗向鬆花江畔湧來，機務段的俄一〔還組織了管弦樂隊，乘坐四輪馬車，來到江邊。鐵路局長霍爾瓦特調動沙俄軍隊準備下毒手，組織者立即通知工人過江。上午九時，兩國工人在現在叫做“太陽島”的地方召開慶祝大會，臨江的一個高坡當做講台，四麵插著紅旗，旗上寫著“五一萬歲”、“勞工神聖”、“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等口號。中俄兩國工人爭先恐後發言，揭露沙俄侵略者的殘暴罪行和對工人的剝削。大會進行中，江北附近各屯子的農民聞訊也趕來參加。會場上集結一萬多人，聲勢之浩大，是哈爾濱史無前例的。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〇年，中東鐵路的中俄工人又舉行過四次全路總罷工，沉重地打擊了盤踞在中東鐵路的俄國白匪軍和逃避十月革命的反動殘餘勢力。
一九二九年，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的反動派妄圖把年輕的蘇維埃扼殺掉，在中國的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蠢蠢欲動。哈爾濱市各界群眾十一月九日舉行浩大的反日擁俄大示威。 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的機關報《紅旗》發表評論說：
“帝國主義、國民黨在實行進攻蘇聯的當中，在各處拚命召開抗俄大會，舉行反俄遊行，想把蘇聯在中國民眾中的政治影響及中國群眾對蘇聯的國際同情斬斷，想把中國的廣大群眾變成進攻蘇聯的先鋒隊伍。無奈千變萬化的造謠欺騙，敵不過千真萬確的事實。蘇聯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好友，是中國民族解放的深切同情者。這一切在旦夕與蘇聯人民接觸的東三省―特別是哈爾濱的民眾們，比任何其他地方的中國民眾，都感到更為親切。所以當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特別加緊時，哈爾濱群眾，便首先以擁護蘇聯的直接行動來答複他們。”
哈爾濱的曆史就是這樣複雜，沙俄在這裏掠奪，白俄在這裏躲藏，紅色的布爾什維克在這裏鬥爭。這之後，蘇聯紅軍又出兵解放了這座城市。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蘇聯紅軍出兵東北，八月十八日晚七時，蘇軍第一批空降兵一百二十人在劄別林中校指揮下，在哈爾濱馬家溝機場著陸並占領機場。隨機到達的遠東第一方麵軍副參謀長謝拉霍夫少將在機場向日本關東軍參謀長秦彥三郎宣布了要求日軍實際投降的最後通牒。第二天，蘇聯紅軍進駐哈爾濱。在他們的軍管下哈爾濱市政府成立。
蘇軍大將別洛鮑羅多夫在他的回憶錄《突向哈爾濱》中記載，九月二日，遠東蘇軍總指揮蘇聯元帥華西列夫斯基飛抵哈爾濱。九月十六日，他受斯大林委托，在這裏舉行隆重的慶祝戰勝日本的閱兵式和群眾遊行。別洛鮑羅多夫回憶：“連孩子在內至少有三十萬．哈爾濱人出來參加遊行，也就是說，約占哈爾濱人人口的一半。商店櫃台上的紅布料出售一空。哈爾濱的街道上插滿了旗幟、巨幅標語和五彩的電燈。”“部隊過後，遊行就開始了。哈爾濱是個多民族的城市，除中國人和俄國人外，這裏還生活著許多朝鮮人、波蘭人、韃靼人、德國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他們全都穿著民族服裝，帶著孩子上街遊行來了，每個人都手執一麵紅色的小旗或一束鮮紅的石竹，場麵絢麗多彩，蔚為壯觀。人群川流不息地經過觀禮台，直到黃昏來臨，彩燈放射出絢麗的光彩。”
哈爾濱人民高興得過早了。 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反動勢力還在。人民政權很快被國民黨接收大員篡奪，共產黨轉入地下，哈爾濱的政治形勢紛紜複雜。蘇聯紅軍騎著高頭大馬在街頭巡邏，失魂落魄的日本俘虜整日哼著淒槍悲涼的歌，國民黨特務不時製造事端，中國人的臉上又掛起迷惘的神情。
當時指揮人民革命鬥爭的中心，是道裏區柳樹街五號大院，那棟鐵皮屋頂的米黃色二層小樓。這裏原為黑龍江省鐵路交涉局總辦和東省特別區市政管理局局長馬忠駿的官邸，這位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老先生拒絕與日本侵略者合作，前幾年就解甲歸田了，在市郊辦起“馬家花園”農場，引進蘇聯先進技術，用“火犁”（拖拉機）開地，請蘇聯技術員教他嫁接果樹。他自稱中國的米丘林。現在這棟小樓的主人是馬老先生的朋友，著名抗日將領，共產黨員李兆麟。這位以十四年抗日戰功和一曲《露營之歌》聲振全國的民族英雄，在蘇聯紅軍支持下，利用合法身份和國民黨反動勢力進行無畏鬥爭，成了他們的眼中釘。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李兆麟將軍被偽裝成抗聯遺孤的女特務孫格齡誘騙到離這座小樓一道之隔的水道街九號三樓一間民宅，遭到軍統局哈爾濱站的特務的殺害。蘇聯紅軍進行全城大搜捕，強烈要求國民黨接收當局嚴懲凶手。然而凶手早在他們的掩護下逃往內地。四月二十一日，蘇聯紅軍撤離哈爾濱。二十八日，東北民主聯軍進駐哈爾濱，受到七十五萬人民的熱烈歡迎，國民黨接收大員南逃，這一天宣告哈爾濱成為中國共產黨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
蘇聯紅軍撤退前，哈爾濱人民在火車站前和尼古拉教堂廣場修築了兩座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碑文是：
為中國的自由與獨立，在解放東北作戰中犧牲的蘇軍英雄們永垂不朽！
五十年代，這兩座紀念碑前經常擺放著鮮花，幾萬名蘇聯僑民還生活在這裏，蘇聯援建中國的一百五十六個重點建設項目，有十三項在哈爾濱，幾千名蘇聯專家來到這個他們十分喜愛的城市。他們逢年過節要來這裏獻花，而許多人忘不了到尼古拉大教堂去祈禱。柳樹街五號的那棟米黃色的二層小洋樓仍然是全市人民矚目的地方，那裏還是中蘇人民友好協會，經常舉行友好活動，出版了中國第一本介紹蘇聯的刊物《蘇聯介紹》還創辦了輔導全市人民學習俄語的月刊。和這棟小樓相鄰的水道街已改名為兆麟街，旁邊的道裏公園改名為兆麟公園。
那時哈爾濱最流行的歌曲是《莫斯科―北京》，哈爾濱上層人士第二官方語言是俄語，哈爾濱女孩子最愛穿的服裝是列寧裝，哈爾濱人最快樂的事情是參加鬆花江畔新建成的中蘇友誼宮的盛大周末舞會―在這裏許多中蘇兩國的青年相識並相愛。這個城市在新時代的陽光！；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迅速成為新中國垂要的工業基地。蘇聯朋友幫助建設的鍋爐廠、電機廠、汽輪機廠成為件，國的“動力之鄉”，所生產的水力、火力發電設備占全國的三分之一。蘇聯援建的其他企業也是全國同行業的排頭兵。
哈爾濱並不永遠是幸運兒，六十年代突變的國際政治風雲，使這裏從“背靠沙發”，變成“背靠鐵絲網”，經濟建設受到致命的傷害。備戰備荒，深挖洞，埋了一批企業；建設“大三線”，北廠南遷，垮了一批企業；建設“小三線”，工廠進山洞，扔了一批企業。當然遭受損失的絕非哈爾濱，據有關方麵統計，國家的“三線”建設總投資三千七百二十六點七二億元（不難想像這些資金可以為老百姓幹多少事情），為了那場“反修鬥爭”，我們付出了如此大的代價！
這個時候，蘇聯專家撤走了，蘇聯僑民嚇跑了，那棟米黃色的小洋樓前的“中蘇友好協會”的牌子也摘掉了，當然也沒人再到蘇軍紀念碑前獻鮮花了。“文革”爆發，使哈爾濱人認清了“曆史的恥辱”，他們用木板封閉了尼古拉廣場上蘇軍烈士紀念碑，本來還想封閉火車站的烈士碑，可終因它太高（三十四米）而作罷。憤怒的造反派費力氣地拆毀了尼古拉大教堂，頃刻間把它變成一炷衝天大火，照紅了半個哈爾濱的天空。這個舊址上，曾經建起一個正方的立柱體，上麵刻著林彪的“四個念念不忘”，終因市民的反對不得不拆除。人們念念不忘的還是尼古拉大教堂―他畢竟是一座很美的建築物。
造反派們也許是懾於某個指示，也許是天良未泯，沒有繼續去拆全市二十多座教堂，去毀這個城市眾多的古希臘、古羅馬式的建築，仿照文藝複興時代的巴羅克建築和彙集各種形式的“折衷主義”建築，還有那些帶有歐洲古典色彩的木結構建築小品。當然，任誰也毀不掉這個城市獨特的文化，如市民對音樂、舞蹈、美術的崇尚，對新穎別致服飾的追求；任誰也改變不了這個城市的風習，像灌溉一樣喝啤酒，吃像鍋蓋一樣大的麵包，每年合家到太陽島的草地上聚餐，冒著零下二三十度的嚴寒跳到冰窟窿裏遊泳；任誰也改變不了這個城市人民的口語，把市場叫“巴劄”，把連衣裙叫“布拉吉”，把水桶叫“維得羅”，把婦女叫“媽達姆”，把軍官叫“卡比旦”，把士兵叫“騷達子”，把麵包叫“黑列巴”，把啤酒叫“比瓦”……
七十年代末期的某一天，有人把釘在尼古拉廣場蘇聯紅軍紀念碑上的木板拆掉了，並把碑上的紅軍戰士的塑像油刷一新；又有人把火車站那個烈士紀念碑前的垃圾清掃了，接著在反法西斯勝利紀念日和十月革命節的時候，又有地方官員在這裏擺上了中斷多年後的一個花圈。
到了八十年代，隨著一個接一個蘇聯代表團來到這個城市，紀念碑前的花圈多了起來。不久友誼宮又裝飾一新，而且增建了東西兩翼，在歡迎老相識新朋友的酒會上有熱情的擁抱、令人落淚的肺腹之言。於是斯大林公園的長堤上來自莫斯科的朋友久久佇立；於是哈爾濱所有俄語學習班一律爆滿；於是迪斯科舞廳也回蕩著《卡秋莎》《紅莓花開》的旋律；於是早春時節街上流行毛呢長裙，和布拉戈維申斯克蘇聯婦女穿著一樣……
―列寧格勒的老戰士來信了，巴夫洛維奇在信中回憶說，他們榮獲紅旗勳章的近衛團，是從滿洲裏入境突進哈爾濱的，他們參加了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在哈爾濱的閱兵式。最近還活著的老戰士集會，他們想念哈爾濱人，想知道哈爾濱現在什麼樣子，並想得到幾張照片。哈爾濱市政府給他們寄上哈爾濱人民的問候和一本印製精美的《麵向未來的哈爾濱》大型畫冊。
―哈巴羅夫斯克苗條俏麗的時裝模特兒來了。省城的報紙是這樣報道的：“她們說：中國有句老話遠親不如近鄰，就這樣我們來了。我們說：相隔三十年，太久太久，我們早就應該走到一起了。僅僅四個蘇聯哈巴羅夫斯克的時裝模特，就在冰城激起了友誼的漣漪，人類太需要理解了……”
於是原柳樹街五號那棟米黃色的神秘小樓的新主人李根深―一位身材瘦高、額頭寬闊、帶黑邊眼鏡的學者，一次又一次接見來自莫斯科，來自那片世界上最寬廣的國土上任何一個地方的客人。他不用翻譯代勞也可以和他們自由交談。他對他們是熟悉的，五十年代他曾留學莫斯科，在莫洛托夫研究院這個人傑薈萃的地方專攻流體力學，並獲得副博士的學位。在那裏他曾用俄語向他的異國同學背誦《紅樓夢》裏“黛玉葬花”一節，竟使感情豐富的俄羅斯姑娘淚流滿麵。現在這位中國第一流的汽輪機專家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擔任這個城市的第一書記，和他的同事們在這座小樓裏指揮著這個全國第七大城市的改革和建設。他把選拔人才作為改變這個城市麵貌的突破口，他確定改革是這個城市的主旋律，他著力黨的建設，要求“黨要管黨，黨員要像黨員的樣子”，他召集這個城市眾多的專家學者研究製定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更多地考慮如何麵向東方，利用這個離蘇聯最近大城市的水陸空交通優勢和雄厚的工業實力，架起歐亞大陸橋，以恢複這個國際大都市的繁榮，為共和國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這位市委書記李根深和市長宮本言―一位有氣魄的改革家―一次一次地進北京向李鵬同誌彙報他們的設想，爭取中央和國務院的支持；他又親自乘船沿鬆花江而上，探查水路，製定方案，爭取中蘇早日水上通航；他又延聘哈爾濱船舶學院的兩位教授劉樹屏和劉國建擔任這個城市對外貿易部門的主要負責人；他又把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經濟係任教，精通俄語的馬英駿老先生的第八個公子馬驥請回家鄉，出任國際經濟技術公司副總經理。就在當年馬老先生的官邸，他對馬驥說：“先父是一位有愛國思想、有進步思想的地方官，為哈爾濱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我們請你回來就要發揮你的專長，在對蘇貿易方麵有所作為。”帶著特殊的使命，馬驥回到北京，到東直門冷清的北新街蘇聯駐華大使館拜訪自己的老朋友，接著他又飛向莫斯科……
這個城市的每塊石頭都能講許多關於中國和蘇聯的故事。
1、亞麻廠在淩晨爆炸
·俄國專家在廢墟前掩麵而泣
·斯大林說，要建一流的工廠
·赫魯曉夫為什麼發火
這是驚心動魂的時刻。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淩晨二時三十九分，哈爾濱亞麻廠發生了大爆炸．隨著一陣“轟隆隆”的巨響，蘑菇狀煙雲托著巨大的火球在亞麻廠騰空而起。頃刻間，梳麻、前紡、準備三個車間的一萬三千平方米廠房，變成一片被濃煙烈火包圍的廢墟。
爆炸是從貫穿這個車間的一千五百七十平方米的粉塵通道開始的。含有亞麻纖維粉塵微粒的空氣在一瞬間完成了燃燒、膨脹、爆炸的反應，產生了原子彈爆發般的威力，一尺厚的水泥蓋被擊碎，手指般粗的鋼筋和水泥磚鑄的牆壁被炸得變形倒塌，十幾噸重的機器被拋向空中，強大的氣浪把鋸齒型房蓋的玻璃捏成碎渣，連同窗框飛到百米之外。從地下衝出的火球，在車間騰飛滾動，把一切可燃物質點著。頃刻間，正上夜班的四百七十七名工人陷身一片火海。亞洲最大的，被稱為中國紡織工業明珠的哈爾濱亞麻廠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在這場災難中一百八十一名工人受傷，五十八名年輕的工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多數是紡織女工。
大爆炸一個月後的四月十七日．兩位身穿呢大衣的外國人急匆匆地走向大爆炸現場，展現在他們眼前的是一片悲慘的景象。昔日被綠樹花叢環抱的廠區變成一片殘垣斷壁，已經熄滅的大火化成白色的霧氣，在這片死氣沉沉的廢墟上彌漫。東倒西歪的機器殘骸上閃著冰冷的光，上麵還飄蕩著未燒盡的麻線……這兩位外國人緊皺眉頭，顯出痛苦的表情，不一會兒，他們眼圈紅了，又湧出了淚水，順著臉頰滴落下來。那位身材魁梧有五十歲模樣的，臉抽搐著，強忍著不哭出聲來。他是蘇聯機械進出口公司的處長馬爾采夫，那一位是工程師波依諾維奇。他們是專程趕來研究如何幫助亞麻廠恢複生產的。馬爾采夫對身旁陪同他的廠副總工程師程際千說：“哈爾濱亞麻廠在我們心目中，已成為了蘇中友好的象征。這裏的一切都是蘇中共同建設起來的，我對它有特殊的感情，看到它毀成這個樣子，我難過極了……”他說不下去了，掏出手帕擦拭著臉上的淚。在場的中國同誌也忍不住掉下眼淚。
馬爾采夫的眼淚深深打動了程際千的心，作為亞麻廠的開創者之一，他理解蘇聯同誌的感情。亞麻廠的確是中蘇友好的象征，它是蘇聯援建中國的第一座工廠，從設計到施工，從安裝到調試、到管理以及科室的設立、各種管理製度的建立，都是由蘇聯引進的。這裏的一草一木都飽含著他們對中國人民的深厚感情。
程際千副總告訴我，有人把亞麻廠也算做“一五”期間蘇聯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項之一，其實它的建設要早得多。一九四八年雖然東北已經解放，但關內還是炮聲隆隆，哈爾濱作為共產黨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擔負著支援前線和保證整個東北地區物資供應任務。當時東北人民的穿衣保暖是個十分棘手的問題，關內還未打通，南方的棉花運不進東北。東北人民政府隻得向蘇聯求援，蘇聯政府當時馬上表示，可以幫助我國上一個大型亞麻項目，用麻代棉，同樣可以解決穿衣問題。黑龍江是全國最大的亞麻產地，日本占領時建立了幾個加工廠，瘋狂掠奪我們的原料。這回可以用這些原料為自己生產。這個意見彙報到莫斯科的克裏姆林宮，斯大林當即批示：要派第一流的專家為中國設計建設出第一流的工廠。接著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集中到莫斯科國家輕工業部，組成了以當時蘇聯紡織工業最高的領導人紡織局長茹科夫為首的哈爾濱亞麻廠蘇聯專家團，一百八十名專家中有搞設計的、搞土建的、搞安裝的、搞調試的、搞企管的，甚至還包括幫助我們操作紡機的高級工人。這支配套成龍的專家隊伍，或從莫斯科直飛北京哈爾濱或坐西伯利大鐵路的火車到滿洲裏，再轉乘中國火車，到哈爾濱，一路風塵，陸續開進中國哈爾濱東南的一片荒原上，與中國工人階級風餐露宿，艱苦奮鬥，用雙手托起一座紡織城。建設的速度是驚人的：一九四九年開始勘查設計，一九五〇年二月一日破土動工，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這座占地六十八萬平方米，建築麵積十七點六萬平方米，年產一百九十萬平方米亞麻布的大型亞麻紡織企業正式投產。
程總說，亞麻廠的建設確實達到了斯大林要求的一流專家設計建設一流工廠的水平。在建設過程中，茹科夫坐陣哈爾濱，各方麵專家努力工作，工廠的全部設計精心合理。無論是廠房，家屬區，還是綠化帶，都透出一種秀美、流暢的韻律，直到現在，一些建築專家考察亞麻廠的建築時，還是稱讚不已。說著，他透過辦公室的窗子向我指點著廠部辦公樓，那帶飛簷的大屋頂是吸收了中國民族建築的特色，棱簷下有一條凹進去的溝，為垂直的牆麵增加了層次，樓體的淡黃色正是亞麻的顏色，使工廠的整個色調和諧。辦公樓和車間相連接的是用一個帶浮雕裝飾的圓門，是模仿巴黎的凱旋門……。他津津樂道，頗富感情色彩。程老總還告訴我，亞麻廠的建成推動了整個紡織工業的發展。當時中國紡織工業是草創時期，民族工業留下的一些紡織廠破爛不堪，辦新型的紡織廠我們沒有經驗。哈爾濱亞麻廠建成後，整個圖紙、管理製度（包括一長製），全部被拿到中央紡織部，然後照著亞麻廠的樣子，在“一五”和“二五”期間又建設了一批大型紡織廠。當年建設的任何一個大型紡織廠，都可以看出亞麻廠的影子來。“全盤蘇化”固不足取，可當時的情況下我們隻能“照著葫蘆畫瓢”。有人教和沒有人教是不一樣的。不管後來中蘇關係怎麼樣，當時他們還是真心實意地幫助我們的。回顧這段曆史，還真該感謝“老大哥”呢！
程際千這位在哈爾濱亞麻廠奮鬥了三十七年的紡織機械專家，操著他的無錫普通話講得蠻有興致，而且瀟灑自如，無拘無束―就像他的穿著一樣：頭戴夏伯陽式的深棕色船型皮帽，身穿黑色的皮夾克和石磨藍的牛仔褲，腳上是一雙黑色條絨棉鞋。他說：“當年我們和蘇聯專家的關係蠻好，他們和我們一樣在工地上滾打，組織紀律很嚴，幹活很像樣子。下了班就換上西裝，臉刮得黢青，去參加舞會，他們很喜歡和中國姑娘跳舞。當時許多中國幹部和工人都學俄語，以便學習他們的經驗和技術。他們也真心實意教我們，不長時間都把我們帶起來了。蘇聯專家很熱愛哈爾濱這個城市，他們說在這兒生活和在家一樣，夏天到鬆花江遊泳，到太陽島上野餐，冬天可以到工廠滑冰場，玩個盡興，還可以教中國工人打冰球。他們願意吃的大麵包和利道斯香腸，在蘇聯人辦的秋林公司能買到，信奉天主教的還能上尼古拉大教堂。許多蘇聯專家的夫人在哈爾濱住得很習慣。當時專家組長蘇可夫的夫人來哈爾濱探親，她懷了孕，蘇可夫給未來的孩子起名叫‘哈爾濱尼茨’（哈爾濱人）。這個孩子現在該有三十多歲了。我到蘇聯訪問時曾打聽過蘇可夫和他的孩子的下落，卻沒有找到。”
對此，程老總流露出幾分遺憾的神情。接著，他給我講了赫魯曉夫視察亞麻廠的故事―
一九五四年秋天的一個上午，兩輛小轎車開進工廠大院，蘇聯專家組長巴切科遼夫跑下樓來迎接，他沒有想到走下來的竟是赫魯曉夫，後麵還跟著布爾加寧和米高揚。赫魯曉夫一見麵就大罵巴切科遼夫的胡子為什麼這麼長！他氣衝衝地走進專家辦公室，邊聽彙報，邊讓人找火柴，要燒掉他的胡子。蘇聯人很講究儀表，不刮胡子是對別人的不尊重。巴切科遼夫這幾天太忙忘了刮胡子，再說他沒有想到赫魯曉夫要來。赫魯曉夫又到工廠轉了一圈，當走到院子裏又發火了，問圍牆是誰設計的，說中國這麼缺鋼材，為什麼用這麼好的鋼條做圍牆柵欄，專家嚇得不敢吱聲。不一會兒，赫魯曉夫坐上汽車走了。
．對於赫魯曉夫這次訪問，鮮為人知，我請亞麻廠廠史辦的同誌查一下，他們答複，這次訪問肯定有，但檔案材料蕩然無存。是啊，在過去的那個年代，誰敢留存關於赫魯曉夫的材料？
我查閱了當年的報紙，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到十月十二日赫魯曉夫確實在中國，他是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身份來中國參加五周年國慶的，隨行的有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布爾加寧、副主席米高揚。他們參加了九月三十日的慶祝大會，赫魯曉夫還發表了熱情奔放的講話。第二天，他們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隆重的閱兵儀式。赫魯曉夫站在毛主席身邊，還戴著他經常戴的那頂灰色的軟氈帽。這次訪問是有實際成果的。蘇聯代表團代表蘇聯政府宣布：一、蘇聯紅軍從旅順港撤退，交還中國管理；二、蘇聯在中國的各股份公司交中國管理；三、贈送機器和設備，幫助中國組織大型國營農場。臨行前，他在機場發表了熱情的講話。
赫魯曉夫是個引人注目的曆史人物，一向毀譽不一，在中國有人尊他為中國人的好朋友，也有人貶他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對赫魯曉夫的再認識正在蘇聯興起。看來，隻要想進行改革，就不能不承認這個人物的存在，承認他在蘇聯曆史和國際共運史上留下的印記。在他的全部活動中具有核心意義的是個人崇拜問題。他破除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又製造了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中國黨對赫魯曉夫的反感，大概始於蘇共二十大人他批判了斯大林，而毛澤東不想丟掉斯大林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兩把刀子”，於是中蘇兩黨的矛盾由兩個大人物的矛盾而加深。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蘇共中央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將蘇中兩黨的爭論公開於全世界。中國共產黨連續發表九篇評論文章，公開批判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這就是現代青年不知為何物的“九評”和中蘇公開大論戰。曆史是複雜的，由後人慢慢評說。對赫魯曉夫這樣的複雜人物，還不能蓋棺定論。“禿頭頂不住羊毫筆”的詩句盡管膾炙人口，但也未必公允。
一九五七年蘇聯專家從亞麻廠撤走了，以後若幹年程老總和他們的聯係隻能從他們的報刊上收集到俄文技術資料。二十多年後的一九七九年，國家經委召開的一個座談會又把亞麻廠和蘇聯聯係起來。程老總可能和蘇聯人有特殊的緣份，他和總工程師陸躍雲參加了這個會。國家經委的同誌轉達了蘇聯駐華使館官員的原話：“我們可以幫助中國改造一批由蘇聯在中國援建的民用工廠。”後來國家經委和省裏商定把哈爾濱亞麻廠作為蘇聯幫助改造的對象。接著，陸總和程總又參加了蘇聯駐中國大使館舉行的“蘇聯輕工紡織機械設備樣品展覽會”，就是在這個規模不大意義非常的展覽會上，他們邂逅了蘇聯機械進出口公司管輕工機械的風度翩翩的處長馬爾采夫，並決定訂購蘇聯二十台片梭織機和十二台紡紗機。這之後，馬爾采夫來到亞麻廠參觀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對程總說：“沒想到你們還用我們早已淘汰的機器生產這麼高質量的亞麻布，中國工人階級了不起！”當然馬爾采夫也對這個還保留許多俄式建築，人們的生活中還帶有許多俄羅斯風情的工廠和城市格外垂青。他請廠裏的同誌在哈爾濱各個有特色的地方照了許多像，他說帶回去要給那些來過哈爾濱又十分懷念這裏的老朋友看一看。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幹群眾大會上講話時說：蘇聯不否認在中國存在著社會主義製度；不支持兩個中國的概念；蘇聯對中國沒有任何領土要求……。兩天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我們注意到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幹發表的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在中蘇兩國關係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陸總、程總隨中國紡織機械考察團登上了北京―莫斯科的伊爾62型飛機。蘇聯有關方麵的這次邀請，就是勃列日涅夫講話之後，蘇聯願意和中國改善關係的“實際行動”。飛機起飛兩個小時，他們已飛越了蒙古人民共和國，航行在蘇聯上空了。憑舷俯瞰，西伯利亞崇山峻嶺蜿蜒起伏，茂密的森林鬱鬱蔥蔥。當座機飛臨波光粼粼的湖麵時，航空小姐告訴他們，這是世界上最深的貝加爾湖。從九千米高空向下俯視，偌大的貝加爾湖竟像狹長的溪水一潭。機艙內的空氣十分宜人，可以容納一百六十人的座位隻坐了三十幾個人。據說，這是我國民航國際航線最空閑的航線，但莫斯科和北京畢竟有了來往。
中國紡織機械代表團訪問了列寧格勒。涅瓦河平靜的水麵在燦爛的陽光下，發出耀眼的銀光，既古老又年輕的列寧格勒，安詳地臥在碧綠森林的懷抱之中。這個集聚了歐洲文化珍寶的城市，這個十月革命的發祥地，讓他們流連忘返。金碧輝煌的冬宮、英武的青銅騎士雕像、宏大神奇的伊薩基輔大教堂，都給他們留下強烈的印象，但是最使他們震驚的是列寧格勒和後來他們參觀的奧爾沙的亞麻紡織廠。無論從亞麻織物的產量、質量，還是從技術、設備、自動化程度，蘇聯都堪稱世界亞麻王國。在他們參觀過的工廠裏所有機械設備都是相當先進，絕非人們想像的那樣“傻大黑粗”；他們又以行家的苛刻仔細檢查了蘇聯將向中國出口的亞麻設備，結果完全符合要求，當即決定發往中國。在這裏他們不僅感到溫暖，而且看到了真誠。談判桌上還要打些官腔，而在酒桌上都是肺腑之言。蘇聯的工廠領導和技術專家對他們說：“不管上麵怎麼樣，咱們下麵要好，我們要給你們最好的機器，價錢也是最便宜的！”
一九八四年初，蘇聯的設備陸續到貨，亞麻廠馬上投入安裝，到當年九月，全部安裝調試完畢，投入生產後，效益大幅度上升。工廠當即決斷，主要用蘇聯設備對亞麻廠進行全麵技術改造。定貨單從北京飛到莫斯科。
就在這樣的時刻，大爆炸發生了。陸躍雲和程際千兩位年近六旬的老專家竟痛心地哭了。幾天以後，他們憂心忡仲又心急如火地登上哈爾濱去北京的18次列車。現在設備被嚴重破壞了，向蘇聯定貨的設備能否提前到貨，是他們最焦慮的。工廠要恢複生產，就等著這些設備了，不管莫斯科相信不相信眼淚！其實莫斯科已經知道哈爾濱亞麻廠發生的事情，中國為數不多的訂戶已經在《真理報》上看到蘇聯政府感情真摯的慰問電―亞麻廠畢竟是他們幫助建設的。可惜我們的報紙上沒有發表這條十分重要的信息。
陸、程兩位老總趕到北京時，從莫斯科專程趕來的馬爾采夫和波伊諾維奇正等著他們呢。握手是有力的，馬爾采夫急切詢問爆炸的原因和情況。程老總告訴他，原因正在調查中，設備嚴重破壞，死傷了許多工人。馬爾采夫聽後動了容，顯得十分沉痛。
“請告訴我，你們恢複生產最需要什麼？”馬爾采夫問得很誠懇。
“梳麻、前紡兩個車間破壞最嚴重，工廠目前最需要的是節梳機，我們要八台。”兩位老總也沒客氣。
“好，我馬上給莫斯科發電傳！”馬爾采夫他們轉身走了。沒想到他們給蘇聯出了難題。蘇聯隻有一家工廠生產節梳機，不可能短時間裏生產出八台，剛剛生產的四台已被一家紡織廠運走了。蘇聯國家輕工業部部長當即決定，把運到這家紡織廠的四台機器追回，重新包裝，轉運中國哈爾濱！馬爾采夫又向蘇聯發出電傳，哈爾濱還需要四十八台精梳機，可是這種機器蘇聯已不生產了。輕工業部又下達了指令，為援助中國，原廠家重新組織生產，按時交貨。這雪中送炭，先人後己的精神，使兩位老總熱淚盈眶。亞麻廠的幹部工人得到消息，慨歎：“蘇聯老大哥，真夠哥們意思！”
幾天後，馬爾采夫又來找兩位老總，鄭重地向他們宣布蘇聯政府的三條決定（與此同時蘇聯駐華使館的官員也在邀見中國經貿部的一位副部長，向他宣布三條決定）：一、政府派一個專家組，到亞麻廠幫助技術改造，進行無償服務；二、隻要是亞麻廠需要的，要什麼給什麼，合同上有的按廠家要求的時間提前供貨，合同上沒有的隻要工廠需要，蘇聯也全力滿足；三、贈送給哈爾濱亞麻廠一百萬盧布，幫助其恢複生產。這突如其來的好消息使他們手足無措，他們首先表示感謝，但如何答複要請示上級。
“我個人認為應該接受這筆贈款！”工人出身的紡織工業部部長吳文英很爽快。她馬上向國務院領導請示，很快得到答複；可以接受蘇聯政府的三條決定。據說，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因為一個工廠受災而接受外國捐助。
一個泱泱大國，而且是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決不接受外國的捐助，這仿佛成了一個定律，連唐山大地震都不肯接受世界各國的捐助。現在我們終於明白了：接受別人幫助並不丟臉。在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可能需要別國的援助，也可能援助別國。老死不相往來，萬事不求人，是封建愚昧的表現，這方麵我們是吃過苦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