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二日，兩位總工向馬爾采夫道別，再次向他和蘇聯政府表示感謝。馬爾采夫似乎意猶未盡他試探著問：“你們對我們還有什麼安排沒有？”程際千心領神會，他們是想到工廠看一看，又不便說出。隨後，兩位老總又向吳文英部長請示，當然得到批準，他們馬上又找到馬爾采夫一行，對他們說：“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歡迎你們到哈爾濱亞麻廠看一看！”馬爾采夫一聽，大為高興，也十分感動，“你們真把我們當朋友了！”他拍著程際千的肩膀說。“我們本來就是朋友……嘛！”程老總沒有說出本想說的“同誌”兩個字。
當然馬爾采夫也要請示莫斯科，他很快得到答複。他和波依諾維奇終於登上了北京到哈爾濱的17次列車。他們終於站在亞麻廠大爆炸的廢墟旁灑下一把真誠同情的淚。
在亞麻廠的那些日子裏，馬爾采夫也熬紅了眼睛，他和工廠的技術人員一起探討爆炸原因。他說一九七二年蘇聯也發生過兩起亞麻粉塵大爆炸，他認為可能是靜電引起的，他建議蘇中合作一起研究防爆問題，還可請瑞士專家參加，他們在這方麵很有見地。他了解到亞麻廠要發展生產還缺少一台聯合漂白機，這是保證產品質量的關鍵設備，但工廠拿不出這筆巨款，馬爾采夫當場表示，無償贈送給亞麻廠的那一百萬盧布正好夠這套聯合設備的價款，如果你們自己解決一台，要花幾百萬美元的外彙……
現在這套設備就安裝在亞麻廠新建的大廠房裏，程際千同誌帶著我爬上這座九十米長五米高由一百多噸高級合金鋼製作的龐然大物，正好看到一位專程趕來的蘇聯專家領著在蘇聯培訓六名中國助手，對機器進行調試。程老總說，這套設備馬上要投產，亞麻廠如虎添翼了！
程際千同誌一直把我送到廠門口，站在那裏他打著手勢又用他那無錫普通話對我說了許多：“用蘇聯的設備對我們進行技術改造，經濟效益上還是合算的，在很多方麵不一定比日本、西德落後。”
程老總的意見和黑龍江省西伯利亞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徐景學的意見相同。後者在《發展對蘇聯東歐經貿的斷想》一文中說：“哈爾濱亞麻廠的改造，主要是同蘇聯、羅馬尼亞合作進行的，一九七九年―一九八四年共引進八十六台紡織設備。因為蘇聯的紡織工藝、設備屬先進的，有些是國際一流水平的，其價格比西歐、美、日便宜，有的紡織機價格隻是英國的百分之二十。亞麻廠改造取得好的成效，大大提高了出口創彙能力。還有一個有利條件，我們從蘇聯東歐引進技術、設備，采用記帳貿易形式，不動用現彙，以貨易貨的辦法，解決了我們外彙短缺的困難。因此，那種一概把蘇聯東歐的技術設備斥之為質次價高的偏見，一談引進技術設備就跑到美國、日本的作法，是不利於我國對外開放方針的全麵貫徹的。”
中國的開放是全方位的，向西方，也向東方。老朋友蘇聯沒有忘記我們，我們也不會忘記他們。
2、作家和他的俄裔妻子
·邂逅在學俄語的課堂
·也和蘇俄文學結緣
·相聚在鬆花江畔
不知是命運的安排，還是自然力的驅使，他竟壯著膽子和她坐在一張課桌旁，心咚咚地跳著，自己都能聽到。作為一名軍人是應該目不斜視的，可他還忍不住看了她一眼。她笑了，而他卻羞紅了臉。她太美了，深褐色的大眼睛，挺直的鼻梁，白晰的麵容，高挑的身材，一切都透著讓人激動的青春氣息。
“謝樹，請你把這個句子翻譯成俄文。”教員沙爾尼闊夫提間他了。
“是！”他立正站起，挺直胸膛，大聲地朗讀著，像喊口令的軍人。俄文補習班的學員都笑起來。
“我說得不對嗎？”謝樹坐下來，問同桌的姑娘，“你說的是中國俄語！’，姑娘嗔怪地說。
從此，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大校刊編輯，一個年輕英俊的軍官謝樹，成了她―齊齊哈爾市公安局管外僑的科員宋穎的學生。她的俄語說得比他好多了，因為她的媽媽是蘇聯人托莫卓娃，媽媽管她叫瓦蓮吉娜。
從此，他成了北方古城齊齊哈爾市幽靜的閑善胡同養奶牛的蘇聯老太太家的常客。她找瓦蓮吉娜學俄語，托莫卓娃請他喝茶，吃一種叫“別列斯克”的油炸包，並認識了瓦蓮吉娜的妹妹、弟弟，那幾個可愛的“二毛子”孩子。當然最讓他尊敬的還是瓦蓮吉娜的父親，那個開麵包鋪的山東漢子。他是個貧窮的農民，因生活所迫，他隨著千百萬精壯的漢子輾轉奔波，下關東跑崴子（海參崴）。在哈巴羅夫斯克落腳。那是個好地方，資源豐富，又缺勞動力。他先打短工，後在麵包鋪學徒，這時認識了西伯利亞農民的女兒，漂亮熱情的托莫卓娃。當地的俄國姑娘都願嫁給中國男人，他們能吃苦會幹活，不酗酒，不打女人。他們結合後生活雖不富足卻很快樂，又有了幾個活蹦亂跳的孩子。這位山東漢子還是惦念祖國。抗戰勝利後，他領著全家越過黑龍江，在這裏落了腳，還幹他烤麵包的本行。他烤的麵包又大又軟又香又甜，中國人也願意吃。俄國妻子養了幾條奶牛，牛奶除供自己全家喝，還出售一部分。這個家庭通用兩種語言，和爸爸說話，用中國山東話；和媽媽說話用俄語。鄰居們很喜歡勤快熱情的托莫卓娃，特別喜歡聽她說山東話（不知道讀者注意到沒有，許多蘇聯翻譯說中國話都有山東味，因為他們的祖師多為山東漢）。中國的山水和俄國的麵包，使他們的幾個孩子驚人地聰明和美麗。因為大女兒瓦蓮吉娜俄語好，她很早就參加了工作。
一九五三年九月四日，謝樹和瓦蓮吉娜結婚，他們在軍營中安了一個小窩，結果成了年輕的軍官們常去的地方。他們喜歡吃瓦蓮吉娜做的酸黃瓜和俄式點心，更願意聽她唱的俄羅斯民歌。三年之後謝樹轉業到黑龍江日報副刊當編輯，她也調到黑龍江省政府交際處當幹部。交際處是接待外賓的部門，當時的外賓主要是蘇聯朋友，她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我在哈爾濱道裏區紅霞街的一間寬敞的寓所裏見到了作家謝樹和他的夫人。這條街曾是俄僑比較集中的地方，至今還遺有幾棟木結構的房子。無情的歲月染白了他的頭發，英武之氣隻留在牆上那穿大尉軍裝的照片裏，而她還能看得出年輕時的風采，言談舉止中還顯示出俄國婦女高雅的氣質―盡管她已當了祖母。
“我和宋穎（他習慣叫妻子中國名）結合的同時，也和蘇俄文學結緣。”謝樹對我說。“我在北京讀中學的時候就喜歡文學，也看過幾本蘇聯小說。和宋穎結婚之後，就掉到蘇聯書堆裏，我們倆的書放在一起簡直能開個小圖書館了。我們倆一起看，看完還討論。因為她懂俄語，對作品理解得深，還常向我介紹俄國的風土人情。蘇俄文學真是一個大寶庫，大作家太多，好作品太多，一輩子也讀不完。我們那個時代，哪個進步青年不讀蘇聯的小說？我們那一代作家受蘇聯文學影響最大，可以說蘇俄文學養育了我們那一代。”他告訴我，他喜歡屠格涅夫的《羅亭》《父與子》，果戈裏的《死魂靈》，普希金的《驛站長》《上尉的女兒》，她愛讀托爾斯泰、西蒙諾夫、肖洛霍夫的作品，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他甚至可以背下許多段落，他向我熟練地用俄語說著書的名字，主人公的名字。他竟用俄語為我背誦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於人隻有一次。人生應該這樣度過：每當回首往事的時候，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我激動了，和他一起吟誦起來。我記得青少年時，我曾把這句話寫在日記的扉頁上，在團會上滿懷激情地背誦。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誰沒有這樣的經曆？
每一個熱愛蘇俄文學的人都不會忘記高爾基的話：“試比較一下西方文學史和俄國文學史，就可以得出這個不可動搖的結論：沒有一個國家像俄國那樣在不到百年的時間出現過燦若星群的偉大名字。”當然我們也會想起魯迅先生的話：“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裏麵，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紮……從文學裏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從現在看來，這是誰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時，卻是一個大發見，正不亞於古人的發見了火的可以照暗煮東西。”也許是政治鬥爭的需要，六十年代開始我們對蘇聯文學進行日益嚴密的封鎖和粗暴的批判，連肖洛霍夫不知怎麼也得罪了中國人―成了口誅筆伐的對象。我聽說一個老貧農激憤地說：蘇聯有個姓肖的不讓我們開墾土地，我們決不簽應！”這大概是指斥《被開墾的處女地》。文學是人類文明的結晶，無論否定哪一個國家的文學都是對人類進步的否定。用國家關係好壞來褒貶文學是無知，也是愚蠢的。
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謅。也許因為謝樹背會了許多蘇聯小說，他也技癢動手寫起來。部隊指導員批評他“小布爾喬亞”的情感，他隻能把自己的作品寫在一個小本子上，宋穎是他唯一的讀者。後來他鼓起勇氣，就象第一次鬥膽坐到宋穎的身旁那樣把稿子投給東北的《文學戰線》、黑龍江的《黑龍江文藝》，竟也變成了鉛字。從此一發而不可收，一九五六年他發表在《北方文學》上的《金星筆的秘密》，《野菊花》，引起文學界的注意。當他轉業到省報時，已是省內小有名氣的作家。六十年代的初期，是謝樹創作的高峰，他在繁忙的編務工作的同時，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義學》等重要報刊上發表了近百篇散文，先後出版《雪蓮》、《槐花冠》、《冰燈虹影》等三本散文集，他以清新的文筆，奇妙的構思和醇厚的黑龍江鄉土味在眾多散文家中獨樹一幟。他擁有相當多的讀者。坦白地說，我在中學時代就背過他的散文，竟還在自己的作文中整段整段抄過那些優美的文筆，無非想讓老師多畫幾條紅線。謝樹是個多產作家，他書架上還有自己的三個短篇小說集和四部長篇小說。去年他和以《雁飛寒北》斐聲文壇的作家林予合作的長篇小說《有情人難成眷屬》，成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暢銷書。
讀謝樹的散文你會感到一種舒展、流暢、和諧的美，最使我讚歎的是他巧妙地掩蓋了自己的苦悶、陰鬱和蒼涼的情感。用他的話來說，那些年我的日子不好過。他長期主持省報副刊的工作，卻沒有一個名正言順的職務；十七級的幹部聽報告，可十六級的他常不被通知……一切不公正待遇的原因就在於他娶了有二分之一俄國血統的妻子。既然俄國成了修正主義，俄國人就不能不是鬥爭的對象，包括他（她）們的親屬在內。那是一個極“左”思想猖撅年代的邏輯。他在大會小會上表示劃清界限，處處嚴格要求自己，生怕惹出什麼麻煩。政治上打入“另冊”，他要在業務上站住腳。他拚命地寫著，想以此“贖罪”，排解心頭的塊壘。然而寫作僅給他帶更來大的災難。“文革”中他是黑龍江報社第一個被揪出來的“黑幫”，罪名是“反動文人”和“蘇修特務”。造反派逐篇翻檢他的文章，尋找新的罪證。他在一篇散文中引用了陸遊詞中的“東風惡，歡情薄”一句，造反派說他反對毛主席，因為毛主席說東風壓倒西風，你卻說“東風惡”，這不是猖狂反對嗎？造反派又找到一篇他發表在齊齊哈爾報上的小通訊，記述蘇聯邊防軍如何搭救一個在風雪中迷路的中國小女孩，結果被定為為蘇修評功擺好的罪行。謝樹有口難辯，在牛棚裏蹲了兩年，隨時接受革命群眾的批判。最後對他的處理是，下放到雙城縣小於家窩棚這窮屯子，強令他在這裏“重新做人”。因過度勞累和營養不良，他得了肺結核，差點成為村頭墳裏的新鬼。
好歹熬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被落實政策，在黑龍江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當了個副主任。從大尉晉升為“少校”，二十三年了，他正要施展驥才，大紅的離休證把他送回家，從此成了名副其實的“坐家”了。
“我知道謝樹為我吃了不少苦，可我的日子更難過。”宋穎說著，眼圈都紅了。若不是謝樹是我的老朋友，是我管的那張報紙的老作者，她是不願意提起往事的（她謝絕過一位知名女作家的采訪）。無論怎麼說謝樹還是“進步”了，而她卻是節節“退步”，直接地折射出中蘇關係惡化的節律：省政府交際處幹部―市商業局人事科科員―市蔬菜公司技術科科員―市商業幼兒園會計。這時，她趕上了“文革”，“理”所當然地與謝樹一樣被揪被關，扔下家裏三個不懂事的孩子。在批鬥會上，幼兒園的阿姨們要她交待和蘇修的關係，她義正辭嚴：“我是中國人，和蘇修沒有任何聯係！我沒有什麼可以交待的。”她保持了俄羅斯婦女可貴的堅韌像“十二月黨人”的妻子陪著被流放的丈夫走過風雪迷漫的西伯利亞荒野那樣，她和謝樹一起度過了那黑暗的年月。她和她的一家同哈爾濱幾萬個與蘇聯有血緣親屬關係的市民一樣蒙受了屈辱。他們一家還算不上是最悲慘的……
最難忍受的還是母親和弟弟的出走。一九六二年，中國陷入人禍天災的煎熬。吃慣了牛奶和麵包的托莫卓娃忍受不了饑餓和比饑餓還難忍的歧視，終於和躺在病床上的山東漢子、兩個寶貝女兒吻別，帶著正在哈爾濱念中學的兒子宋長林走了。她留下話說：“等日子好過了，再回來！”她們娘倆回到伊爾庫茨克，日子也並不好過，被安排到農村幹伐木這樣的重活。他們惦念這裏的親人，開始每月給他們寄肥肉、寄白糖，後來漸漸失去聯係。病榻上的父親經受不住絕情的打擊，終於死去，臨死還叨念著：“不知他們娘倆怎麼樣了。我對不起他們！”
一九七九年，宋穎突然收到弟弟的來信，她知道媽媽還活著，弟弟從莫斯科飲食技術學校畢業，現在哈巴羅夫斯克國際飯店當餐廳主任。
一九八一年國慶節，七十多歲的托莫卓娃在兒子宋長林的陪同下，越過重重關山來中國哈爾濱看女兒。這位白發蒼蒼的老太太的心，一半在蘇聯，一半在中國。當時中蘇關係還處於微妙變化階段，她是哈巴羅夫斯克第一個到中國探親的，全市的華僑都到車站送行。她們中有當年下關東跑崴子的山東漢的後代；也有在中國十年動亂之際，因某種原因從黑龍江那邊跑過來的。盡管境遇不同，地位各異，可是他們都日夜掛念著家鄉，希望祖國強盛，希望中蘇友好。他們長期生活在與祖國對峙的異國，還不知道祖國已發生巨大的變化。聽人說，中國還很窮困，托莫卓娃和兒子帶了幾十公斤的麵包、糖和幾十米的白布。一過滿洲裏才知道中國大變樣了，啥都有，甚至比蘇聯還豐富。
這是二十年後的大團圓，托莫卓娃和兩個女兒抱在一起，哭作一團。分別太久，思念太深，任何語言都無法表達他們悲歡離合的心情。
老太太挨個兒親吻從未見過麵的外孫和外孫女，連連用她還記得起的山東話說：“好孩子！好孩子！”老太太抱著丈夫的骨灰盒泣不成聲，聲聲呼喚：“老宋嗬，我回來看你了！二十多年了，我天天想你啊！我對不起你啊……”孩子們都跟著他掉淚。她非要去山東老家，按著中國人的習慣為丈夫安葬，她說，這是我回來最主要的心願。女兒們勸阻了她，代她了卻了心願。托莫卓娃為丈夫立了碑，她一再叮囑女兒在丈夫的墳頭多替她燒點黃紙。她說著又哭了：“我欠他的帳太多了！”這位山東漢子如果在天有靈，定會原諒自己俄國妻子。畢竟她不應該承擔曆史的過失。她也是無辜的。
三個月後，母親和弟弟要回國了，宋穎和妹妹宋秋菊為他們提了十四個大皮箱，裏麵裝著華貴的毛皮大衣、呢子大衣、皮夾克、毛線衣……從哈巴羅夫斯克一下火車，托莫卓娃和宋成林就成了最受歡迎的人。“中國真正變了！”華僑們興奮得淚流滿麵，有的當即給國內親人寫信，有的忙著準備回國探親。宋長林更是身價倍增，他不僅成了發布中國最新消息的權威人士，還學會了烹調中國菜。他向國際旅行社的領導建議，辦一個最受歡迎的中國餐館。
托莫卓娃人雖回到了哈巴羅夫斯克，心卻留在了哈爾濱。過了不幾個月，她又催促兒子要再次探親。兒媳婦劉達跟著攛掇，終於說服了整天在飯店忙乎的宋長林。一九八三年金秋。他們仁人 起來到中國，先遊覽了北京，又來到哈爾濱。外孫和外孫女們擔起了導遊的責任，他們攙扶著外婆在鬆花江畔度過許多時光。老太太披著毛線大披肩，坐在長椅上，指著江上來來往往的船舶，對孩子們說：“從這兒坐船，一直可以開到哈巴羅夫斯克，那兒江邊也很美！”孩子們說，等中蘇通航了，一定坐船到姥姥家去。晚上全家都在電視機前度過。老太太說中國電視比蘇聯有意思。那些日子．電視台正放電視劇《西遊記》，看得宋長林的蘇聯妻子劉達目瞪口呆，盡管她在電台工作。一直到電視台放完這個電視連續劇，她們才回哈巴斯夫斯克。
回去不久，托莫卓娃以八十高壽安洋地去世了。她沒有留下什麼遺憾。她的兩個女兒有些後悔，早知道該多留她些日子。老太太的外孫外孫女們哭了，“姥姥沒有等到哈爾濱和哈巴羅夫斯克的通航！”
托莫卓娃應該欣慰，中蘇和解比他們想象的還要快，盡管外交官在來往中還有些矜持，可老百姓的友好往來已十分坦率了。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宋穎又去蘇聯探親，弟弟趕到後貝加爾車站接她。大概是因為她的血管裏流淌著兩個民族的血，這陌生而親切的大地的一切都使她激動，她驚喜地發現這裏的人民對中國和她的人民寄予那麼深厚的感情，對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是那樣的關心。
兩個小時後，她和弟弟一起來到哈巴羅夫斯克。這個遠東的大城市，沿阿穆爾河排列它的建築群，從南到北，長達二十五公裏。整個市區綠樹成行，濃蔭匝地，鮮花盛開。高低錯落的俄羅斯古建築同現代化的多層大廈、街心公園和粗獷的大自然和諧地融為一體。弟弟家住在一套一百平方米的公寓裏，樓下有供居民小憩散步的公園。寓所的客廳和走廊都鋪著地毯，掛著壁毯。浴間有二十四小時不斷的熱水供應。這個城市的市民生活很富足，職工平均月收入三百盧布左右，百分之五十的家庭有小汽車，人均住房麵積十四多平方米。男女老少穿著入時。
令宋穎感觸很深的是，這裏對革命傳統教育相當重視。市區繁華廣場建有衛國戰爭紀念碑和社會主義建設英雄紀念牆，凡有貢獻的英烈及勞動英雄的名字都鐫刻在碑上。在市區任何地方，隻要見到胸前佩帶勳章的紅軍戰鬥英雄和勞動模範，人們都會舉手致意。城市和鄉村青年舉行婚禮時，也都願到烈士紀念碑前獻上一束鮮花，靜默三分鍾，以示幸福不忘先烈的功勳。
謝樹、宋穎一家以及其他和蘇聯有血緣關係、親屬關係的哈爾濱市民終於像走親戚一樣來往於中蘇之間了。我采訪他們的前一天，她的弟弟宋長林以翻譯身份陪哈巴羅夫斯克市長來哈爾濱訪問。他的名片是這樣寫的：“科·伊·托莫佐夫―蘇聯哈巴羅夫斯克市中國哈爾濱餐館主任。”這座餐館是哈爾濱和哈巴羅斯克這兩個城市第一家合資企業，也是中國和蘇聯的第一家合資企業。宋穎和妹妹―省歌舞團的編導宋秋菊是牽線人，她們的弟弟宋長林―托莫佐夫是再合適不過的業務負責人了。
去年十二月開業的哈爾濱餐館位於該市列寧大街左側，是由一座老式俄羅斯建築改建的。飯館的“吉祥居”和“如意居”兩個餐廳，完全是中國古典建築風格，雕梁畫棟，飛簷鬥棋，古色古香。內裝修也完全是由哈爾濱援建工人承擔的。宋長林在這裏主持，但主灶的十五名紅白案廚師，全是從哈爾濱挑選來的訓練有素、高等級的廚師。廚師長孟凡義以前是江南春飯店的一級紅案廚師，大勺一響，客來八方。還有白案廚師王緒江的神麵，在哈巴羅夫斯克堪稱一絕，他在電視台表演，成了當地收看率最高的節目。聽長林說，現在餐館聲名日盛，每逢周末，門前排長龍的人不下千餘眾，連遠隔八千公裏的莫斯科人也飛來了。那裏雖說也有一家中國餐館，但卻是蘇聯人經營的，已經完全串味兒了。宋長林不無炫耀地說，他的館店是正宗中國菜係，在蘇聯可稱“獨一處”。
謝樹說，等明年或後年，他也要到哈巴羅夫斯克去，不隻是為了品嚐弟弟的餐館風味，他要和夫人住一段時間，而且要寫一本書，是關於中蘇友好的。
我說，你有這方麵的生活，當然會比我寫得好。
3、一個混血兒的命運
·爸爸在黎明前死去
·他想起普希金的詩
·重建尼古拉教堂之夢
他輕輕地打開木色的卡利西亞牌波蘭鋼琴，兩手在膝蓋上摸了摸，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突然，他的手飛上鍵盤，重重地敲下去。
這雄壯的旋律轟然而起，如江河奔流，如瀑布飛濺。噢，這是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此刻，他完全沉浸在這回腸蕩氣的琴聲之中。隨著起伏的旋律，他深褐色的卷發在額前劃出一條條曲線。他的身體顫動著，他的心顫抖著，他深凹的眼窩裏分明汪著晶瑩的淚水。
伴著琴聲，他―胡亂，一個哈爾濱的中蘇混血青年給我唱了一曲神奇的命運交響曲，他的妻子袁小萍和女兒小月亮也坐在他的身旁。她們剛從蘇聯的布拉戈維申斯克探親歸來，身上還穿著俄式的衣裙。
那是一九五八年一個明媚的夏日。
隨著他胖乎乎的小手在鋼琴的鍵盤上調皮地劃過最後一串流水般的音響，少年宮劇場裏響起了潮水般的掌聲。
他走到台前，右手舉過頭頂，向觀眾致以少先隊員的敬禮。這時，他一眼看見了坐在觀眾席上的媽媽―尼古拉·烏沙娃，那位穿著淺藍色連衣裙的俄羅斯婦女。他好像聽媽媽對他說："OveHbxopowo！”（太好了，米沙！）米沙是媽媽給胡泓起的愛稱。
“快看呀，二毛子！”不知台下哪個孩子喊了起來引起觀眾席上的一陣哄笑。小胡泓在笑聲中跑下台，他哭了，淚水滴落在胸前的紅領巾上。少年宮的老師一再勸他，他還是放棄了下一個節目―小提琴獨奏《花兒與少年》，盡管他的小提琴水平高於鋼琴。
“媽媽，他們為什麼叫我二毛子？”
“米沙，你聽媽媽說，二毛子沒有什麼不好！”
媽媽告訴他，外祖父是俄國窮苦的鐵路工人，一八九六年他和妻子一起被沙俄驅趕到中國修中東鐵路。他們和來自中國山東、河北、遼寧和當地的中國勞工一樣，開山辟道，艱苦異常，吃住在荒山野嶺之間。他們在中國生了四個兒子和兩個女兒。鐵路修成了，俄國資本家通過鐵路瘋狂掠奪中國的資源和財富。可修中東鐵路中俄勞工卻越來越貧困。外祖父得了肺病，連自己的孩子也養活不起了。他和外祖母把媽媽送給一個姓申的朝鮮農民，把小姨送給了一個姓徐的朝鮮農民，把小舅送給一個姓吳的中國農民。外祖父在窮困和病痛中死去，他的遺骨埋在哈爾濱往牡丹江方向鐵路旁的一座無名的小山上。後來，媽媽、小姨和小舅都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媽媽是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一個護士，爸爸是東北抗口聯軍的營長。他們相識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一九四五年他們結合在綠色的軍營中，而他和兩個姐姐和一個弟弟是兩個偉大民族友好親善的結晶。
媽媽告訴他，爸爸是個從來不哭的男子漢，他是珠河縣（現尚誌縣）著名的抗日英雄胡大海的兒子。一九三七年二月，爺爺由於叛徒出賣，被日本鬼子殺害了，死後不讓收屍。十一歲的爸爸發誓要為父親報仇，他跟著奶奶邊要飯邊找抗聯。當了抗聯小戰士，每次打仗他總是端著輕機槍衝鋒。後來，他和媽媽一起參加遼沈戰役，在解放長春時當團參謀長，在戰鬥中負傷，至今腰裏還留著彈片．媽媽說，他在野戰醫院裏是重傷員，可從來沒掉過淚，喊過痛。
米沙不哭了，他樓著媽媽的脖子非讓她講爸爸的戰鬥故事。此刻，他多麼想立刻見到爸爸。這時爸爸正在遙遠的歐洲。解放後，這位解放軍團職幹部被黨送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習水電專業，畢業後又被送到蘇聯、波蘭、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等國家進行為期三年的學習考察。回國後，他在哈爾濱電機研究所當工程師，是我國自己培養的第一批電機專家。
胡泓忘不了，那是一九七0年一個嚴寒的春日。
“爸爸，爸爸！”他急切地呼喊著，一把推開門。媽媽倚臥在那架破鐵床上，身上蓋著舊毯子，零亂的白發披散在她滿是淚痕的臉上。他一眼看見桌子正中擺著的一個木製的盒子。上麵是一朵白色的紙花。
"啊，爸爸，爸爸！”他哭著撲上去，緊緊抱著那個盒子。他像男子漢一樣的慟哭，他感到大地在腳下搖動了，傾斜了，震撼了。“米沙，你可回來了！”媽媽也哭著和他抱在一起。
他是三月十六日在完達山下的兵團連隊接到家裏電報的。電文寫得很清楚：“父病故速歸。”可他不相信四十六歲的爸爸會死！這是使人難以接受的現實，老抗聯戰士、共產黨員、電機專家胡慶軒，死在我們自己的監獄裏！
他想起他和爸爸那最後的一別。那是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爸爸起得很早，讓媽媽裝好飯盒。本來研究所己經亂套了，可他每天還是按時上班。他穿上大衣要走了，又轉身回到胡泓的床前，把他叫醒，摸摸他的手，親親他的臉，告訴他：“外麵太亂，別出去，在家看書！”就在這天，爸爸被抓進監獄。兒乎同時被抓進監獄的還有省委副書記陳雷、副省長李延祿等一大批擔負重要職務的老抗聯戰士 ，他們的罪名是“蘇修特務”。
一九四〇年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抗日聯軍的一部分骨幹被迫撤退到蘇聯，在哈巴羅夫斯克七十五公裏處黑龍江畔的一片森林中紮下營盤，在蘇聯軍人的幫助下進行政治學習和軍事訓練，後來又成立了中國國際旅，抗聯將領周保中和李兆麟擔任旅長和政委，馮仲雲擔任政治部宣傳科長。他們跟隨解放東北的蘇聯紅軍打回黑龍江。胡慶軒雖然沒有去蘇聯，但他的首長都去了蘇聯，在蘇聯紅軍打過黑龍江時，他們做過接應，還為蘇聯紅軍當過向導和翻譯。
不難想象，這段曆史在“反修防修”年月將給他們帶來怎樣的災禍，特別是他還有一個俄國妻子。從此，陰雲籠罩著這個家庭。昨日相親的鄰裏，今天反目為仇，好像隻有打碎他家的門窗才能解除對修正主義的憤恨。好像凡是高鼻子卷頭發的人都是特務。胡泓和姐姐、弟弟嚇得不敢出屋。他們恨不得把自己的鼻子壓扁，把卷曲的褐色頭發剪光。媽媽一夜之間突然蒼老了，她轉著大披肩，整夜地坐在窗前，她說爸爸今晚能回來……
也就在這一年的冬天，胡亂穿著淺黃色的大衣，鑽進了北去的列車，來到黑龍江建設兵團。可是，他並沒有擺脫厄運，荒原的原始的勞動他並不懼怕。可怕的是他失去了應該得到的信任。他是一個藝術的精靈，十三歲時竟能把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從頭拉到尾，而不差一個音符。可現在他卻無緣登上連隊那用土坯堆起的舞台。他教的學生都上了團裏宣傳隊的“威虎山劇組”，可他還在山下邊，師裏要成立宣傳隊，他寫了一封長信毛遂自薦，這封信又轉到連長手裏。他遭到一頓臭訓：“你也不搬塊豆餅照照，自己是什麼貨色！”部隊文工團來招兵，他大顯身手．放下小提琴，又拉手風琴，接著又唱男高音，最後還交上一個劇本和一個舞台布景設計。可惜，胡亂和招兵的都是空歡一喜，他的“檔案”令人望而生畏。
他苦悶，多少次跑到連隊附近的白樺林橡野狼一樣嚎叫，仿徨；在歡度新年之夜，他竟頂著大煙泡在荒原上遊蕩……今天，他簡直絕望了，他抱著爸爸的骨灰盒哭啊，喊啊！仿佛要宣泄心中的一切憂怨和不平。
“孩子，不要哭了，你爸爸不喜歡你這個樣子！”媽媽因為爸爸的死，突然癱瘓一了，可她的心是堅強的。因為她曾經是一位革命軍人，她像高爾基筆下的母親，她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巴維爾。
琴聲，鏗鏘的琴聲，又飛出這間木製的俄式花園小房。這是貝多芬的《命運》。
歌聲，低沉的歌聲，又飛出這間木房雕花的窗口。“冰雪覆蓋著伏爾加河……”這是列寧最喜歡的《三套車》…
誰能想到，無情的命運之神，又把胡泓從北大荒擲到了海拔三千米的的青海高原。父親死後，他滯留在哈爾濱，頂起了破敗的家。生活的窘迫，使得他放下提琴和畫筆，拿起斧子、刨子以謀生計。起初，他給人家補鞋、磨刀、打洋鐵盒，後來又幹起木匠活。他幹起手藝活來，不比拉提琴遜色，這大概是那位技藝超群的老外公遺傳因子在起作用吧！下鄉前，他在電子儀器廠當臨時工時考取了五級木工。當時他才十六歲。為了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齡，他竟天天不洗臉，整天戴個破帽子。聽說刮臉長胡子，他一天刮兩次。
家境稍有改善，他又拿起了琴。他不信，憑自己藝壓群芳，憑自己在哈爾濱業餘文藝愛好者中的聲望，就考不上專業文藝團體？一次又一次的初試、複試，一次又一次精彩的表演，他總是過五關斬六將，可一到政審，他又總是“走麥城”。人家說，要當文藝兵，必須走後門。他坐火車跑到西安，去找一位在軍隊任高職，又走紅的親戚，可人家不願理睬他。在那個時候誰還敢認有蘇聯血統的親戚！他又自報家門地跑到蘭州空軍文工團，不要任何待遇地當了一陣子“臨時工”，這下子感動了上帝。文工團派出幹部三闖關東，到兵團調他，可都碰了壁。第四次，胡泓和部隊的同誌一起來到了兵團，還請軍方的一位要員寫了信，可團裏管章的還是不開麵兒。胡泓絕望地哭了，揪心的哭聲終於打動了人家的惻隱之心。他總算摘下了“知青”這頂不知是光榮還是恥辱的帽子。
胡泓雄心勃勃要大幹一番。連著寫了兒個劇本，人們卻看中了他的高個頭，寬肩膀和一手好木匠活，於是他成了舞台美工。他仍然幹得很來勁。那是“黃鍾毀棄，瓦釜雷鳴”的時代。不知德彪西怎麼得罪了江青之流，上海的“左派”報紙批起了“無標題音樂”。胡泓義憤填膺，拿出要為兄弟兩肋插刀的勁頭，為他崇拜的音樂大師當“辯護律師”……同時他還十分狂妄地說：“中國應當有貝多芬，有莎士比亞，鄙人要當中國的貝多芬和莎士比亞！”還有相當“過激”的話：“不是說百花齊放嗎，怎麼隻有八朵！”於是他被光榮地派到連隊， 一長期深入生活―來到了這青海高原的高炮連。時間不算短，連著在高原上兩年沒人理睬他；生活也倒相當豐富，饅頭蒸不熟，白水每天分半碗，白天端槍站大崗，晚上打撲克談女人。為了不辜負上級的期望，他不停地寫，什麼高原戰士的風情，可愛的藏族老阿爸……幾十萬字的稿子寫出來了，可找不到讀者，隻配摞起來當枕頭。
有 一天。他心血來潮地給戰友們朗誦詩：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憂鬱，也不要憤概！／不順心的時候暫且容忍；／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就會到來。
“這是誰寫的？”一個小夥子問。
“普希金。”胡泓答。
啊，肯定是個老毛子，是你舅吧！”
大家笑了。胡泓眼裏卻閃著淚。
一九七六年中國發生了曆史性的轉折，胡泓複員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仿佛浪跡天涯的遊子回到寧靜的港灣。一下火車，望著這親切又生疏的一片建築，他竟淚水蒙蒙。他看到了火車站前的蘇聯紅軍紀念碑前有人清掃過，並擺放了花圈。
這座美麗的城市並沒有對他這多情的兒子表示出熱情。他想到文藝團體去重操舊業，可那裏容不得一個青海高原的大兵。在區文化館當了兒個月又編又導又演又唱的臨時工，可終於被有門子的人擠掉了，盡管那個人連簡譜都不識。後來，他被安置到南崗區醫院，倒也心安理得，分配他當X光醫生。這個工作清閑自在。來了病人，他穿上鉛背心，關掉燈，透過熒光屏，探視任何一個人的五髒六腑。燈亮了，病人走了．他可以看書，和同事們談他感興趣的問題。總算有了可以掙錢吃飯的看家本領。
生活平靜如水，他和別人一樣成了家。妻子是醫院的護士，她對他好，他認為她可親，他們很快就結合了，又很快有了女兒。奶奶給她起名叫Bepa（維拉），俄語的意思是信心、信念。而他卻願意稱維拉的諧音“月亮”，因為他喜歡月亮的皎潔、清高。他深深地愛著有一雙明亮的眼睛，三歲就開始跟他學琴的小女兒―小月亮。
也許是媽媽的死，打破了他平靜的生活，這位和中國人民一起飽經憂患的俄羅斯婦女，在人民開始了嶄新的生活時，卻悄然離去了。媽媽的晚年是在讀書中度過的。她讀格林的童話，讀托爾斯泰的小說，而她最喜歡高爾基。媽媽臨終時說的話是：“米沙，給我念念《海燕》吧！”
．也許是改革的大潮，把他衝出了寧靜的港灣。翻開報紙，打開電視，到處是催人奮進的消息。改革家紛紛登場，演出一幕幕威武壯麗的活劇。他有一種預感：我們到了人盡其才的時代。他終於按捺不住了，強烈的表現欲使他脫穎而出。從石縫裏鑽出的小草，也要開出奇花，放出異彩，他要讓人們重新認識大寫米沙的價值。他把突破口選在文學，他的處女作《黑雪地》被《青春》雜誌登載在顯要位置，這是一篇描寫勞改釋放人員奇特愛情的故事，歌頌被壓抑的人性。而第二篇是描寫當代青年愛情生活的，其中也有他自己的影子。《你自己尋找太陽》，小說的題目好像是胡泓的宣言一一他自己要去尋找太陽。
這一年的十月，胡亂出乎意料地脫掉白大褂，辭去了醫生的職務。有人說，他要去當大經理，也有人說，他要去當專業作家。令所有人吃驚和失望―他竟辦了一個個體家具店。資金是借來的，七百元買了一台電刨子和一把小電鋸；生產場地是借人家的一個破棚子。他既是店主又是工人，整天穿一身破工作服，頭發上粘著刨花和鋸末，手上的血泡變成了厚厚的老繭。
一天，哈爾濱最大的商場秋林公司一向乏人問津的家具部，突然人頭攢動，眼前這一套家具令人歎為觀止。這是一套歐式家具，式樣占樸華貴，顏色濃重高雅，最精彩的是家具表麵上刻工相當精細的浮雕。酒櫃上刻的是一個窈窕少女坐在椰樹下吹笛，左右兩邊是展翅欲飛的小天使，梳妝台上刻的是個拉提琴的風流瀟灑的男士，旁邊是兩個彈豎琴的侍者。聽說這套家具的製造家是個“二毛子”，更增加了它的魅力。一千八百元的要價並沒有嚇走鑒賞家，交款處排起長隊，售貨員隻好宣布讓人掃興的消息：這套家具在運往商店的一路上，就被人定了貨。此刻，在人群中一位穿紅格花呢西裝、卷頭發的小夥子臉上露出一絲微笑。他為找到知音而高興。他就是這套家具的設計和製造者胡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