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是創作的反饋。當青春的詩群像一條潛在的暗河在地下奔流時，就已引起謝冕密切的關注（《青年—一屬於未來的詩》）。當他們被視為異端，隻能靠油印刊物交流傳閱時，謝冕為青年詩人請命，呼喚著“寬容和慈愛”（《新詩的進步》）。他寫下了後來被稱為“崛起論”的一批文章。在激烈的辯駁中，很難避免立論時有偏頗，隻要不糾纏於枝節，應當承認，謝冕基本上把握住了這次詩歌運動的本質。
時代給予謝冕以及新詩潮派以最慈惠的光輝。他們是有幸的，生逢“昌明盛世”。經過痛苦的挫折，黨更成熟、有力。撫摸著曆史誤會造成的“擦痕”，謝冕再次揚起探索的風帆。《斷裂與傾斜，蛻變期的投影》，《極限與選擇；曆史沉積的導向》等關於論新詩潮的文章，從理論和曆史的高度總結變著青年一代的創造。這是“崛起論”的係統與深化。
晨星寥落的黎明已然過去，青春的生命彙聚成狂飆飛向遙遠的海天。
江河·支柱
謝冕的詩評被譽為澎湃的江河，它是發自心田的沸泉，同時又有著史的深邃。他評詩論人，擅長站在史的長河中觀察思考。當詩壇正驚異於“崛起”詩群的“古怪”和“朦脆”時，謝冕卻憑借著深厚的積累，以批評家特有的聰慧敏銳指出，新詩潮派與五四新詩開拓期之間的淵源關係。並大膽預言詩歌開放時代的到來。
這種史論色彩，特別表現在那些著重闡發曆史現象的論述。新詩已走過半個多世紀的曆程。總結這段曆史的文章，不可勝數。謝冕探尋抽繹，卻能擺脫開笨拙的匠氣，還曆史以清新活力，關鍵在於這回顧是為了戰鬥。埋頭書齋的寧靜學者生涯與謝冕無緣，他甘願打起背包與新詩一起千辛萬苦地跋涉。尋根溯源，正是為了未來。《論中國新詩傳統》洋洋兩萬餘字，攜同讀者三次巡視浩瀚長河。從胡適到“難忘的1979年”，曆數中國新詩的三大傳統：詩體的不斷更新創造，豐富多彩的藝術個性以及戰鬥的精神。目的是為了支持新詩的探索。
謝冕始終把新詩看成是一條流動發展的河流。在他的觀念中，現代詩與當代詩之間不存在壁壘森嚴的鴻溝。他熟知兩個階段的情況，跳躍穿插，前後照應，得心應手。植根於史的土壤，論斷便堅實，所以常能發人所未見。《曆史的沉思》正如付標題所揭示的，是對“建國30年詩歌創作的回顧”。文章重點談當代詩歌發展史，開篇卻追述了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袁水拍的《馬凡陀山歌》；介紹何其芳，則把《我們最偉大的節日》與《夜歌與白天的歌》並舉，論郭沫若，則《新華頌》與《女神》互見。現代、當代，融彙貫通，相輔相承，由此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係列。
評論個性的形成，總是伴隨著理論的成熟與突破。謝冕詩評的理論內核是什麼？中國文藝界50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理論支柱必然是馬克思主義美學。時代所提供的理論素養、思想材料決定了這一點。謝冕當然也不例外。這是有史以來最為科學的理論體係。西方新批評方法的引進，隻會豐富它，決不可能取而代之。迄今為止，謝冕一直憑借這一理論武器思考人與現實的審美關係，探討詩歌的美學特征。他寧願拋棄流行哲學的玄奧、艱澀，從曆史的洪荒中走來，用“真善美”支撐起自己的詩論構架。他憎惡虛偽做作，追求真情實感，讚美富有生氣的創造，肯定詩的戰鬥意義。麵對理論界開放引進的潮流，他自己曾不無困惑地談到：“作為一個文學評論工作者，我感到一種力不從心的困窘，我們熟悉的那一套評論模式，有的已不夠用，有的是不適用了。”（《創作多樣化，評論怎麼辦——記作家、評論家的一次專題對話》，載《文學評論》1984年5期。）這可以理解為是對新思想信息的迫切需求以及對藝術教條主義的挑戰。但是，我們不能要求一位評論家掌握所有流派的方法，更不應要求他在有生之年窮盡一切領域。謝冕所得出的一切有價值的發現，都應當看成是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勝利和複歸。唯此他的詩評，才能與五四科學民主傳統一脈相承，表現出深刻的批判力量和可貴的探索勇氣。請再讀一遍《在新的崛起麵前》吧，這篇六年前寫下的短文激起的大波至今尚未平息。平心而論，它的基本觀點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