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城北
《京劇架子花與中國文化》一書終於脫稿，總算深深喘了口氣。
籌備寫這部書的時間，是在1989年春天。當時，我剛剛完成了《梅蘭芳與20世紀》這部學術著作，身心都覺疲憊，需要換一個題目和換一種寫作方式調劑一下。於是，想約一位老演員合作一本對話錄，因為在此之前，我看過“一王”（王朝聞與王傳凇）之間的對話錄。
找誰合作呢？當然出不了京劇演員。於是視野之中，中年的，老年的，比比皆是。我想，還是先別考慮地位、影響、名聲，而應當從藝術本體出發，看看誰最能談出些“真格的”，再決定約誰合作。從行當的角度講，有的青衣、銅錘演員盡管造詣很深，但是唱腔方麵的奧秘，用單純的文字很難描述清楚。似乎，隻有架子花、花旦和做派老生，比較適合用“文字”講話。這當中的“人物”也很不少，我又該找誰呢？比較了一番，似乎袁世海先生最為理想，因為他是“富連成”科班有影響的名伶中碩果僅存的一位；因為我與他有過比較密切的接觸，因為他很善於談話；也因為他上了一些年紀，比較地有空閑。
我把此書的內容框架、寫作程序、以及發表和出版的設想（甚至一切有關的問題）都設計安排得比較細致嚴密了，然後去找袁先生，和盤托出，一拍即合。
約定了這樣工作：由我事先確定內容框架，通過談話，從袁先生那裏獲得自己所不知道的東西，然後填充進框架之中；同時，袁先生的談話也常常能完善和豐富框架，我便隨談、隨寫，隨時修補框架。具體做法分為四步：談、理、寫、改。談，是每周兩次我騎車到袁先生家中“談話”，筆錄，更重要是心錄，有目的地尋求，有目的地填充，有目的地完善。理，是談過之後，我要根據寫書的要求將之“打散”，分別填入應該占據的位置，然後在袁先生談話的部分，要模仿（有時甚至是創造）他的聲口，用他的事實，來闡明他的觀點。寫，是圍繞一個（個）題目，讓兩個人像擰麻花般地說將起來，你來我往，我來你往，要像真有那麼一次（次）談話似的，要造出談話的現場氣氛，甚至，有時要“製造”一點即興的趣味性語言和想象中的動作。改，是我把從電子打字機中印出來的一份文稿，拿給袁先生，留在他那裏。請他就自己那一部分的聲口、事實和觀點，盡情地“橫挑鼻子豎挑眼”。等我去取時，袁先生告訴我為什麼他做了那些改動，同時請我在通盤修改時，隻是參照一下他的修改即可，不必全盤照搬。我把袁先生的修改拿回家，把他的修改放在全書的大環境之中衡量對照，隻要不“傷氣”，我就盡量保留他的修改並做文字潤飾，我從軟盤中“提”出原來的文稿，在軟盤上操作；待完成後重新輸入，定稿。並印一份兒，寄有關的戲劇刊物先行發表。
“談、理、寫、改”的流程進行順利，幾乎每一章都先行發表，反響不錯。
回想起來，我們在構思、寫作和修改中，注意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宏觀與微觀。自改革開放以來，年輕一代的學人喜歡做宏觀比較，高屋建瓴，洋洋灑灑，立論大膽，思路開闊。但是也有“不著邊際”的缺點，使具體崗位上的工作者無所適從。當然，那種光憑大話嚇人的文風起了反麵作用。我想，好文章總是要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袁先生與我的合作，就決定了這本書的風格，就是要在宏觀和微觀之間扯來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