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仲淹在他的名作《嶽陽樓記》中有這樣兩句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建立並闡明了古代誌士仁人的憂樂觀，從而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為中國後生的座右銘。朱熹在《名臣言錄》中也有這樣的佳句：“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何謂初節與晚節，我的理解，初節即青年時代的節操，晚節即晚年時期的節操。在共產黨員的隊伍裏，入黨宣誓時，每個人恐怕都是高舉著拳頭，慷慨激昂地聲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
老革命是典範，老年人是財富，這是人們的認同。但在商品大潮的衝擊下，在形形色色的誘惑中，老年人的隊伍裏是不是也可以產生蛀蟲呢？遠的不說，北京市委原書記陳希同、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克傑，都是在過了60歲往70歲奔的路上“翻船”的，他們當時雖然在職，但從年齡上已經走進了老年人的序列，按說，他們已經到了這個歲數，又有那麼長的工作資曆和很高的生活待遇，也就是說，一生中該得到的都得到了，他們的日子比黎民百姓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不應該再為“五鬥米折腰”了，但他們還是有了一個極其不光彩的結局。
談到這兒，鄒本興抑製不住地說：“錢這東西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我就不明白，老年人要那麼多錢幹什麼？共產黨給我們的錢，足夠花的了。”
鄒本興的話又引起了我的許多聯想。
鄒本興、孫樹和、陳丕海、孫寶太、程新喜，幾個老同誌起初聯合創辦冀聯醫學院的時候，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第九個年頭，人們還天真地把“萬元戶”稱做“大款”。也就是說，當時中國真正有錢的人不是很多，靠拿工資養家糊口的老幹部們更富餘不到哪兒去，在這個時候，要聯合創辦一所民辦大學，即使想賺些錢，改變一下生活條件，恐怕也不為過，但老同誌們誰也沒這種動機，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發揮餘熱，為民造福，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排遺寂寞之苦。學校辦起來了，而且辦得很紅火，他們首先想到的不是每個人該分多少錢，而是不住地擴大規模，使學校滾動發展。老同誌們真的不需要錢嗎？他們真的視金錢如糞土嗎？回答是否定的，這幾個老同誌的家，我差不多都去過，跟現代化的家庭標準相距甚遠。尤其是鄒本興家，上有90多歲癱瘓在床的老嶽母，下有剛上學的小孫子，老伴為失去兒子神經失常，兒女們也不太富餘，這樣一個家庭與他為國家創造積累的6000多萬元的財富極不相稱。但他心甘情願。
貧窮起盜心，富貴思淫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已基本得到了解決，並且有相當一部分地區的人民已經過上了小康生活，中國正在與“貧窮”告別，也就是說為貧窮而起盜心之人的數量逐步減少，即使是在貧困潦倒的年代裏，也有“冤死不告狀，窮死不做賊”的家訓流傳。而當人們告別貧窮走向富足之後，有些人對於那些家教古訓就不那麼扼守遵從，甚至不屑一顧置若罔聞了，追名逐利，貪圖享受，花天酒地，紙醉金迷，認為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已經進入老年人序列裏的個別高級幹部也在昏昏然中加入了腐化墮落的隊伍，自己認為，戰爭年代掖著腦袋南征北戰東拚西殺，和平年代也勒緊腰帶過了些年頭的苦日子，好不容易熬到改革開放，趁著在職在位，不撈白不撈，撈夠了自己養老的，再為兒女們撈，為親戚朋友們撈，不僅撈錢撈物，還要撈女人。成克傑、陳希同、胡長清等等，大部分都栽在女人身上，他們認為，自己“革命”一輩子，為了名聲地位，結發妻子不好換，而守著“糟糠”之妻過一輩子又覺得太虧，幹脆添個“小蜜”，養個“二奶”，也算沒白活到今天。金錢、美女，使個別老同誌失去了晚節。
中國人信奉這句話：酒色財氣，乃人生四大忌也。
應該說，絕大多數老同誌，把晚節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是老同誌們的人生信條；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是老同誌們忠貞不渝的抱負；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是老同誌們永恒的人生追求。
鄒本興對我說：“老同誌的路不多了，所以，走好每一步，就更為重要，因為老同誌，再也經受不住磕絆和閃失了。”
鄒本興的話，讓我受益，也讓我自醒。
“老年，這是假象……以年月計算的時間，決不是衡量我們日子的尺度”
夕陽西下，落日餘暉。我和鄒本興漫步輕腳在“冀聯”門前的林陰小道。
夕陽把“冀聯”塗上一層橘紅色的油彩，學校裏鱗次櫛比的樓房在逆光中變成油畫效果，呈現出莊嚴與凝重，學生們成群成夥，或琅琅讀書，或追逐嬉戲，或促膝交談，或體育健身，夕陽把他們雕塑成參差不齊的剪影，活潑的學子與凝重的校園，形成了動靜結合的夕陽風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