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這十幾萬的文字，我感到從沒有過的疲憊，就這個活兒的重量本身，不至於讓我叫苦連天，何況自己每天搗鼓的就是文字，但這種從內心裏滲透出的疲憊是從沒有過的。
從1月份接受任務，與北京記者團一同到“冀聯”采訪，到十月底完成初稿，10個月的時間寫了十幾萬字，可見我的文字效率之低（盡管這期間還完成了兩個中篇小說的創作）。即便是這樣，我仍然感到很累。在這之前，雖然也寫過一些所謂的報告文學，但都是些萬兒八千字的，采訪一兩次，再找些參考資料，東西也就拚湊出來了，寫完如釋重負地歎口氣，再也不顧及它了。但這次，麵對我所要完成的任務和要采訪的對象，我無論如何也不能采取這種態度，我必須把我全部的心思都用在這裏，必須不厭其煩地去刨根問底，弄清一切事由的來龍去脈，哪怕是一個細節的真實，同時，我還要翻一些醫學、教育學、老年理論學等方麵的資料，急用先學也好，立竿見影也罷，總之，要往書裏塞些裝門麵的東西，不然，這本單薄的書會更加“單薄”。我之所以急功近利地這樣做，主要是我麵對的采訪對象及他的事業包容並覆蓋了這些層麵，我在操作中，哪怕是丁點兒的投機取巧和不經意間的偷工減料，都會給我的心裏造成長久的不踏實。
盡管我如此的謹小慎微，但不論是在采訪過程中，還是在初稿完成後的審閱時，我與鄒本興之間，還是經過了幾個“回合”的磨合。
10月底，我懷揣著初稿，第六次抵達石家莊，接受鄒本興的審查。這次鄒本興在學校裏不算忙，但又趕上家裏修房子，白天幾乎沒時間看稿子。我把稿子給了他．不好問他什麼時間能看完，隻是婉轉地告訴他，書今年要印出來。鄒本興答應說，一個禮拜後跟我交換意見，我說我就在石家莊等了。
一個禮拜的時間不算長，但對我來說，卻不大好熬。從北京帶來的兩本小說都看完了，我又上街隨便買了一本，平時，不敢出門，怕鄒本興打來電話，或到招待所來找我，但又不敢催，因為我給他的時間本身不算富餘。但我賴在石家莊不走，不催也是催，而我心裏有底的是，鄒本興是個急脾氣，更是個守信用的人。
果然，在第七天頭兒上，鄒本興主動來找我，坐定之後，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想跟你商量商量，這本書能不能兩年以後再出，兩年之後，我還會有很多的素材告訴你。”我問他：“為什麼要等兩年以後再出？”他笑了笑說：“我認為，截止到目前為止，‘冀聯’已經宣傳得差不多了，該告一段落了，現在需要等一等，看看‘冀聯’是否能經受得住考驗。另外，我還有許多想法沒有實現，比如‘一二三四工程’，比如附屬醫院和兩個研究所的正常運轉等等……”最後，他又一語道破天機，說有好多典型先是宣傳得很火，後來慢慢就垮下來了，比如，全國十大優秀企業家，有幾個經受得住考驗的？
，盡管我有一定的思想準備，還是讓鄒本興給弄懵了，我是讓他來審查稿子的，而不是來確定選題的，現在不是能不能寫，而是寫得怎麼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