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寫文章，好立大題目，擺大架子，氣字軒昂，自有他好的一方麵，但也有名不副實的一方麵。後來逐漸知道紮實、委婉，但熱力也有所消失。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我算正式參加了抗日工作。那時冀中區成立一個統一戰線的組織，叫人民武裝自衛會。呂正操同誌主持了成立大會，由史立德任主任，我當了宣傳部長。會後，我和幾個同誌到北線蠡縣、高陽、河間去組織分會，和新被提拔的在那些縣裏擔任縣政指導員的同誌們打交道。這個會，我記得不久就為抗聯所代替，七八月間，我就到設在深縣的抗戰學院去教書了。
這個學院由楊秀峰同誌當院長，分民運、軍事兩院，共辦了兩期。第一期，我在民運院教抗戰文藝。第二期，在軍事院教中國近代革命史。
民運院差幣多網羅了冀中平原上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從高小生到大學教授。它設在深縣中學裏，以軍事訓練為主，教員都稱為“教官”。在操場，搭了一個大席棚，可容五百人。橫排一條條杉木，就是學生的座位。中間豎立一麵小黑板，我就站在那裏講課。這樣大的場麵，我要大聲喊叫，而一堂課是三個小時。
我沒有講義，每次上課前，寫一個簡單的提綱。每周講兩次。三個月的時間，我主要講了：抗戰文藝的理論與實際，文學概論和文藝思潮；革命文藝作品介紹，著重講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不管我怎樣想把文藝和抗戰聯係起來，這些文藝理論上的東西，無論如何，還是和操場上的實彈射擊，衝鋒刺殺，投手榴彈，很不相稱。
和我同住一屋的王曉樓，講授哲學，他也感到這個問題。我們共同教了三個月的書以後，學員們給他的代號是“矛盾”，而賦予我的是“典型”，因為我們口頭上經常掛著這兩個名詞。
楊院長叫我給學院寫一個校歌歌詞，我應命了，由一位音樂教官譜曲。現在是連歌詞也忘記了，經過時間的考驗，詞和曲都沒有生命力。
去文習武，成績也不佳。深縣駐軍首長，贈給王曉樓一匹又矮又小的青馬，他沒有馬夫，每天自己喂飲它。
有一天，他約我去秋郊試馬。在學院附近的莊稼大道上，他先跑了一趟。然後，他牽馬墜鐙，叫我上去。馬固然跑得不是樣子，我這個騎士，也實在不行，息是坐不穩，惹得圍觀的男女學生拍手大笑，高呼“典型”。
在八年抗日戰爭和以後的解放戰爭期間，因為職務和級別，我始終也沒有機會得到一匹馬。我也不羨慕騎馬的人，在不能稱為千山萬水，也有千水百山的征途上，我練出了兩條腿走路的功夫，多麼黑的天，多麼崎嶇的路，我也很少跌跤。
曉樓已經作古，我是很懷念他的，他是深澤人。陰曆臘月，敵人從四麵蠶食冀中，不久就占領了深縣城。學院分散，我帶領了一個劇團，到鄉下演出，就叫流動劇團。我們現編現演，常常掛上幕布，就發現敵情，把幕拆下，又到別村去演。演員穿著服裝，帶著化裝轉移，是常有的事。這個劇團，活動時間雖不長，但它的基本演員，建國後，很多人成為名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