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奠邊府之行（再續）
臨近中午，雨過雲開，黎東輝顯得有些困倦，正好縣主席請我們去吃酒，我婉言謝絕後，黎東輝獨自去了，他們需要一個單獨見麵的機會敘舊，我們相約晚上再談。
下午，張科長去高炮團找幾個同鄉閑聊，我則翻開孫洪林的回憶錄初稿，在有了實感之後，重新再看，感受就大不相同。這裏用得上毛主席的一段語錄：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隻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隻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
孫洪林的回憶比較幹巴，概括力卻很強，他寫道：戰役第二階段，在攻擊A1、C1據點過程中，法軍拚死命反撲，戰鬥處在膠著狀態，雙方傷亡都很嚴重。中央軍委根據軍事顧問團的戰情報告，從赴朝的人民誌願軍中緊急選調工兵專家奔赴奠邊府前線，幫助越南人民軍進行坑道作業，按照中國的攻堅作戰經驗，挖掘暗壕通向A1據點的坑道，準備用炸藥，把法軍的永久性工事連同士兵一同炸毀。這是減少傷亡的最佳方法。
軍事顧問團根據中央軍委的六項指示，結合戰場實際情況，進行戰鬥總結，改進作戰指揮；對傷亡大的部隊補充兵員；改造已占領陣地，修通各部隊之間的交通壕；開展冷槍冷炮的狙擊活動；展開宣傳攻勢，主要是瓦解法軍的外籍士兵。時有偽軍和黑人士兵投降。
到4月下旬，我軍已攻占了半個機場，並將敵人集團據點分割開來，敵人空投困難，許多物資落在人民軍陣地上。
如果遇到連日暴雨，陣地一片泥濘，壕溝均成澤國，法軍又怕我狙擊手冷槍射殺，整天蹲在潮濕的地下室裏，傷員無法運走，也無醫院可容，真是苦不堪言。
美國為了挽救法軍的危局，緊急援助法軍100架戰鬥轟炸機，50架運輸機和配有飛行員的C一119型運輸機，這等於給法軍打了一針強心劑，河內法軍便利用戰鬥轟炸機對人民軍的陣地、交通和後勤運輸狂轟濫炸，造成了人民軍的嚴重困難。
部隊傷亡很大，長期露營，體力消耗過多，病員劇增。許多中下級幹部的右傾情緒漸漸抬頭。我和黎東輝都深入塹壕，鼓勵士兵們咬緊牙關，這是一場雙方較勁的拔河，看誰能堅持到最後，我們困難，敵人比我們更困難。……
從後來的西方報刊，可以看到記者們比較客觀地描繪了當時雙方的某些情景：4月間的殘酷流血，使雙方都難忍受，雙方傷員奇多。據說，越盟這支減少到大約隻有4萬人的隊伍裏隻有幾個醫生，武元甲被迫停止了攻擊。他們用中國抗戰時期地道戰的辦法改變了原來的攻擊戰術，組織了數萬部隊和民工向奠邊府的核心工事挖掘，日夜苦幹，據說已經挖了數百公裏長的戰壕網。法國空軍從上空可以看出這些深溝快速地向前延伸。河內的納瓦爾司令部電詢德·卡斯特利上校，要不要給他們空投一批聲音探測器，得到的回答是：“我們已經聽得見他們挖溝的聲音，最好是多投些炸彈！”
法軍依然頑強地固守著幾處低山：比亞爾少校用非常奇特的數字來描述戰鬥的激烈進程：“我們營800人，從第一次機降開始就變成了’700人；然後是600人、400人、300人、180人。我想，最後能剩下80人，我就要感激上帝的憐憫了！”
全世界的各大報刊都以頭條新聞報導奠邊府的消息，好像在報導兩個世界的最後決戰。
美國的《時代》雜誌寫道：
“巴黎在春意盎然裏鮮花散發著馥鬱的濃香，然而，市民的氣氛卻跟6000英裏之外的那條戰火紛飛的山穀，同樣籠罩在悲慘的陰影裏。”
法國的《費加羅報》卻沒有《時代》周刊那樣安閑的幽默感，它的描寫是淒慘的：
“奠邊府已經處在絕望的邊緣，生存環境已經臨近忍耐的極限，傷員躺在塹壕裏呻吟著等待醫治，在美國運輸機投下的軍需物資中，卻缺少藥品和水！由於越盟高射炮的威脅，運輸機不敢低飛，高空投擲，大部分落進越盟手中。穿過奠邊府的楠雲河已被浮屍填滿，水源斷絕，用過濾器一點一滴過濾的水，隻能給那些幹渴得近於昏迷的人。……”
在軍事上的慘敗之後，接著是政治上的痛苦。在1954年4月26日召開的由蘇、美、英、法、中五國及有關國家代表參加的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共產黨的代表帶著得意的微笑而來，”西方記者報道說，“他們大談特談和平。而一位美國代表卻怒不可遏地對記者說：‘他們來到這裏，口談和平，麵帶虔誠，兩手卻滴著鮮血！’而法國代表卻麵帶淒愴，滿腹苦水，卻無法傾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