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很快就發現有兩個出乎意外的景象：
第一，吳氏兄弟的猝死使美國極為震驚的同時，西貢並沒有震驚，而是到處洋溢著喜慶的氣氛，一個獨裁者的死使市民們興高采烈，而美國大使館的人員備受西貢各階層的人士歡迎，他們舉著五彩繽紛的旗幟，在美國大使館前歡呼，好像美國人為他們除掉了一個禍害！
第二，華盛頓別無選擇，隻好承認了新的南越政府——以楊文明將軍、黎文金將軍和政變聯絡人陳文同將軍為首的軍人政府，而市民的歡呼聲和這屆軍政府隻延續了3個月，在以後的20個月裏，政府變換了10屆，將軍們既沒有共同的目標，更沒有共同的信仰，今天你推翻我，明天他推翻你。原來想改變得好一些的企望，今天隨著政變都分崩離析了。
1964年的形勢急轉直下，越共通過胡誌明小道向南方大量地派遣正規部隊而不是像從前那樣慢慢滲透。那時，華盛頓曾悲觀地估計，1965年越共將贏得這場戰爭。
可是，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總統被刺身亡，副總統林登·約翰遜匆忙宣誓就任美國36屆總統，這個異常固執的得克薩斯人，繼承了總統寶座的同時，也繼承了兩次暗殺（指吳庭豔和肯尼迪）造成的混亂，以他頑強的性格，沒有從越南的悲劇中後退，而是毅然地選擇了戰爭。
就在這時，我們小說中的黎文英從胡誌明小道進入南方；而威廉·安德森則在西點軍校寬大敞亮的閱覽室裏構想他的《論特種戰爭》。
（三）河內之行
第二天上午8時，黎東輝、張科長和我去奠邊府的南分區洪棍訪問，下午4時回到高炮團駐地。得知這天上午，駐守奠邊府的140高炮部隊戰士圍鬥蘇聯授越專家的事情。
外事無小事，這是可以釀成大事件的事故。正值中、蘇關係日趨緊張和中、蘇、越三方關係非常複雜微妙之時，就顯得特別嚴重。這事立即震動了奠邊縣、萊州省和外事處的同誌，分別到我高炮團指揮部和六支隊交涉，而且提到了嚴重違反了越南的主權的高度。
顯然，我們的戰士受了國內“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反帝必反修，對蘇修大鼻子恨之入骨，一見麵就怒不可遏，這個所謂的蘇修地質專家胸前掛著望遠鏡，竟然到我們的高炮陣地上來參觀，是可忍孰不可忍？國內紅衛兵北上反蘇修，南下反美帝。要見都見不上，今天，竟然敢到我們高炮陣地來，以參觀奠邊府A1高地為借口來窺探我們的軍事機密，自然是不能放過他！
在戰士眼裏，他不但是蘇修分子，而且還是個擅入我高炮陣地的特務，自然要把他扣留，要扣留自然要攔車，不但不停反而撞了我們，我們當然要開槍示警，我要扭住你送到上級機關加以處理，你不但不服反而掙紮格鬥。到底誰打了誰？A1高地當然是越南的土地，可是，A1高地也是我們的高炮陣地，難道能允許蘇修特務任意來去嗎？
這就是我們戰士的理由，至於那個蘇聯專家的真正身份和來奠邊府參觀的真正目的誰能弄清呢？
高炮團的同誌已經處在煩亂緊張之中，不管理由是否充分，畢竟是一次開槍、圍鬥外國人的國際事件。我們三個客人都無法表示意見，在高炮團的同誌已經沒有心緒他顧的情況下，我們隻能說按計劃已經完成了訪問任務，在誠摯感謝主人熱情照顧之後，回C支隊去。
但我們一直關心著這個事件的處理結果。……
4月27日，我們從奠邊府返回，張科長不知是事先預謀還是忽發奇想，他在後座上低聲問我要不要繞個彎到河內去一趟，去看看胡誌明主席向全世界宣讀《獨立宣言》的巴亭廣場。我深知河內是越南的古城，曆史悠久，早已心向往之，隻是擔心一輛軍車能不能隨意出進河內，會不會惹出某種涉外的麻煩來。坐在前座的黎東輝似乎了解了我的蜘躕，我扭過頭來說：“張科長的主意不錯，咱們到河內繞一圈費不了半天時間，有我給你們當向導，絕不會迷路！”